我最想表达的意思是:诗人对诗歌的修正首先是诗人自我的修正;诗人对诗歌的认识首先是自我的认识;诗人诗性的回归首先是诗人道德的回归。如果诗在人间,诗人与大家必定共饮一口井水。
——作者题记
先说诗歌的自我“修正”。
修正者,修改正确,使完美也;又曰,篡改。如我们说某个向上生长着的事物需要修正,意思大抵不外乎是它的本体失之于“正确”或者思想有“出墙”的危险了,于此,有必要对它予以修改。
把修正一词提出来,用于修正今天的诗歌,并由此上溯至近二十年来的发生发展过程,不是一件不置可否的事情,而应是必须进行的事实。修正的内容至少包括这样二个方面:其一是诗人提供给读者文本的修正;其二是诗人对自我的修正。
文本的修正,可以追索至新诗文本自引进以来我们篡改、遗漏的部份,当然这不是谁的过错——因为,相对于诗歌这个独特的文学式样,最高语言艺术,(请允许我这样言说)译的过程就是篡改原作、将精华遗失的过程。就汉诗为例,诗经以降直逼唐宋元明清,没见得那一个诗歌译本能达到原创的艺术水平,甚至同样是明白如话的白话诗,而且无论是汉古体诗还是近体诗,登峰造极的作品,一经译者之手,除了给读者通读之便外,原创风貌与它的精气神尽失,遑论意境或者其它了。试想,“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可以译得来的吗?这个认识,只要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认可。藉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想见,中国新诗这个外来文本,自“五。四”时期伊始,新诗人们在取得砸碎传统格律的镣铐胜利,以及分行折迭的形式后,还得到了什么?当然,有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新诗人们没有忘却它们是在试偿,在试偿中完成重构的梦想,并因此为我们留下不少重构的经典。但是什么原因,它们的吟唱在后来直至于今的我们而中断了?没见得有谁去拷问过?谁再去潜心研究过,作为一门艺术去探索它生存、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也许是难度太大吧,我姑且这样认为。
由汉诗译文本我们自然要联想到外国诗译文本。就我为例,书架上外国名诗人的中译本不下数十家,有一个感觉:这些本子中的优秀作品,现在通称的大师作品与我国上个世纪“五。四”时期及后来影响颇大的屈指可数的作品一样赢得国人的喜爱,这主要归功于这些诗除了形式上的大体押韵,无论是象征还是意象,通读起来语音与感觉几本切近,也不存有意识形态的差别,可以说它是真善美的语言艺术。再看这些诗人们有关诗的宏论,在扎根本民族语言这块土壤的基础上,从形式到内容,它们提及最多的仍是诗的中心(奥姆费洛斯)、音节和韵律、进入文字的情感和一个诗人的真诚等等,同样,它们也在观照现实,反映现实,并作为写作的镜子,也从未刻意去规避真理与正义这些词汇;它们甚至考虑到原创与译本,本民族读者与不同语言民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语音与感觉上的极大不同,而不是把责任推给译者和读者,所彰显的是另一种理性和自觉修正!
反观近一、十年来我们这个诗坛,不知分了多少流生了多少代,出了多少民间学院,互相吐了多少知识口水,打了多少先锋后卫仗,投放了多少新词语炸弹,还有媒体的推波助澜,结果却总是一个:诗没有人读。其实原因大家心里都明白:人们为什么不读诗了,却总是不肯承认,不从实际的从本民族语言出发去解决问题,不反省自己如何去加以修正,一味狡辩,责任总是在彼不在已。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言诗歌和它的诗人不是没有重构的能力和希望,也不是产生不出好的诗人,没有读者,在当下它什么都不缺乏,追根究底,是为诗者们缺少为诗的真诚和自我修正的勇气。因此,汉诗要完成它的文本的重构和修正,必须先完成诗人的自我修正,去做一个完全的修正主义者。
诗人的修正,首先应从做一个诚实的人开始。修正我们自己就是修正我们除做一个诚实人以外的虚伪的部份,与我们这个现实无关联的部份。诗钟爱于每一个诚实的人。它与那些口头上说先解决吃饭问题再写诗的诗人无关;与制造各种语言喧哗口口声声“西大师”怎么怎么说的人无关;更与那种诗人面前我是“老板”,老板面前我是“诗人”的人无关。修正它,完善我们自身,有点类似于传统文化人的’修身”。譬如“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断纠正自己的过失做一个有道德的诚实人的起点,更是一个人由此肩负家庭、社会责任乃至国家民族责任的起点。如果你是诗人,从这一点上来说,相信你的发声起码说的是人话,能够取得读者的信任,进而用你的笔深入挖掘人们共有的精神矿藏。不错,有些时候人们会说,诗是最具个性化的东西,属于诗人自己,那好你就写你自己,供自己一个人欣赏,你不打扰人家,人家自然也不会打扰你。但是如果你要发出声音,而且是向这个社会发出声音就得有听众,让人理解你认识你,以至于给人有新的认知受到启发,你总不能半夜吹喇叭式的无故制造噪声,让人不能安眠吧!我想这也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当下诗界有一个很时髦的提法:诗意地栖居。乍看来简简单单五个字,好说,过后仔细一想,这不是什么“高山仰止”让人却步,简直就是泰山压顶让人喘不过气来。也许对于一个客观上和主观上没有私心的人来说很容易做到,如我等一开言就会产生某种个人私利性质的东西,是能说到做不到的,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有关修的话题只好就此打住,扯淡了。
接下来,再说诗歌的认识道德。
先借用西大师昆德拉一句经典名言:“认识是小说的道德”。我也是拾人家牙慧,人家意思大抵是说,写出的小说,一是要让人懂的;二是要给人新的认识,否则,它就不配存在。由此类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认识是诗歌的道德。也可以这样一是二是去阐释,我想这应该没异议,都是文学作品,只不过文本的形式体裁不同,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归指大体趋同。
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认识的问题,因为有许多的认识需要澄清:比如你手中的文本(先不说它是小说还是诗歌)读来总是视角模糊,朦胧一片,不知它美在那里?又累死人,你还又能说它有存在的理由吗?作为一个读者,有时还真不易,其遭遇与自由市场上宰一刀没有多大区别。可人家动辄还说,‘你欣赏水平低了,不懂什么是审美,得培养’?甚至引经据典:‘知道啵?事隔百年之后,彼西人梵·高的《向日葵》一锤拍了七千二百万美元’!厉害吧,就不说人家西人,咱自家的“阳春”、“白雪”,经大师们连篇累牍推介的经典,还真的数不过来。引商刻羽,世俗之人,焉知曲之弥高?反之,这“下里”、“巴人”,精英们是不屑一顾的。
二千年过去了。文学史上,类似如“腴之甚”的评语(金圣叹),没有谁给宋玉大师洗涮洗涮。用现代人的行话说,这“腴之甚”就是“包装”过份,是蒙人的“水货”。水货的东西自然价贱,商家瞧不起,老百姓痛恨。真的上当受骗了,只有骂娘,这不是人的东西!
在一个时期里,属于大众的文学作品,出过多少这样包装的水货,变花样取巧,蒙人耳目,不让人认识,更罔谈道德、社会责任和道义。当然,读者们也就只好目之为“另类”了。
诗自《诗经》以降,就有了诗人,就有了兴、观、群、怨;就有了可多识之于鸟兽鱼虫木石的认识观。夫子用一言以蔽之,曰:“无邪”。只两个字,将一个非常理性的认识范畴和美学原则,概括得干净利索;即是三代之初,先民们会盟誓师时“时竭曰丧,与汝皆亡”的呐喊,越几千年,于今我们仍可感觉得到这诗一样的语言、与火一样的激情。告诉你:天下腐败成这个样子,再不起来反抗,大家都没有活路啦。三百首唐诗,是近代中国人广泛接受、认识的大众读本。这其中,也有古今读者认识朦胧的诗,这种朦胧的感觉,虽了无定指,却又大致趋同:它的形式是美的,音节是美的,营造的意境、情感氛围更是美的。你浸淫其中,便觉心旌摇摇。朦胧的美,(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为数不多的诗歌文本)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同时,作为诗的道德伟力,也在人们的心中,霎那间得到有效释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时代的诗人,唐时代的诗人,为大众认识,写出优美诗篇的新诗人们,他们是道德的,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最起码他们没有背离先人们淳朴的认识方法;,也没有背离爱他的国家,爱他的人民,爱天地万物,敬天法地又温柔敦厚的情怀;更没有背离追求真理的认知,直至九死不悔的诗歌精神。
现在,科技将物质文明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认识也不断更新。某些传统消亡了,外在具象消失了,是很自然的现象。一部诗歌史,从三言、四言起步,发展到五言,七言,又四、六、八、十成句,甚至更多;形式有唐诗宋词元曲之分。所谓佚代不同,风格各异,艺术审美的归指却始终如一。谁都得承认,时代进步了,在艺术手法上,现代人的表现更加细腻,更加逼肖。
比之于程式化的格律,新诗走出了格律的边疆。自由抒发现代人的内心感受,自发性的思维,更能完全表达对现代科技文明的认知,是新诗最伟大的功果。新诗写上一百年,也足以证明,在诗国的土地上,有着充分的生存理由和发展的土壤。尽管有人喜欢热热闹闹,不断去分流生代;有人唯新其形式是新;有人忧心忡忡意志尜潦倒;甚至还有人有意去回避:认识诗与道德这个命题。对于诗歌,还有比读者认识一首诗和它的道德更为重要的理由吗?显然没有。观点再新,词再炫人眼目;已不认彼,彼不识已,读者就不会‘埋你的单’。一心只为了去寻找一句惊天动地的语言,为下个世纪而写作去寻疯卖乖,只是一个笑的浮词。实质是一种个人道德的缺失。
在我们吸纳自由的空气,继续诗语言的吐故纳新的时候,我最想表达的是:诗人对诗歌的修正首先是诗人对自我的修正;诗人对诗歌的认识首先是诗人对自我的认识;诗人诗性的回归首先是诗人道德的回归。而后,才有我们这个时代大众的认识,诗才是大众的诗,诗人才是大众的诗人。如此,人们定然会这样指认,诗还在人间,诗人和大家同饮一口井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