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一般简称《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四大古典名着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但迄今为止，人们对《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仍有争议，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根据民间流传的宋江起义故事所写。
《水浒传》运用纯粹的白话，达到了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艺术效果，确立了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标志着古代通俗小说语言艺术的成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对后代文学具有深远影响。
《水浒传》是描写和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真实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它由相对独立、完整的各个故事联结成一个整体。以北宋末年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泊聚义造反为主要题材，通过一系列梁山英雄反抗压迫、英勇斗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起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揭示了北宋末年的社会矛盾和北宋末年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展现了当时政治腐败、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
书中共出现数百之众的人物，是世界文学史上人物最多的小说。《水浒传》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都喜欢阅读《水浒传》，这部书与他形影不离，几乎陪伴了他的一生。在他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在他踌躇满志的青年岁月，在江西苏区，在长征途中，在转战陕北时期，一直到他晚年生命走到尽头之前，毛泽东都在不倦地阅读这部书。
毛泽东独特的个性以及他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与他从小生长的环境、家庭教育、师承都有很大关系，也与他从小就特别迷恋中国古代传奇、笔记小说以及揭竿起义造反的故事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的社会传奇多是从历史中演绎而来，有着完善的合理性也蕴含着各种道理。这些都引发了少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的关注，所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也塑造了他的思想性格。书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丰富多彩的故事、道理，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大量的中国古代名着中，毛泽东对《水浒传》的阅读和思考，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他喜欢读这部书，从中汲取智慧，也在写文章、召开会议以及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水浒传》中通俗易懂的故事，运用书中许多故事启发干部，说明道理。而在他的晚年，他也在阅读和点评这部书的过程中，反映自己的心迹。
第一节“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一、《水浒传》激起反抗精神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喜欢读《水浒传》。幼时一段时期，他读私塾的学业暂时中断，在家里帮助父亲干活。那个时候，只要是干完父亲交代的活，少年毛泽东就坐在树荫下，或坐在水田边的石头上，埋头读他从韶山冲和四乡八邻亲戚朋友家里借来的书。
因为沉湎于读书，他的父亲还和他闹出很尖锐的冲突。但是父亲的管束丝毫也没有改变他对读这些在当时人们看来属于“闲书”的兴趣。
在这些“闲书”中，毛泽东比较倾心的是《水浒传》。这部书中梁山好汉闯荡江湖的故事，深深吸引着他。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可知，在小学时代，毛泽东就用课本盖着《水浒传》，偷偷地阅读，如痴如醉。可以理解，这部书中对于义气、武功、英雄豪杰的描写，对于一个正在人生成长期的男孩子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刚刚接触文学的毛泽东，也正是最易受到影响的阶段，或许从那个时候起，《水浒传》就已经激起了毛泽东的热情。“《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少年毛泽东在放牛时，就模仿过武松打虎，耕田、锄地的农具，都曾被他充任梁山好汉的兵器耍弄过。那个时候，毛泽东和一般的青少年相比，就有着独特的叛逆的性格，以及很强烈的反抗精神，在同斯诺的交谈中，他曾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了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威胁他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让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认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扞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下来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后来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水浒传》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之一。他也一直希望这部书能够影响和他一样追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青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所发售的一百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传》是唯一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毛泽东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建议同侪读些《水浒传》。直到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人，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仍然在讲课中经常介绍宋江和《水浒传》，用这部书中包含的道理和智慧启发讲习所的学员。
从少年起就善于思索的毛泽东，不同于常人之处，就是他总是在阅读中思考书中所蕴含的道理。读了《水浒传》，他就经常思索书中的问题，从中悟出一些当年他所能理解的道理。及至进入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水浒传》当做政治书来看。因此，到老仍然兴趣不减。他曾对薄一波说：“《水浒传》要当做一部政治书看。”这句话其实就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方式，他少年时想必是把《水浒传》作为侠义小说来看的，进入青年时期，他就完全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了。
二、“学梁山泊好汉”救国救民
毛泽东从少年进入青年时期，此时的中国正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内忧外患累加，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和人心都处在动荡之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目睹这一切，萌生了改造中国之志，也在思考改造的途径问题。反抗腐朽统治，是青年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基调之一，当年的他曾写下了“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文字。《水浒传》在前半部所宣扬的“造反有理”思想，恰合青年毛泽东之心。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他所读的《水浒传》表明他的个人之志，也是他对自己今后人生追求的一种反映。毛泽东这句话的深意就是，在强大反动势力压迫下，革命者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争取胜利。要学梁山泊好汉造反，通过起义造反，来救国救民。
对于这一观点，毛泽东一生坚持，而且把这个道理越讲越深刻。他多次说过“造反有理”。毛泽东讲的是对反动派和反动势力造反有理。他从内心是赞同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的。他认为《水浒传》中记述的宋江等人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毛泽东后来多次和人谈过这一点。他赞扬宋江等梁山好汉，实质是借此赞扬中国人民和革命者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我爱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所谓“造反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水浒传》里宋江等人的“造反的故事”。在延安，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说：“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二大队讲话时说：“我们被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在一些外交场合，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类似“逼上梁山”的话，他对其他外宾也多次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
毛泽东说这些话，是借《水浒传》中的故事，来肯定被压迫阶级革命造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正当性。其中自然包含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他曾把《水浒传》中的宋江看作率领农民起义的人物加以称赞。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由他修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中说：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在这里列举了一批农民起义领袖和起义军的名字，陈胜、吴广等人的起义，史上赫赫有名。唯独对于宋江起义，史上一直有争议。
宋江，是北宋末年人，与方腊处于同一时代。史传，宋江于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结三十六人聚众起事，在山东、河南、江苏三角地带活动。根据《宋史·侯蒙列传》中所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约‘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军官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金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身赎’。”宣和三年初，为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园所败。二月，南下攻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军，入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界，在沭阳为县尉王师心败，又攻海州，中知州张叔夜伏，遂投降。方腊在浙江失败后，又起兵，为折可存所镇压。另说是宋江投降后并未参与镇压方腊，也有说宋江并未受招安。有关宋江事迹，散见《宋史》的《侯蒙传》《张叔夜传》和《东都事略》（王偁）、《十朝纲要》（李埴）。但也有人认为：《水浒传》里的宋江，源自《大宋宣和遗事》，和《宋史》里的宋江，是名字相同而毫不相关的两个人；有人还认为，宋江史无其人，他是源自平话小说，再由平话小说切入元末人所修的《宋史》的。
若以规模论，史学界称“宋代三次农民起义”中包括：方腊，宋初的王小波、李顺，稍后的钟相、杨幺。从正史上看，宋江是规模较小，且轻易被剿灭的一支。毛泽东把宋江直接列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一方面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另一方面或许是为了让干部群众更容易接受，更有直观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是把《水浒传》作为农民起义的书来读的。其中的许多造反故事，许多人物的行为，对他影响颇深。
毛泽东“学梁山泊好汉”一语，说自青年时，却终生实践；在实践中，包含的含义也有所拓展。其中就有学习梁山泊聚义时的平等精神在内，它集中体现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后的一段话语里面。
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怎见得：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梁山泊忠义堂上，号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拣了吉日良时，焚一炉香，鸣鼓聚众，都到堂上。宋江对众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众皆大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