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产被抄外，等待琦善的，还有审讯。道光命奕山查办琦善与义律交通会晤之事，奕山查得稀里糊涂的。奕山与参赞大臣隆文、杨芳、两广总督祁贡联衔上奏说：根据皇上指示，不动声色地问了怡良。怡良回说，琦善与义律两次会见，只准家人鲍鹏在旁，所以如何谈论香港之事，有无馈送情形，确实不知。奕山另查问别人，也都不知。
无奈，只好审问琦善与鲍鹏了。5月31日，道光发出审讯琦善的上谕，命将琦善、鲍鹏交刑部并派睿亲王、庄亲王、惠亲王、定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会同审讯。审讯阵容之大，规格之高，史无前例。
翻阅《会审琦善亲供》资料，发现审讯的内容很有意思，这里摘议几例：问：此次办理夷务，将广东旧建炮台，尽被夷人占据，旋奏称该省炮位兵丁皆不可用，如患兵丁不可用，为何不调广西兵，大张军威，何以一味迁延呢？若非皇上英明，先机烛照，调各路兵丁前往，广东早完了。（我晕，广东兵不可用，广西兵就可用？另外，审问时都不忘拍皇帝的马屁，不愧是天朝刑部。也可能是几位亲王在边上盯着的缘故吧）琦善：欲先以礼晓谕夷人，故未调兵。没想到夷性犬羊，不候回文，就攻打沙角、炮角了，都怪我一时糊涂，幸亏皇上英明。（琦善认罪态度良好，糊涂一时嘛。另外那夷人都是畜牲性格，不可理喻的）问：大角、沙角失陷之后，提镇将弁赴省求援，仅派数百名兵丁夜渡，唯恐夷人发觉，以致关天培阵亡，兵丁死伤无数？（不偷偷夜渡，难道大白天明目张胆地增兵啊？孙子兵法都给忘了啊）琦善：大角、沙角失陷与关天培阵亡，其间相距一月有余。
关天培驻扎三远炮台，因山后空虚，恐夷人暗袭，故把在省兵丁即夜发去，但夷人旋即退出，没有接仗。接仗时，六炮台炮位已四百余门，兵丁壮勇也增至八千九百余名。不意失守，赴援莫及，愧恨无地。（炮位不少，兵丁也不少，总不能把炮台弄成农村的集会或者是煮饺子的锅啊）问：鲍鹏乃一无赖匪徒，还是前督臣林则徐擒拿的要犯，何以用他办理夷务？（这话问得很好玩，按天朝规矩，学鸟语即是犯法，汉奸的干活。天朝自己没有翻译人员，琦善只能从民间寻访）琦善：俺不通夷语，又恐广东的通事暗通夷人，所以才用鲍鹏的。到广东之后才听说他乃前督臣指拿的人犯。查阅案卷，仅说鲍鹏做过买办，案内既无原告等告发之人，又无证据等指证之案，所以依旧用他传话递文。（那倒是，林钦差办案，可能跟所有的传统清官一个毛病，缺少法治精神）问：国家寸土尺地，皆当世守。何以未奉谕旨，擅予香港，是何肺腑？
（意思很明白，国家的土地，只能由国家的主人皇帝钦定买卖，臣子干这个，往小里说是没资格，往大里说是谋逆）琦善：横档被困，危急之中，假装允许英夷居住，但并没言明丈尺里数，亦未指对地方，且未晓谕居民……我琦善受恩深重，急得没有办法了，才佯许香港的。（琦善这可是真话，他哄夷人玩呢。只是夷人不太好哄而已。如民间所言，十七的想哄十八的，想得也太美了些）问：琦善与义律往来说话，情意亲密，该夷馈送琦善物件若干，是哪些东西？琦善回送是何物件？（看意思，皇上有些吃醋了）琦善：俺与夷人语言不通，不过公事羁縻，假意相好，岂敢收受馈送？亦未给过该夷物件。（琦大人是够委屈的，跟英鬼打交道，就跟妓女应付嫖客一样，总得带些职业性的面露春风吧）1841年8月9日，睿亲王等上奏会审结果，没判琦善“汉奸”罪，只有一个拟大辟（斩监候），预备秋后勾决什么的。可是没有等到秋天勾决，琦善即被道光加恩释放，命赴浙江军营效力了。民间笔记载，会审时，琦善随呈奏折一打，内皆道光皇上原先发给他的密谕，承审大臣知道内中必有皇帝示意之语，未敢开看，仍令原人持回，交琦善收存。琦善先定罪，后释放，可能与此有关。据说道光对此事“有愧焉”。这让我们想起了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一件往事，所谓的“不抵抗”乃是蒋公给张学良的授意，且有密电云云。总之，琦善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由死罪变作活罪，由有罪变作无罪，特别是随着战事的推移，一系列的惨败会让道光体会到当初琦善的良苦用心并原谅他，因为琦善搞的《穿鼻草约》比后来的《南京条约》要划算多了。
于是，战事一结束，《南京条约》一签订，琦善最早被起用。1843年1月26日，道光赏琦善四等侍卫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两个月后，以二品顶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气坏了，上折弹劾，一下子弹了三个大吏：琦善、奕经、奕山等，历数三人罪状，并重点说明公论不可违，大家都“切齿”于琦善这个“罪魁”呢。道光表示接受，收回任命，但为琦善等人辩解说：“琦善等革职治罪，因思从前办理不善，总由朕无知人之明，以致丧师失律，迄无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责，愧悔交深，何肯诿罪臣工，以自宽解？琦善等韬略未娴，限于才力，现在年力正强，是以弃瑕录用。
予以自新。”今见该御史敢言直奏，朕也不是饰非文过之君，讲的也是个公正，岂能因为发出了谕旨，“不便收还，自存回护耶？琦善、奕经着革职，即令闭门思过”。
单凭这段话，足可反映，道光实乃明君是也。半年之后，他就不让琦善思过了，赏其二等侍衔，充叶尔羌参赞大臣。未几，充驻藏大臣。1846年，授四川总督。1848年琦善因实心整顿吏治营伍，受到道光皇上表扬：“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据茅海建先生分析，所谓的“何事未曾办过”，可能包含了道光皇上对琦善办理夷务的理解。不管怎么着吧，表扬过后是奖励，道光发还琦善的头品顶戴，不久迁其为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
1849年，琦善调陕甘总督，兼署青海办事大臣。
1850年，咸丰继位，对外持强硬态度，不喜欢这些当年主抚的软骨头们，于1851年下旨，把琦善发往吉林效力赎罪，但最后并没有执行。这时洪杨起事，咸丰屡易统帅而皆不能制，遂起用琦善，授河南巡抚，令其驻防楚、豫界上。琦善出山，以捐饷有功受到新主子赏识，加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令其专办防务。琦善与向荣分主大江南北军事，固有败绩，但胜也不少。
1854年秋，琦善卒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帅帐中，也算因公殉职了，咸丰追赠其为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照总督例赠恤，谥文勤。其子孙后来混得也不错，子恭镗，黑龙江将军。孙瑞洵，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孙瑞澄，两湖总督。
身前，道光、咸丰都算原谅琦善了，身后，琦善该得的尊荣也得到了，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且慢，还有人不肯原谅琦善，那就是现在的某些史者与时人，不原谅他的结果，就是给他扣一个投降派的帽子，也算是在替爱新觉罗家自作多情吧。
琦善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林则徐死得其时，亦死得其所
1841年5月1日，林则徐接到道光帝要他离开广州的处分：“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听候谕旨”。5月3日，他就收拾行装，奔赴前线。但是，他身在浙江，心在广东。广东战事的命运，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主和派琦善是倒了，广州的后任们——靖夷将军奕山、参赞隆文、参赞杨芳，那可全是奉皇命而来的主剿派。但结果很惨，广州政府不但战败，还签订了《广州和约》。
广州战败，道光火气首先发到了林则徐与邓廷桢身上，6月28日，道光下谕：“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屡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量，全无实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也当德威并用，控驶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责任，着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从道光的文辞里，我们能发现，道光对邓廷桢的怨气，仅是嫌他所设排练费钱无用。而对于林则徐，道光的着眼点仍在“衅起林则徐”之认识上，认为他没有德威并用，控驭不得宜。
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满腔悲愤，从浙江镇海起程。1841年8月，路过镇江，与老友魏源相见。想起十年前在宣南诗会上的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再想想现在的夷务纷扰、罪臣之身，当然是感慨唏嘘，不能自已。这次相见最重要的果实就是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及有关材料交给魏源，让他继续编着。之后，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魏源回到扬州闭门谢客，发奋着书，编就了五十卷本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刊，1847年刊出六十卷本，1851年刊出一百卷本。按说，《海国图志》写成后，最先作出反应的应该是林则徐，但奇怪的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不知是林则徐早已忘记此事，还是听说后不予重视，甚或本有表示，但资料无从找到。
林则徐赴新疆的路上，拐了一个弯儿。黄河在开封祥符决口了，林则徐既有治河经验，又写过有关水利着作，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了。于是，道光一纸诏书，把林则徐改发开封效力赎罪了。与此同时，皇帝命素来看重林则徐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前往祥符督办河工。林则徐与王鼎合作愉快，林则徐甚至希望河工一完，自己告老还乡养老去。而王鼎的意思，是希望借河工之事，按往常惯例，对林则徐论功行赏，不能重新起用，至少可以将功折罪吧。但是不愉快的消息从前线不断地传来，英军扩大了战事，闽、浙战事失败，林则徐的好友裕谦身亡，奕经的大反攻也宣告失败，道光的怒气仍然发在了林则徐身上，大堤胜利合口的同时，道光新的谕旨也下来了：命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1842年12月10日，经过一年近四个月的奔波，林则徐终于到达了自己的充军地：伊犁惠远城。前来迎接他的是曾经的战友、现在的难友、一同发往伊犁、先他半年赶到的邓廷桢和伊犁参赞庆辰。在两人的陪同下，林则徐到伊犁将军布彦泰处报了到，布彦泰给林则徐的差事是“掌粮饷处事”。但林则徐作为南方人，不耐寒冷，竟致体弱多病，不能视事。在布彦泰的关照下，林则徐干脆不视公事，专作休养了，和邓廷桢等难友吟个诗作个赋下个棋，日子过得倒也不错。
1843年8月1日，效力伊犁的邓廷桢被道光皇上加恩释放入关，这触动了林则徐的思归之情。他私下里算计，邓廷桢比自己提前半年到达充军地，那么自己的归期当在明年春夏。伊犁将军布彦泰等人更是力邀林则徐搬到邓廷桢原先租住的寓所去，说：这三四年来，住此屋者，都被诏回了。林则徐遂搬住进去，但等来的不是加恩入关，而是令往南疆开荒去。能被皇上想起，并被起复使用，对林则徐来讲，也算是一个惊喜了。那就开荒吧。就这样一开两年，1845年10月29日，道光皇上降旨，同意释放林则徐，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12月20日，兴冲冲赶到玉门县的林则徐再次接到道光谕旨，命令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看来道光不想再看到他了。1846年8月，林则徐改任陕西巡抚。虽然仕路复兴有望，但林则徐病体难支，一直想告老还家，还想去北京看病，但是皇上不准。1847年，道光又让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从陕西再跑到云南，林则徐的身体折腾得够呛。1849年10月，林则徐请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1850年4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
此时他的故乡正在沦陷之中。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英国驻福州首任理事李太郭前来福州设立领事馆，但认为城外房屋条件太差，提出去城内租住白塔寺。此时刘韵珂接任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办理夷务，两人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两人暗中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内。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到福州访问，对此提出抗议，刘韵珂怕违背道光皇上“民夷相安”的指、示，加上李太郭于1845年1月私自向城内乌石山积翠寺租住城内房屋，福州士绅并无动静，更无一人出面阻止，遂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并且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双方这样交涉，也算有话好好说，但是，民夷相安的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民夷杂住一块儿，最易起冲突。先是福州民人林森森与英人阿金的冲突引起群殴；后是民人误打英商纪连和他的通事；再是通事碰破了民人的酒瓮，民人前往商馆评理，通事施放鸟枪恐吓，却误伤两个行人，民众涌入商馆，殴伤黑人一名，哄抢洋人货物……一切都乱套了，政府出面查办，民众认为官方将就夷情，刘韵珂官声顿减，甚至有人画漫画，刘在像中“为夷人啖屎”……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夷人入城，福州干脆成“腥臊之窟”了，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奈何议论多，成功少，如果有一人有声望，有方略，使官民都听他的，夷人可能就老实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