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制度，能开发出人力资源来才怪呢。反映这种政府实质的典型故事乃是大宋名臣文彦博与宋神宗的一番对话。当时文彦博坚决反对神宗与王安石合伙搞的劳什子变法，关于免役之利，文彦博曾与神宗争论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神宗的话里，多少有些天下者百姓之天下的意味，但这个文大人的话里，则一点没有百姓的存在。事实上，从秦到清，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争取到做人的权利，一直活在牲口的份儿上。英国的那些新花样，那些做国王的规矩，做人的痛快感，别说道光皇上和他的大臣们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他们也看不懂啊。距鸦片战争半个世纪之后，1896年，李鸿章出访英国，他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英国议会里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这位老人家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对之评价说：“无甚可观！”这就是力主洋务的李鸿章大人。
这就是现代政治面前的大清形象。那么，在现代科学面前，大清又是什么呢？
科学的巨人VS科学的儿童
鸦片战争前后，就中英双方的科技水平来讲，如果说英国是科学的巨人，那么大清就是科学的儿童。艾德牧师说：“在中国，科学的每个分支都仅仅处在幼稚的初级的探索阶段……总的看来，好像只是一个发育过大的孩子，他的智力曾经受到一次突发性疾病的打击，此后直到长大成人，直到老年，知识却并未超过一个早熟的婴孩。”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说，中国“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是儿童”。这个科学的儿童在人生之初，也有基本的科技经验与积累，但它们的实用性、整体性和直观经验性，决定了它们只能停留于初级阶段，一直以来没有科学意义上的突破。比如：中国的罗盘，西方人用来探险，中国人则更多地用来测风水选坟茔；中国的火药，西方人用来制造火器，中国人则更多地用来放鞭炮点烟花；对于数学，西方人为数学而数学，中国人则更多地用来丈量土地、测算收成；对于天文学，西方人是为了发现上帝造人的方法，而中国人是为了种地和占卜。说一句不客气的，中国历史内部，永远孕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重农抑商；外交上的闭关锁国；文化上的思想奴役；社会上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主旋律思潮……在这些因素的集体作用下，中国直到近代，所能拥有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科技，就是那永远的四大发明，此外什么都没有。
相形之下，英国则是近代科学的主要策源地。1660年，当大清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正忙着整顿官风，禁官吏私交、私宴、庆贺、馈送等“糖衣炮弹”问题的时候，英国皇家学会正式成立，里面的会员有好多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信徒，贯彻的也是培根的学术精神。中国人喜欢拿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四处忽悠，至如今还把这话挂在中小学教室里，但似乎不懂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构成前进的力量，更不懂落后的知识也有向后退的力量。而且培根的“归纳法”，中国人自始至终并没有接受。所谓的归纳法，就是倡导实验调查的科学方法。其中有许多细节要求，中国人只要随便接受几项，就不会有后来的亩产稻谷十万斤之类的神话出现了。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初，就保持了民间独立性质，会员不接受国家薪金。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英国皇家学会既不吃政府的，也不拿政府的，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遂成为此学会的最大特色，更成为英国科学进步的最大保障。
1661年，英国的科学巨人牛顿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这个大学虽然没有牛津大学牛，但是它与牛津大学一样，在成立之初就拥有自治特权。大学拥有自治，才能拥有学术自由，拥有学术自由，才能产生大学精神。按中国一代教育大师蔡元培先生的理解，大学精神应该包括三项基本原则：独立的和自主的；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至于大学教员，蔡元培认为，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着名学者之牵掣。蔡先生的三项基本原则，用陈寅恪的话来概括，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个国家的大学，如果拥有了这些东西，那么它还有什么不能拥有的？牛顿的成功，首先是英国高等学府自治的成功。而牛顿的成功，随便一项都足以让他成为科学界的巨人：数学上，他是微积分的创始人；光学上，他发现了太阳光光谱；物理学上，他提出了力学三大定理和万有引力定律。欧洲的知识阶层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对于自己的成功，牛顿谦虚地表示：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说得对，牛顿时代的英国，已站在近代科学的前沿，良好的政治社会教育等条件，给科学提供了产床，而牛顿，只不过是这产床上最健壮的一个产儿罢了。
1727年，英国的科学巨人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出殡当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椁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为此感叹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争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牛顿的葬礼，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先进程度！
正当牛顿的科学改变世界的时候，大清这边的统治者，也在部分地利用西方的科学，只可惜，利用有限。比如，利用传教士等半吊子科学家，搞西洋历法，搞地图测绘，搞治病救人。1693年，康熙拉肚子，御医们想尽办法，都不能止泄。传教士张诚献上奎宁，“治洪”成功，从此皇上更喜欢传教士了，跟他们学数学，学天文。
但却交待他们，这种学术，不能传给大清国民，让他们学了只能坏事。康熙作为大清皇帝，虽然有学习西方科学的自由，但是他这位业余科学家，天赋再高，由于公务缠身，日理万机，夜半需用冷毛巾敷眼，注定他也只能学个半吊子而不能由大清皇帝升格为大清的第一名近代科学家。特别是当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发明的手摇计算机通过传教士赠给康熙时，并没有引起康熙同志的注意，否则第一代计算机岂不出自中国？据传，莱布尼茨发现他的手摇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与传教士翻译过去的中国易经不谋而合，对中国更感兴趣了，他通过传教士给康熙写信，申请加入大清国籍，并希望帮助康熙建立大清的皇家科学院。康熙如何对付这件事的，我们不知，反正莱布尼茨没有成为清籍德侨，我们也没有看到大清皇家科学院的诞生，说不定康熙把他当做神经病看待呢！
如此情形下，清英之间的差距有多远呢？
当两次鸦片战争都宣告结束之后，准确地说，当19世纪60年代，大清建立同文馆，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做同文馆总教习的时候，这个美国佬发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科学。当时丁韪良教中国学生英语，想把发报机介绍给中国人。他乘回家探亲的时候，学习了电报的使用和操作课程，并自费买了两台发报机（一台是摩尔电码机，一台是字母拨盘机）带了回来，两台机器都很通俗易学。他请恭亲王派总理衙门的官员前来观看实验。四位官员在整个过程中一声不响，兴味索然。其中一位翰林（大清的翰林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轻蔑地说：“中国四千年没有电报照样是一个大帝国。”丁韪良说：“当我拿了几件玩具给他们看时，他们倒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兴致勃勃地追逐磁鱼和磁鹅，被这种新奇的玩艺儿逗得抿嘴直笑”。由此看来，大清政府挨打之后，仍然处于儿童状态！
没办法，这是一个缺少科学环境、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国度！如此三缺，科学上当然只能是儿童了。如前所说，丁韪良认为中国在科学上是儿童，在文学上，则承认我们是成人。那么，我们的成人文学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呢？
那边是文艺的春天，这边是文艺的冬天
我倾向于认为，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对中国的古代文人来讲，意味着两千年的冰河期。漫长的冰河期里，中国古代文人几次遭劫，变得嘛也不是了。当原本应为社会的领头羊嘛也不是了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就嘛也不是了。
中国古代文人遭遇的第一劫，乃是焚书坑儒，这是始皇上任后，给知识分子的下马威。这是个很不妙的开头。除此之外，中国的这位首任皇帝还开了一个很坏的传统：以吏为师！这就造成了中国独特的“车拉牛”般的人文景观：文人的思想，由官员把关！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扭曲、阉割思想，甚至有权玩弄思想者的小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遭遇的第二劫，乃是独尊儒术。秦皇干活不利索，没有把儒“坑”完，导致汉武帝遭遇到了一个大儒——董仲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