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第一号现代工业强国VS东方第一号原始农业大国
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变成世界上第一号工业强国。
至于为什么大英能发生工业革命，通常的解释是：英国有民主政治，还有科学革命。1640年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中叶，其民主制度已经成熟，并成为工业革命发生的政治基础。而且，除了民主政治，工业革命的发生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即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的科学的力量，出现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包括科学体系的革命、技术发明的革命、哲学体系的革命。随便从英国历史中拨拉出几个人，都能找出一些革命代表来，他们是牛顿、瓦特、洛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这种性质的人物，大清有一个吗？
大清只有清官与贪官，八股文与文字狱，明君与昏君，千年不变的牛拉犁、颤颤巍巍的小脚女人，以及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自下流的各色文人。对了，还有那吞云吐雾的大量烟民。除此之外，它还能产出什么？
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起飞于纺织行业。1733年钟表匠约翰·凯伊发明飞梭，织布效率提高一倍多。这导致纱线供应不上了，英国出现了纱荒。咋办呢？发明机器呗。1764年，木匠詹姆斯·哈格里夫斯设计了多轴纺纱机，并以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这种机器马上得到了改进，纱锭由八个增加到了十八个、三十个、一百个，当大清的大姑娘小媳妇大娘奶奶们仍然沿用宋元时期的纺车吱吱呀呀地玩单线抽丝的中国特色的每日五两的纺线杂技时，英国的纺纱姑娘们已经一个顶百个了。同志们，这就是效率啊。但是英国同志们并不以此为满意。1769年，一个名叫阿克赖特的钟表匠发明了水力纺纱机，水力代替了人力。随后其他纺织机器相继发明，实现了纺织行业的机械化生产。但这些机器的动力全是依靠水力，于是，瓦特接过了工业革命的接力棒。
1769年瓦特制出了第一台蒸汽机，并获得第一项专利。随后经过多次改良，到1790年，瓦特蒸汽机已经流行全英国。瓦特的一台蒸汽机，让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更让他的祖国——英国率先起飞，成为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蒸汽机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标志，瓦特自己更是成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之父，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
更关键的是，英国这样的政府，不会亏待它的任何一位科技发明者，它给这些发明者设立了所谓的专利制度，给予发明者十五年的保护期，这期间任何人不得仿造。这种制度起始于16世纪，在18世纪成为普遍之事。所以，瓦特因万能蒸汽机的广泛转让、因英国的专利保护而成为富人，晚年过上了优裕的生活。
瓦特可以安息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们信奉的格言是：“挣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他把这主要之事干得很出色。但是谁能否认，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同时也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实现呢？瓦特这样的发明者发了，英国这样的政府更发了。因为工业革命，意味着欧洲一个世纪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几千年的总和。这样一对比，就显出大清国的可怜了。大清国拥有什么呢？
以原始的眼光看，鸦片战争前夕，大清怎么着也算是世界第一号农业大国了，最骄傲的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让统治者过着全世界帝王都羡慕的生活；人口众多，被统治者却争取不到做人的资格。中国从古至今都不缺人口。孟德斯鸠那个法国佬分析说，中国的气候适合生孩子，中国的妇女又有着惊人的生殖能力，这种生殖能力，连战争与灾害都阻挡不住。他说得对，从长平一战秦国坑杀赵国降卒三四十万直到大清王朝入关占领扬州宣布十天不封刀、导致扬州“百万生灵，一朝横死”，这些轮回上演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无非就是一部杀人史和生孩子史。说来也怪，中国人就跟那小韭菜似的，割了一茬，三天之后就葱葱茏茏地长出了下一茬。也许，这跟中国的气候有关，跟中国女人的生殖能力有关，跟中国男人把女人当土地对待的精耕细作精神有关，跟中国人的婚姻制度和社会伦理有关，但我觉得，更跟封建统治者的经营理念有关。中国封建统治者作为一个“球级地主”、作为一个高级牧羊人，他的经营理念无非是“多生孩子多种地”，导致封建时代的中国人生儿育女，都跟种地一个思维了：一夫多妻制，理论上跟双季稻、三季稻、多季稻的栽种一个原理；百姓早婚早育，理论上跟种早麦一个原理；百姓自己饿得肚子嗷嗷叫，还不耽误生孩子，理论上跟种旱稻一个原理。总之，多收一粒是一粒，多养一口是一口。于是，成绩就很吓人：康熙初年，中国人口大约九千万。乾隆末年，中国人口三个亿（当时全世界人口才九个亿）。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口近四个亿。友邦惊诧啊！
相形之下，英国的人口一直少得可怜。据阎照祥先生的《英国史》记载：1541年，英格兰人口两百七十七万，1741年达到五百五十七万。1750年，人口开始增长，到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达到了八百八十九万。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人口才增加到四千万。即使这样，英国的学者还净出馊主意。1798年，英国的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这家伙是个牧师，担心人口会对人类构成危胁，于是呼吁大英人民要讲道德——晚婚、婚前守节、夫妻自我限制同房频率等（中国的道德是：早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一夫多妻云云）。上帝有些老糊涂啊，没有让马尔萨斯出现在中国而把他提溜到了英国。英国的历史与现实，证明了他们在生孩子方面，大逊风骚。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只能由中国历史来验证，那就是：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措施，贫困也就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说：“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贫穷乃野蛮时代的遗迹之一”。
不穷可能吗？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里，中国人民尽忙乎着生子种地了，生来种去，却一直解决不了人类最原始的需求——温饱，也就一直不能由半野蛮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
带领大清人民走向盛世的是康熙，晚年的康熙，感觉国家有问题了，说：“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益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几年后又感叹：“令人民蕃庶，山巅尽行耕种，朕常以为忧也”。
不难看出，英明领袖康熙这些发现跟后来的马寅初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耕地增加有限，人口却以几何级数增加，这可咋办呢？问题是，大清的皇帝们没读过经济学，更无缘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导致他们不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还添油加醋，煽风点火，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大家多生超生：1712年，康熙实行了固定的人丁税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本来中国人就喜欢有事没事地生孩子，这下可好，多生孩子还用不着交人头税，大清人民就展开了生子竞赛。其结果是吓人的。这里摆几个数字吓吓大家：1812年，中国人口是33370万，土地79152万亩，人均耕地面积2.3亩。1753~1887年，福建人口增加5.3倍，人均耕地面积由2.89亩下降到0.538亩；广东人口增加7.5倍，人均耕地由8.3亩下降到1.16亩。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那就是，中国历史随着时间越推进，中国人民越吃不饱。土地面积不够，中国人民就精耕细作，用西方传教士的话来讲：“在最小的空间内用最简单的耕作方式养活尽可能多的人，是中国的终极目标。为此，他们将土地分成小块，劳动者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比他的房子大不了多少倍的那块土地上面”。
大清人民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么一种豪迈，但他们至少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问题是，人对地皮的伺候是无限的，地皮对人的回报则是有限的。
马戛尔尼使华时，中国人种地，在收获率方面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当时英国人种地是全欧洲第一，10：1，也就是说，种一粒种子，收获10粒；中国人是15∶1，种一粒种子，收获15粒。收获虽多于英国，但是吃家更多啊。英国农民早在16世纪，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余粮拿出来供应市场了，大清人民哪有这福气啊？鸦片战争发生这一年，1840年，大清全国人均粮食两百公斤左右。此时的英国，每个农场有一部蒸汽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人均粮食都达到了一千公斤。一句话，饿汉不知饱汉撑啊！
中国人民吃不饱，暂且不论，反正饿死了还可以再生。关键是，人民长期吃不饱，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农户们家无余粮，积累不下剩余“资本”，既影响农业产品的商品化，更阻碍了新式投资。
第二，传统农业被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再也没法往前发展了。
亚当·斯密认为，任何国家，都是最先发展农业的，这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和天性，可称之为人的一种“原始目标”和“原始职业”。中国政府搞原始职业很在行，在14世纪就搞到了最高境界。美国学者珀金斯说，从三部中国农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停滞性：王祯的《农书》（1313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28年）、鄂尔泰等编的《授时通考》（1742年）。后面两部书所开列的农具清单，几乎全是前一本书的重复。品种没有增加，性能没有改变，生产技术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这与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对中国的评价是一致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也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这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和人口稠密的状况，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相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众所周知，始皇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执行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两千年的时间里，重农就重出这么一个停滞不前的水准来，令人大跌眼镜啊。但是跌眼镜的同时，应该看到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中国封建王朝政府之所以重农抑商，是因为深刻明白农业对一个没有任何进步的古代专制政权来讲好处多多，既收获粮食，还收获顺民（也就是老子所谓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而商业，则坏处大大的，既损耗财富，还影响社会风化和儒家的德治建设。所以在政府眼里，商股多贱名，华侨多无赖。这种思想反映到外交上，只能是闭关锁国了。
自由放任主义VS闭关锁国
英国15世纪至17世纪流行重商主义，强调：一国的财富必然包括贵金属金、银等，财富就是金银；自己若没有贵金属矿场，就得通过贸易来获得；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出口必须超过进口。
在重商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英国人开始了海外探险，开始了海外殖民与海外贸易，并在对外贸易中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更不断地出现伊丽莎白一世那样扶持海盗贸易的国家执政者，政府甚至长期执行了限制进口、奖励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结果当然是很好的，在政府的保护下，英国的工商业阶层迅速成长，英国国力也迅速增强，英国先是击败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后是击败“海上马车夫”
荷兰，再后来，把欧洲王牌强国法国打得服服帖帖，由一个蕞尔岛国，演变成了欧洲强国。这个时候，重商主义对英国工商业者来讲，似乎有些束缚手脚了，他们需要更广阔的天地，需要更自由的政策以施展自己的拳脚！
有需要，就有诞生。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这是射向重商主义的第一支利箭，更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首乐章，西方学者认为它的地位不亚于同年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书，称它为“产业自由宣言书”。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否定了重商主义理论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论证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与最宽松的状态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对个人利益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乃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鼓励竞争，他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相竞争。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支撑下，英国走向了放任的自由贸易。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英国屡屡来叩中国的大门。问题是，大清的经济理念正好与英国相反，实践起来当然也反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