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1858年6月26日（清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清政府被迫同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该条约共分56款。条约规定英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英国军舰可以驶入长江及各通商口岸。《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按指太平军），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另外英国人可到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传教。
《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同时《天津条约》还有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租地盖房”等具体条款。《天津条约》第十二款规定：“英国民人，在各口并各地方意欲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墓，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啃。”
这一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还规定英国得派公使驻京，并在通商各口岸设领事官。《天津条约》第七款规定：“大英君主酌看通商各口之要，设立领事官，与中国官员于相待诸国领事官最优者，英国亦一律无异。”
通商口岸领事馆以前只有在五口（指广州、厦门、上海、宁波以及福州这5个通商口岸）设立，此次又在汉口等口岸增设，领事官“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礼”。各地领事官也逐渐干预各地方的政治、经济事务。
虽然当时长江中下游处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事日趋激烈之中，条约约定需待“地方平靖”之后，中英双方再作进一步商讨，但英国政府急不可耐。1858年11月8日，英方又迫使清廷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约当日，英国特使额尔金和海军舰长华约翰率军舰由上海驶往汉口，沿途勘测航道、水文、气象，制作精确的水线图。
1858年12月5日和6日，英船大、小4艘，英舰队司令额尔金在上海海关税务司李泰国及随员威妥玛、俄理范陪同下率领英兵一二百人，抵达汉口，要求谒见湖广总督。英国舰队于12月15日驶离汉口，继续在九江一带逗留。湖广总督官文当时认为，英国船只可能是因为水浅阻隔才抵达汉口，也有可能是有意逗留，从而得以在汉口销售货物。但又怕它停留多时，频繁地与本地民人交涉，从而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官文多次奏请阻止英船入江，对4艘英船设法护送出江。英国人在汉口等长江沿岸的频繁活动到《北京条约》签订时得到进一步强化。
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签订仍未满足英法当局的掠夺欲望，为扩大侵略利益，又诉诸武力，1860年10月24日和25日（清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恭亲王奕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北京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重申了《天津条约》关于英法两国的在华权益。
根据中英《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汉口作为“条约口岸”，英国商人不仅得以在汉口进行通商贸易，而且上述条约中的若干条款后来屡被英国殖民者援引为设立租界的主要依据。
1861年2月11日，英舰队司令赫伯、参赞巴夏礼率火轮及舰艇四艘、士兵数百人由上海启程前往镇江、九江、汉口，他们声言将会与湖广总督府办理通商事宜。3月7日，英商上海宝顺洋行行主韦伯、英国官员威司利、通事杨光让及随员45人，乘一艘英国轮船到达汉口，会见官文，要求通商，并在汉口委托都司李大桂代觅栈房一处，每年准备给房主租金白银400两。随后留下通事及数名随员，韦伯和威司利等仍回上海。
1861年3月11日，赫伯、巴夏礼率领一支由4艘军舰、几百名水兵组成的舰队到汉口。3月12日，赫伯率军舰2艘从汉口溯江上行至洞庭湖边的岳州，并于3月16日返回汉口。贺布、巴夏礼于16日在官文所派炮队保护下沿汉水上行。同时，萨尔等几名英国军官经由汉口赴四川，经西藏到印度，官文雇用本地木船并派员护送他们至四川奉节，再请四川总督派员护送。
1861年3月20日，赫伯、巴夏礼等一行会同汉阳府进行实地勘察，划定租界界址。汉口旧市区集中在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街道狭小、拥挤，难以拓展。列强将租界选在旧城区下首滨江地段上，因为当时这里人烟稀少，地势开阔，不仅可以开拓街道、建造高楼，而且可以依靠长江的黄金水道发展航运和商贸，从而使得列强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1861年3月21日，巴夏礼在湖北藩司衙门与湖北布政使唐训方订立了《汉口租界条约》。中国政府以分租权出售，将汉口永租与英国，并享有永租权。其中规定：从花楼巷江边往东8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长250丈，深110丈，合458.28亩，每年缴纳地丁银、漕米银92两6钱7分2厘1毫。当时汉口尚无城堡（城堡本来是在1864年即清同治三年为防御捻军和洪水的冲击所筑，因城垣紧靠后湖，俗称后城，其城垣北沿直达长江边，西北沿中山大道向西延伸至桥口达汉水河岸，西南面与东面因有汉水与长江天堑故未筑城垣），汉口居民密集之区在花楼街以西，所以划定英租界时指定在花楼街以东。同日，汉阳知府刘齐衔、汉阳知县黎道钧与巴夏礼划定上述区域。这一条约在中文里称这种外人租地为“租界”：“自定此约之后，即不准民人在租界内再造房屋棚寮等。”这一条约又明确地规定，在这一区域中“应如何分段并造公路，管办此地一切事宜全归英国驻扎湖北省领事官专管，随时定章办理”。“每年四月内，由英国领事官将以上地丁漕米价共银92两6钱7分2厘1毫，清交汉阳县如数查收，方可永租无异”。即实行所谓“永租制”。“查此地民房铺户地基系论块算，目下不能逐一计亩，其中所有瓦房、草房、棚寮应早日计明间数开册”。“间俟领事官到楚用地之日，即会同汉阳府县，随时传集本房屋地主呈验地契，当面合算”。限制中国人在租界居住。该约再一次确认了租界由外国领事专管的制度。
1862年年初，湖广总督官文奏报了办理英国在汉口租地事宜。1862年3月22日，巴夏礼匆匆赶赴黄州，会见太平军英王陈玉成，阻止太平军会攻武汉。要太平军“必须远离”已划定的汉口英租界，以免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与英人发生冲突。1862年4月27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单方面公布《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正式公布“汉口、九江辟为商埠，设置领事”。同样是在4月，英国驻汉领事金执耳到达汉口，汉口英领事在谒见湖广总督官文后，紧接着就在英租界江边设置英国领事馆。这是外国在汉口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英国首任驻汉口领事金执耳到职，是为汉口有外国租界开了个头。
1862年5月11日，美国海军提督司百龄率领随员多人，乘大小军舰各一艘抵达汉口，查办通商事务。两天后司百龄会见了湖广总督官文，并留领事官韦良士驻汉口择地起造栈房。随后前来订约通商的约有20个国家。外商依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除享有货物“值百抽五”的官税、“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等特权外，并利用湖北地方政府查验和课税制度不健全这一空子，借“以货易货”方式偷漏出口货物税。中国不仅主权丧失，而且汉口市场混乱，中国中部地区丰富的资源被外商廉价掠夺。汉口对外通商8个月，汉口港进口贸易值556万余两，出口贸易值411万余两。
1862年1月1日，江汉关正式建立。江汉关关署设在汉口青龙巷，大关则设在汉口河街（汉口英租界花楼街外江滨），总汇税务，下辖汉阳南关、北卡、子口卡3处。1863年在武穴设总卡。1898年又在黄石石灰窑设立分关。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后，又在刘家庙、大智路两站设卡。关税所得的分配比例是：船税中的三成上交京城，其中的七成上交给宗税务司；正税三成解京，三成归中国监督，四成归税务司；护照费中的一半上交京城，另一半存于海关；华商挂旗船牌照费，税务司、北京、当地中国监督各1/3。中国监督只有名义上的监督权，实权全操于税务司手中。不仅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历任税务司都是外国人，而且副税务司、帮办、高级职员、外勤也全是英美法等国人，只有文书、杂役之类才由中国人充任。江汉关的职能主要是对进出关的货物进行检验、估价、征税、查私，同时管理出入中国境的外侨和中国居民的自由邮寄物品，此外包揽交通部门的航道疏浚、航标设置及水文气象、卫生检疫等职权。在执行收税、查私、检验的过程中，海关人员把重点放在我国商人和出口货物上，对外商和进口货物格外优待。
江汉关的设立对武汉的中外贸易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较之开埠而未设关的1861年，贸易秩序有所好转。1920年耗费200万两银子修建的新江汉关大楼至今犹存。1866年1月6日，英文《汉口时报》（《HANKO WTIMES》，一译《汉口泰晤士报》）创刊，是汉口最早的近代报纸，1868年停刊。1868年，俄商新泰砖茶厂在汉口开工。随后将原设于蒲圻（现赤壁市）羊楼洞茶区的顺丰、阜昌、隆昌等茶庄陆续迁来汉口，并改手工生产为机器制造。这是外商在汉口创办最早的加工企业。至1911年，外商在汉口共建工厂40余家。1868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在汉口设立仁济医院，后来于1878年在武昌开设仁济（男）医院。
1876年中英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宜昌成为通商口岸。英商在汉口设立压革厂。汉口皮革出口量猛增，由上年5000余担增至2万余担，次年更增至5万余担，均输往欧洲。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凡是陷入了殖民主义的魔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在它摆脱殖民统治以前都被剥夺了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将会长期处于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悲惨境地。殖民统治者虽然也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这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要作用乃是更有效地榨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以加速殖民帝国的经济发展，而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遍地白骨。当然，殖民侵略客观上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促使这些国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殖民主义者所允许和需要的只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性的资本主义（如中国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对于落后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则极力扼杀。它们决不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摆脱落后的附庸地位，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们为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统治，必须与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因此，它们总是致力于保护这些国家原有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反动阶级，压制进步力量，绞杀人民革命斗争。在近代中国，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互勾结，使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由一座增加为三座，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增加了新的严重困难，在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