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英格兰国内，既没有金银储备，也没有多少金银器。国内流通的金银量，估计最多也只有一千八百万镑。但是，自从最近进行了金币改铸之后，金银流通量就增加了。根据我们所知的最夸大统计可知，我国所拥有的金银量合计有三千万镑之多。如果战争所用的货币，都是我国的货币，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个统计数据推断：在六七年内，这个数目的金银量，在国内至少流通了两次。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就说明政府根本没必要把注意力放在保存货币上。因为，既然国内的全部货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至少流通两次，那么累积资金就会比较容易。在这段时间内，货币的流通量并没有比平时少，对于那些有资力的人，在换取货币的过程中，很少会有缺乏货币的感觉。对外贸易的利润，在战争时期要比平时大，且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尤其巨大。这种情况，使得英国各口岸普遍出现了过度营业的现象，因而导致了人们开始抱怨货币的不足。所以，抱怨货币不足的现象，常常是伴随着过度营业发生的。许多借款人都因为既无资力又无信用，而普遍觉得缺乏货币，从而使得债权人也认为款项一旦借出就再难收回了。不过，那些有资财换取金银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一般都能以自身拥有的资财换到金银。
由此可见，上次战争所消耗的巨大费用，大部分都来自商品输出，而不是金银输出。在商人和政府订立契约，要求政府汇款至外国时，商人还会另外要求国外的汇兑处给自己开一张期票。商人为了支付这张期票，会尽力把商品运到某国去出售；如果这些商品不能满足该国的需要，他就会设法把它们再运到第三个国家去出售，以偿还自己欠政府的债务。运输商品去国外市场销售，一般都能得到可观的利润；而运输金银去国外销售，却很难获利。在商人把金银运去国外，然后用它购买外国商品的过程中，能够给商人带来利润的，并不是购买外国商品，而是出售外国商品。但是，如果商人运出金银只是为了还债，那么他就得不到外国商品，自然也就谈不上从外国商品中得到利润了。所以，他自然会为了偿还外债而绞尽脑汁，最终决定输出商品。著有《英国现状》一书的人说过，英国在上次战争中输出了大量货物，却没有运回任何商品。
商业大国输入输出的金银除了上述三种之外，还有大量用于经营国外贸易的金银块。这种金银块与货币差不多，货币可以在国内流通，金银块则可以在各商业大国之间流通，它是各个商业大国通用的货币。货币的流通量和流动方向，取决于本国境内流通的商品量；同样地，金银块的流通量和流动方向，取决于各商业大国之间流通的商品量。货币和金银块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为交换提供便利，只是货币是在同一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流通的，而金银块则是在不同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流通的。
在上一次的战争中，也许就曾动用过一部分原本用于商业大国的物品流通的金银块。当战争全面爆发时，人们自然会认为金银块的流通量和流动方向不同于和平时期。大量的金银块，都是在战场周围流通的。因为，交战国军队不可能到远处去购买粮饷，战场周围或是邻近国家就是他们的购物市场。英国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金银块。但是，英国无论花费多少金银块，其每年的金银块输入量还是非常大。这些金银块，不是用本国物品换来的，就是用本国商品换取的其他物品换来的。所以，英国进行战争的基本资源，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商品，或者说是来自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人们自然也会认为这么大的费用都来自巨额的年产物。就拿1761年的费用来说吧，这笔费用高达一千九百万镑以上。这么大一笔费用，是任何金银的累积都支付不了的，金银块也同样支付不了。从最可靠的统计数据可知，每年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输入的金银，一般都在六百万镑左右；即使多于六百万镑，也不会多出太多。其中有几年的金银输入量，要是用在上次战争中，甚至不够维持四个月的军队开支。
驻守远地的军队给养，要在当地购买。为了购买这些给养或金银块，需要输出大量国内商品。最适用于这类输出的商品，一般是精巧的工业制品。这类工业制品不仅体积小，而且含有很大的价值，一般不用额外花多大的费用就可以运到遥远的地方去。如果一国每年都能生产大量的这类剩余工业制品，那么即使其国内没有足够的金银可供输出，该国也可以长期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事实上，每年剩余的制造品，有极大一部分都必须在这种情况下输出。这种输出，只给商人带来了利润，而几乎没有给国家带来利润。因为，政府为了维持战争，需要支出一部分资金给商人，从商人那里购买外国期票来维持驻守在外国的军队。
不过，并不是所有工业制品的输出都不能为国家创收。政府在战争时期，会成倍地加大对制造业的限制。第一，政府要求制造业制造商品向国外输出，以偿还债务。政府为了给驻外军队提供给养，向外国开了期票，这就需要输出大量工业制品到国外，以偿清期票。第二，政府要求制造业制造商品，以交换国外的其他物品。国内有些消费品是从外国输入的，等到这些外国货物被消费完之后，国内需求就得不到满足了，所以需要用国内的工业制品去换回这种货物。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对外战争的破坏性越大，制造业越繁荣；等到战争结束，逐渐恢复和平时，制造业就会慢慢衰落。这样，就出现了制造业随着国家的衰落而繁荣、随着国家的恢复而衰落的现象。在上次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制造业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这种情况，就是上述理论的最好例证。
国家为了进行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借输出土地原产物来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为了供应驻外军队的给养，需要输出大量的土地原产物，所花的费用太大。事实上，一国的生产物，一般只够维持本国居民的生活所需。在扣除了居民生活所需之后，没有几个国家还能有大量的剩余生产物。所以说，输出大量生产物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人民的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给夺走了。而制造品的输出情况就不同了，它并不会减少制造业工人的生活资料，因为它所输出的只是剩余产品。
休谟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以往的英国国王，往往都不能不断地进行长期的对外战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英国当时根本没有真正的制造业，能够为驻外军队提供给养的，只有一些土地原产物，再有就是粗陋的制造品。而且，即使是节省国内消费，也节省不出大量的土地原产物；另外，把粗制造品和土地原产物运往外地的费用，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导致他们不能进行长期的对外战争的原因，是缺乏精巧的工业品，而不是缺乏货币。当时的英格兰贸易，都是以货币为媒介的，货币流通量与买卖次数，以及货币流通量与买卖价值的比例，都比现在大。原因是，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只有铸币，而现在大部分铸币都被纸币代替了。
如果一国的商业和制造业不够发达，那么在发生非常事件时，君主从国民那里得到的援助往往非常有限。至于其中的原因，我将在下面进行说明。正因为如此，这类国家的君主往往都努力积累财宝，以便国内发生不测时使用。而且，在这种国情下，即使没必要防范不测事件，君王也会倾向于节俭，以积累大量的财宝，甚至连消费观念也不受虚荣心的制约，而是把物品赏赐给佃农，或是招待臣民。虚荣心所带来的后果，往往都是浪费；而赏赐和待客就不同了，这类消费很少有浪费。因此，每一个鞑靼酋长，都拥有大量财宝。乌克兰酋长马杰帕尔，是查理十二世的一位盟友，他相当有名，据说他就拥有大量的财宝。梅洛文加王朝时期的法兰西国王，也拥有大量财宝。他们在分封儿子时，会给儿子一些财宝。累积财宝的君王，还有撒克逊君王，以及撒克逊被征服初期的几位君王。任何一个新朝代，在执政之初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都是夺取旧主的财宝，因为这是获取和稳固继承权的重要手段。
商业大国的君主，却没必要累积财宝。因为，当国内发生非常事件时，君主往往可以从国民那里得到援助。因此，商业大国的君主，一般不怎么倾向于累积财宝，而且必然会自然而然地效仿当时的流行方法，像其他受虚荣心支配的领主一样大肆消费。此外，他们还会把宫廷装饰得日渐华丽。这种毫无意义的装饰，花费了大量钱财，不但阻止了金银的积累，甚至还可能减少原本打算用于更重要用途的资金。德西勒达斯在谈及波斯宫廷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那里，我只能看到许多富丽堂皇的东西，还有许多婢女和仆人，却看不到宫廷所应该赋予人的威慑力量，也看不到多少军人。”这种情况，在欧洲一些君主的宫廷里普遍可见。
一国金银的输入增加，并不是其从国外贸易中得到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只要一个地方有国外贸易活动，它就可以从中得到两种利益。一是当地剩余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有了市场，二是当地所需的其他外国物品得到了供应。这种用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的贸易，不但可以满足商人的一部分需要，还能供商人享受，使剩余物品有了价值。这种贸易出现之后，工艺或制造业的分工和发展，就不用再受国内市场的限制，可以达到非常完善的发展水平。
因为，这种贸易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足以容纳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这大大鼓励了生产者，促使他们大力改进生产力，以竭力生产出更多的年产物。这么一来，国民财富自然也会跟着增加。这项工作是伟大而且重要的。所有经营对外贸易的国家，都在从事这项工作。
诚然，商人在经营国外贸易时，关注的焦点一般都是满足国内需求、输出本国的剩余物品。至于别国的需求，以及别国的剩余物品如何处理，他们往往很少留意。所以，商人所在的国家，是国外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不过，通商各国所得的利益，也都非常大。如果一国没有金银矿山，但又需要金银，它就可以从国外输入金银。这时，金银输入无疑是对外贸易的一部分，但它却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无论任何国家，都不能只为积累金银而进行对外贸易，不然，就算它花费一个世纪的时间，也不一定能赚到一船的金银。
欧洲在美洲被发现之后，变得非常富裕。但其原因，却不是金银量的增加。
因为，美洲拥有的富饶的金银矿山，导致了金银价格的跌落，使得当时购买金银器所需的谷物或劳动，大约只有十五世纪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欧洲花费一定劳动和商品所能购买的金银器，大约是十五世纪同量劳动和商品所能购买的金银器的三倍。如果一种商品的售价跌到了从前的三分之一，那么能够购买这种商品的人数就会大大增加。那些原来就有能力购买这种商品的人，现在用一定资财购买的货物量，就是以前用同量资财所能购买的数量的三倍；购买者人数，或许比以前多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而那些原本没有能力购买这种商品的人，现在也能较轻易地购买这种商品。所以，欧洲现有的金银器和没有发现美洲金银矿时相比，可能会多出三倍、二十倍，乃至三十倍以上。
欧洲到目前为止，无疑从这种金银交易中获得了一些便利。不过，这些便利都是微乎其微的，根本不值一提。因为，自从金银价格因美洲发现了金银矿山而降低之后，金银充当货币的便利性也降低了。人们购物时需要携带的金银量，会多于以前购买等量货物所需的金银量，还要额外携带一个先令；而在美洲发现金银矿山之前，人们只须携带一个面值四便士的银币就可以了。在金银带来的便利与不便利中，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因为二者都没有对欧洲的情况产生任何影响。
不过，美洲的发现，的确对欧洲的情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从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的各种商品就有了一个广阔的新市场，欧洲的社会分工也得到了调整，还多了一些新技术。这些现象，在以前从未出现过。在此之前，欧洲的市场范围狭窄，大部分产品都没有销路。自从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改进了劳动生产力，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产品，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对美洲来说，欧洲的商品几乎都很新奇；而对欧洲来说，美洲的许多商品也非常新奇。于是，两地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交易，而且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大量的利润。
在发现美洲的同时，人们还发现了经由好望角至东印度的航道，从而为各国开辟了一个比美洲更大、距离也更远的国际市场。因为，当时的美洲并不发达，各个民族都比较野蛮，其中只有两个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所以它们才刚被发现不久，就被消灭了。而中国、印度、日本等帝国就不同了，它们虽然没有丰富的金银矿，但它们却比墨西哥或秘鲁富裕，而且拥有耕作情况良好的土地、进步的工艺和制造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西班牙的许多作家在记述这些帝国以往的富裕情况时，显然夸大了事实。不过，这些帝国的实力，的确是相当雄厚的，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