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突然想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不就是这样出事的嘛，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一条裂缝，然后高温就让航天器解体了。现在，这么一个舷窗坏了，那还得了！
先是右边舷窗出现裂纹，等到它裂到一半的时候，我转着头一看左边的舷窗，它也开始出现裂纹。这个时候我反而放心一点了：哦——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这种故障重复出现的概率不高。”
20多个小时后，杨利伟在做完飞行的最后一个操作动作——割断降落伞伞绳后，轻松地跨出飞船返回舱，为中国人首次太空之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杨利伟迈出舱门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这是祖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也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这位航天勇士在太空安全飞行21小时23分、60万公里，成为飞入太空的中国第一人，也是日行最远的中国第一人。随着这一飞，中国成为世界载人航天舞台上的第三个成员。
200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荣誉称号和“航天功勋奖章”。
“是祖国和人民送我上太空，光荣属于祖国，光荣属于人民，光荣属于千万个航天人。” 面对荣誉，他谦虚地说。
航天情怀：
爱国奉献是再创航天事业辉煌的动力源泉。爱国奉献是一种荣辱观，也是一种政治信念，它是一个人投身事业、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续写载人航天事业的辉煌，必须不断培育爱国奉献的精神。
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根植于忠诚祖国、报效祖国的情怀。凭着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航天人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选择与祖国需要、个人利益与祖国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以报效祖国、成就航天事业为最高荣誉。
记者曾问杨利伟：“你对航天员的职业怎么看？”他说：“在飞天的征程上，不仅充满了艰辛，风险也时刻存在，许多勇士还为此付出了生命，但征服太空是航天员的神圣使命，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时刻准备奉献和牺牲。”
作为航天员，杨利伟和他的同行们深知，自身现有的素质和本领还不能完全适应未来航天飞行的需要，必须不断升华人生追求，大力弘扬载人航天精神，牢固树立爱国奉献的人生观、荣辱观，立足航天员的本职岗位，磨砺思想，增强素质，苦练硬功，增长才干，以精湛、高超、过硬的素质和本领，时刻准备服从祖国需要，听从祖国召唤，高标准地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航天飞行任务，为续写载人航天事业的辉煌业绩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
叶培建：“嫦娥一号之父”
英雄人生：
6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研制队伍，用短短3年时间完成了“嫦娥一号”卫星的研制，书写了中国航天器研制历史上的传奇。
叶培建与“嫦娥”的缘分起始于2001年。当时国防科工委找到已经“功成名就”的叶培建，要求他担任嫦娥一号卫星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可他并没有一口答应。“当时手上有两个大的项目正在进行，工作压力很大，再加上夫人刚刚去世，心情也不是很好。”叶培建记忆深刻。
不过，犹豫再三之后，他还是决定出马：“有一个机会作为深空探测的领军人物，很难得。”
可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过去卫星在地球附近飞，只有一个轨道，现在要让卫星从地球飞到月球，完全是两个概念。”三年内要设计出一个全新的航天器，步步都是困难。
拿轨道来说，三个轨道如何拼接？“光验证就进行了三轮。”只有当最后一轮国防科技大学等三家单位分头计算出来的结果一致时，他们才放心。对叶培建来说，挑战越大，动力也就越大，毕竟他已不是第一次领略这样的艰难。
1996年，叶培建担任资源二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时，就带着不服输的精神攻克了几道难关：最高分辨率、最大存储量、最大传输速率、最长久寿命等等。
在技术攻关的同时，叶培建还要带领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5岁的团队完成另一项重任：对各种设备的性能周而复始地检测。
“对于其他型号出现过的问题，嫦娥一号卫星项目都自动对号，认真举一反三，绝不轻易地说‘没有’。”叶培建回忆，2010年嫦娥一号卫星总装时，他们提出对发动机安装情况进行复查。结果真发现了问题，消除了一个重大隐患。
对叶培建来说，航天精神就是一丝不苟。“神舟三号”发射前，卫星已经运抵发射中心，即将发射。但叶培建却发现一个插头有点问题。“这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一个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但在航天上却不行。”尽管有人建议，为了保证发射，只要更换插头就行。但“神舟三号”最终被运回了北京拆卸检查，并重新生产了一批零件进行更换。
1985年8月，叶培建获得了纳沙太尔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刚刚完成学业的他，毅然回国。叶培建马上参与了“红外热轴探测系统”的开发工作，为铁路运输系统提供现代化的设备，这在当时是一个开创性的科技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他确定了轴承滚动和滑动的模式区别方法，并且编写出软件，当时的研究条件很差，他和技术人员一起背着各种仪器搭乘火车。在晋煤外运的线路上，一站一站地采集数据，修正模型。
叶培建还是我国卫星应用领域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利用卫星做股票交易，也取得了显著的市场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深圳证券交易所曾以40万元的年薪聘请叶培建，却被他婉言谢绝。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李祖洪经常对年轻人说：“你们这叶总啊，如果不是为了让卫星上天，早就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当时，面对才2000多元的月收入和年薪40多万的巨大差距，他真的做到了心如止水，平静如常。
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不是天生就有的。除了军人家庭的熏陶，也跟他瑞士五年的求学经历有关。1980年，叶培建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那5年的学习，让我体会到了瑞士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敬业精神，做事只有‘行’和‘不行’，没有‘差不多’”。
叶培建回忆，他们曾经为了一次极其偶然的现象做了7000次实验，就是为了确保这种现象不会发生。“航天精神就是要一丝不苟。”据他介绍，我国的航天着陆场设计了100公里，但“神舟五号”着陆偏差10公里，“神舟六号”的着陆偏差只有1公里。
此后，这样的严谨精神被他带到了嫦娥计划得工作中。在为“嫦娥”奋战的3年多时间里，叶培建和他的团队几乎没休过一个节假日，“有一年除夕夜我宣布10点钟下班，大家都很惊诧——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早？”这几乎已经成为叶培建和他带领的团队工作中的常态。
正因如此，当嫦娥飞天成功之时，与他的同行戚发轫一样，叶培建虽然欣喜，但却平静，那时，他考虑的已经是，嫦娥二号的事情了。
航天情怀：
叶培建至今还工作在科研一线，他说：“搞科研就要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归纳起来就是严、细、慎、实。我在后面还要加一句，就是：追求极致。”
他解释说，“极致”就是一种追求，一种理念，是目标。航天是个高技术、高风险的领域，每个细节都要想到，作出最大的努力，在做出了全部努力之后，即使失败了也不后悔，鼓足干劲再努力。嫦娥一号卫星是一个全新的航天器，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任务，自发射至今未发生一个问题，是我们更严、更细、更慎、更实地按集团公司和五院的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并争取把一切该做的做到“极致”的结果。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航天工程是高风险的尖端科技实践活动，风险始终伴随着。航天人本着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头做起的科学态度，始终把质量建设作为工程的生命。
在任务实施中，不断强化讲质量就是讲政治，保质量就是保成功的观念；不断强化发现问题是能力、正视问题是素质、解决问题是政绩的观念；不断强化严上加严、细上加细、精益求精的观念，从设计源头抓起，从精心生产抓起，从科学管理抓起，进一步健全质量建设的有效机制，实行严格的质量建设责任制，努力做到组织指挥零失误，技术操作零差错，产品质量零隐患，设施设备零故障，从而为每一次的航天任务的圆满成功奠定了可靠的质量基础。作为航天工作者，要向叶培建学习，将这种发挥到极致的科学精神运用到工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