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爱因斯坦准备离开布拉格时，一位兴奋的年轻人请求爱因斯坦抽空看一看他的一篇论文，大致内容是：如果使用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做基础，是不是可以利用原子中所包含的巨大能量，来产生引力的爆炸？
“请你冷静一点，”爱因斯坦告诉他，“我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如果我不讨论你的研究作品，你并没有任何损失。这是相当愚蠢的，因为我已经读过将近一百篇像你这样的‘发明’报告。”
这次，爱因斯坦却预测错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在他的公式内，竟然隐藏着发明原子弹的原理。
爱因斯坦向这位失望的发明者微笑道别，然后搭乘火车前往维也纳。他发现，一度极其伟大的奥匈帝国，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挣扎中的年轻共和国，古老美丽的首都现在已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他在维也纳向三千名听众发表演说，虽然他的这些听众遭遇了战败与绝望，但在聆听他的演讲时，他们却忘掉了悲哀。他们一度熟知的那个古老而愉快的世界已在他们的头顶上坍塌，爱因斯坦就像一位魔术师，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个新世界。
就在从维也纳回来后不久，爱因斯坦要求妻子收拾行李，因为他准备作一次为时较长的旅行，他们要到美国去。他对耶路撒冷大学的兴趣，在这几年内已大为增加。根据自身的观察与体验，爱因斯坦教授知道，一个来自东欧的犹太学生要想进入一所大学，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许多这类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多么用功和有才能，当他们竭尽所能来到柏林之后，会发现柏林著名大学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希伯来大学的创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爱因斯坦的说法，这所大学可以作为东方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
英国化学家及多年来担任犹太主义党领袖的威茨曼亲自来到柏林，要求爱因斯坦陪他一起前往美国去筹募基金。威茨曼的募款活动有两个目的：他希望募得金钱，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使更多的犹太人能在当地的农场及社区中工作；同时，他也打算请求资助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似乎愿意协助他进行这项活动。
爱因斯坦知道，由于他与日俱增的声望，美国人将会乐于参加有他演讲的任何犹太人会议，甚至只要有他坐在讲台上就可以了。他认为，这种热诚的活动虽然很愚蠢，但对替希伯来大学募款有莫大的助益。他同时也急于看看美国。爱因斯坦于1921年4月起程前往美国，在起程之前的一次访问谈话中，他告诉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蔓延欧洲各地的国家主义风潮其实是一种病态。国与国之间应该有一种合理的关系。科学家，尤其是自由美国的科学家们，一定要成为超越国家主义的先驱。
纽约市的市民们以迎接总统、探险家或电影明星的盛大场面来欢迎这位羞怯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教授和他的夫人登上码头之后，立即被摄影记者及新闻记者们包围。每个人都急于知道有关这位杰出人物的消息。爱因斯坦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首席女高音。”他知道，只有少数几个学者对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真正感兴趣。大部分群众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使宇宙变得乱七八糟的人物。
爱因斯坦带着他心爱的烟斗及小提琴盒，配上他满头蓬松的乱发，十足一个音乐家的模样。他耐心地聆听人们提出的有关“相对论”的问题，例如，这项理论能否能用几句话加以解释？世界上真的只有十二个人了解这项理论吗？这时有位记者转身对爱因斯坦夫人说：“也许你了解‘相对论’。”
艾尔莎早已学会如何应付新闻记者。
“不，我不了解。”她玩笑似的回答，“不过，他曾经对我解释过许多次，但我很高兴我并不了解这项理论。”
爱因斯坦虽然拒绝向记者们讲解，但却很高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相对论”。由于他的英语并不十分流利，因此，他仍以德语演讲。后来他被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并接受一项荣誉学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发表一篇德语演说欢迎他，并把他形容为“科学界的哥伦布，独自航行过奇异的思想大海”。
每一位德裔美国人对于这位来自祖国的访客所获得的荣耀，无不感到骄傲；美国的犹太人更是感激他为同胞所带来的荣耀。当威茨曼和爱因斯坦到达克里夫兰时，城里的犹太商人全部关上店铺，排成一长列，紧跟着他们的座车从车站一直走到市政厅。这两位访客在市政厅受到隆重的接待。跟平常一样，爱因斯坦倒宁可躲在后面。在一次筹募基金的会议上，爱因斯坦在威茨曼之后上台讲演，他说：“你们的领袖，威茨曼博士已经讲过话了，他也说出了我们心中的话。追随他，你们将获得成功。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这位伟人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他的谦虚和单纯总会令他交到许多新朋友。访问哈佛大学时，他留在物理实验室里和学生们谈话，讨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并对每个人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当他听到一位纽约市议员曾反对纽约市对他作正式的欢迎时，他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反而觉得很有趣。这位市议员宣称，纽约市以前曾给了库克博士许多热烈的欢迎及荣耀，结果让纽约市为此丢尽了脸。这位市议员质疑说：“库克是个骗子，夸口说他发现了北极。或许这个德国人也是一个骗子，他并未真正发现‘相对论’。”
爱因斯坦在回程中接受邀请，决定在英国逗留，并发表几场演说。当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而且许多英国的物理学家并不接受爱因斯坦的理论。哈达尼爵士长久以来一直是爱因斯坦的支持者，他告诉一群英国科学家，他的这位德国朋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顿的墓前献了鲜花。哈达尼爵士说：“牛顿是18世纪的天才，爱因斯坦则是20世纪的天才。”
英国教会领袖——坎特布里大主教，曾读过几本有关“相对论”的书籍。但他承认无法了解里面的意思。他急于要见见这位来访的科学家。在一次欢迎爱因斯坦的晚宴上，他很高兴地发现，他就坐在爱因斯坦的身旁。这位大主教在此提出一个不仅令他自己感到困惑，也使哥白尼及伽利略时代的教会人士疑惑不解的问题：“你的理论对宗教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爱因斯坦回答说——后来，他的回答受到广泛的引用，“‘相对论’是纯科学事物，跟宗教没有丝毫关系。”
法国也跟英国一样，仍然因为战争而对德国抱有敌意。1922年，当爱因斯坦被邀请前往巴黎演讲时，有许多人提出反对。几位前往比利时边界迎接爱因斯坦的法国科学家听到谣言，说某些团体的成员正计划在巴黎火车站对付他们，这令科学家大为惶恐，为了安全，他们只好提前下车，把爱因斯坦送往旅馆。对爱因斯坦来说，他很高兴可以避开新闻记者及摄影人员的疲劳轰炸，更令人欣慰的是，后来他获悉，聚集在火车站的人群实际上并不是充满敌意的示威群众，而是仰慕他的学生们正等着欢迎他呢。
但邀请爱因斯坦前去访问的那个委员会仍然相当小心。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是想听演讲，而且不会制造动乱，否则休想获得入场券。在拥挤的听众中，有一位最受尊敬的巴黎市民，一位衣着朴素的小妇人——她是居里夫人，镭的发现者，两度诺贝尔奖获得者。
尽管有些法国科学家因为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而痛恨他，甚至故意冷淡他，但爱因斯坦却觉得所有的人都很友善。许多人见过他的照片，并十分容易地就从他那满头蓬乱的灰白头发及深陷的眼睛中认出他来。他十分感动地发现，当他在巴黎乘坐公共汽车时，车上的工人彼此以肘相触，面带微笑，羞怯地朝他看。他评论说：“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子。在那儿，每个人都会用力和你握手，同时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你很快就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但‘握手’累积下来的效果却存留在你的手指头上。”
当然，在巴黎也跟在纽约、伦敦及维也纳一样，仰慕者坚持问些愚蠢的问题，使他觉得无法作答。一位漂亮的少妇问他：“教授，我在报上看到，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对不对呢？”
爱因斯坦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我想，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根据。”
由于爱因斯坦的主动请求，他去参观了曾经遭受德军侵略的偏远地区。就在距巴黎不远的郊外，几年前用来对抗侵略者的战壕，现在已长满小麦，在春季的天空下，充满希望地摇摆着。但在几里之外，却可见到被毁坏的房舍尚未重建，受德国毒气影响的树木已经枯萎。
他们一群人在一处烈士公墓前停下来，爱因斯坦摘下他那顶没有形状的软帽，他的双肩松垂在宽大的外衣下。他伤感地望着那些似乎没有尽头的木十字架——黑色代表德国军人，白色代表法国军人。
爱因斯坦轻声地说：“我们应该把德国所有的学生及全世界的学生都带到这里来看看，使他们认清战争的嘴脸。”
他对整个遭到毁灭的村庄，以及雷姆斯大教堂被破坏的情景，感触至深。当他站在返程的火车上时，他的声音由于情绪激动而略带颤抖。一位法国人看见他站在那儿，手中抱着小小的黄色小提琴盒时，说道：“从来没有人曾经和这样一个人一起旅行过，一位睿智而又带着如此简单行李的大人物。”
爱因斯坦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很高兴我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平常并不容易见到。回到家里后，我要把我见到的情景告诉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