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模式要追求简约、抽象，在勾画影响非洲形象建构的因素时总是难免挂一漏万。但这个模式图基本勾画出了非洲形象建构控制的基本要素：横向（右）是对内传播，利用五种控制工具（大众传播、政府传播、政府公关、教育传播和人际传播）来实现非洲内部形象建构的控制目标，即确保非洲在非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建构位于象限三内，而不是落入其他三个象限之内；纵向（下）是对外传播，对外传播的主体包括非洲各国政府、教育部门、媒体、非洲人个体等，利用五种控制工具，向外国受众传播非洲信息，以实现控制目标，即确保非洲的国际形象位于象限三内，而不落入其他象限。国际媒体对非洲国际形象的建构则不在此国家形象控制系统模式中。
根据非洲形象建构控制模式图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传播主体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系统的存续和发展需要向两个向度传播信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也就是说，信息传播根据传播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就非洲这个大系统来说，非洲形象是信息对内、对外传播的结果。而信息的传播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渠道，于是分析信息传播与非洲形象的建构就不能不分析信息传播的渠道。影响非洲形象建构的传播渠道主要有这么几种：以非洲国家政府和媒体为传播主体的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以外国政府和媒体为传播主体的国际传播。
那么非洲之内有哪些渠道可以影响非洲人的认知，进而建构非洲认同和非洲形象呢？不论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在渠道选择上相差无几，这点应该是不用怀疑的。能用来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和非洲形象的渠道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几个主要渠道：
一、教育传播渠道。学校教育对国内民众形成国家形象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可以说，民众对本国历史、文化、地理、民族精神、政府的了解主要是来自学校教育。是学校教育给绝大多数民众塑造了初步的国家认同。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尤其是这个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学校——是建构民众心目中文化形象、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堡垒。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观察到：“国家会运用日益强势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初级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就对外，培养他国留学生，同样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必要渠道，他们回国后往往能较为客观地传播介绍非洲国家情况。但教育普遍不发达恰恰是非洲国家的弱项，因而无论对内对外，教育传播渠道都未能充分发挥建构认同，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非洲国家亟须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扩大教育传播渠道建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功能。
二、新闻传播渠道，也称大众传播渠道。此渠道对民众的认知结果的影响是非强制性的、长期的、非自觉的，但由于大众传播的广泛性、持续性、快捷性以及民众对利用大众传播获取外界信息的严重依赖性，它已成为影响民众认知国家政府的一个主要因素。大众传播的发展导致一种媒介文化的兴起。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一种媒介文化已然出现，而其中的文字、图像、音响和宏大的场面通过主宰休闲时间、塑造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同时提供人们用以铸造自身身份的材料等，促进了日常生活结构的形成。媒介文化的潜在和长期作用在于有助于塑造受众有关世界和最为深刻的价值的流行观念：它对什么是好或不好、积极或消极、道德或邪恶等做出界定。国家形象建构者和控制者必须认识到，“在当代媒体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与娱乐媒体是一种深刻而又常常被误解了的文化教育学的资源：它对教育我们怎样举手投足，思考什么、感受什么、信仰什么、恐惧什么、苛求什么——以及什么不能做等等，有很大的作用”。学会怎样阅读、批评和抵制媒体的操纵有助于形象塑造者获得一种与占主导地位的媒体与文化打交道的能力。同样，非洲大众传播事业的不发达也制约了这个形象控制工具的使用。
三、政府传播，是指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或政府面向大众进行的传播。其主要的形式就是政府领导人出访、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等。非洲国家在遭遇负面事件时应主动向国际媒体披露信息，引导国际媒体关于事件的报道。
四、政府公关，即指政府在自身的公众信息管理、公众舆论管理、公共关系管理以及公众形象管理方面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非洲各国政府公关活动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促进公共认知，提高本国乃至非洲的美誉度以及公众的信任感；二是实现公共利益，提高社会效益。
五、人际传播渠道。主要是非洲人与非洲之外的国家公民的互访交流，如旅游、留学、访问团交流等。
可以说，非洲国家在以上五个形象控制工具的使用方面都远不能与西方国家相提并论。如何发展好、利用好这些形象控制工具消除多数非洲国家的部族意识，培养人民的国家意识，是非洲国家完成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在国家民族政策、国家权力分配、国家文化教育等政策方面必须注意到对民族一体化的影响，利用国家政策、国家权力促进国家民族一体化，而不是利用国家政策、国家权力刺激地方民族（部落）主义的发展。由于地方民族/部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民族，即以自身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为其主要标志，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制订、大众传播的宣传灌输对国家民族建构就显得至关重要，学校使用何种语言教学、学校教材和课程设置以什么为主、学校招生的各民族比例等因素对国民文化的建构和地方民族文化的取向也是十分关键的。
当然，传播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它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利用各种传播渠道特别是新闻传播工具来推行民族歧视，也是一些非洲国家政客常用的手法。在民族冲突中，占强势地位的民族利用掌握的宣传手段对“敌对”民族进行攻击，成为动员本民族的强有力的工具。非洲国家要善于利用传播促进民族国家建设和非洲形象重构，同时必须防止传播的滥用。
二、策略之一：讲述非洲自己的故事
西方媒体标榜客观、全面、真实、平衡，实际是从西方的价值观出发来选择讲述非洲的故事，西方的价值观“篡改了非洲人的价值观”，讲述的并不是非洲背景下真实的故事，这是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非洲范式的核心内容。西方媒体丑化非洲，主要是把非洲发生的新闻事件按照一定的主题来分类处理的。这些主题或话题不仅仅是引导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即报道非洲时的叙述语言、口气、风格、叙述角度、背景和评论等都经过精心设计，记者依据这些规范来报道，编辑也以此为准则来编发稿件。非洲媒体首先需要对西方媒体丑化非洲的议程设置有充分、全面的认识，从而针锋相对地设计出自己的议题，并引导西方媒体和国际舆论。
如何重构非洲形象，破解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关于非洲形象的神话和错误认知？重构非洲形象的主体是非洲人，非洲媒体应该讲述非洲自己的故事。讲述非洲自己的故事，即非洲媒体报道非洲化或夺回非洲故事的所有权。如果非洲媒体随着西方媒体起舞，那就陷入西方媒体的圈套。正如非洲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除非狮子能够讲述它自己的故事，否则狩猎的故事总是给猎人增加光辉。”谚语朴实生动地说明了非洲形象被西方媒体建构的真谛：谁掌握话语权，谁就能掌握形象塑造权。
1.非洲媒体为什么必须大讲自己的故事
当下非洲故事的所有权被西方媒体掌控，更为关键的是，西方媒体坚持非洲范式报道非洲，很少讲述非洲正面的故事，致使非洲呈现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并不与非洲的现实很相关联。如何重塑非洲的国际形象？乌干达首相金图·莫索克（Kintu Musoke）有他自己的答案：“尽管我们可以祈求国际媒体给予非洲平衡的报道，我们都相信，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在于非洲人和非洲各国政府自身。”
尽管非洲形象的重构在非洲自身，非洲人民才是重塑非洲形象的主体，但非洲国家新闻事业独立性不强，浸染着西方新闻价值观，导致非洲国家媒体成为西方媒体的传声筒或放大器。西方的报道被认为是独立和平衡的；非洲受众“仍然存在普遍的错误观念，即任何写出来的或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非洲新闻联播（Newslink Africa）执行主编普里（Shamlal Puri）要描述下面状况的原因：“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看到《国民日报》（Daily Nation）使用路透社驻内罗毕机构记者采写的稿件是很正常的。他们相信西方通讯社记者采写的新闻和在伦敦、巴黎或纽约编辑好的新闻质量更为淳朴、真实。”如塞内加尔是多党制国家，标榜新闻自由。全国除官方的塞通社、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半官方的《太阳报》外，还有70多家党派和民间报刊。无论官方新闻机构还是非官方报刊，它们的编辑、记者要么是西方新闻院校直接培养出来的，要么是西方人任教的达喀尔大学高等记者学校毕业的。这些人受西方新闻观点的影响颇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纯客观”报道论的影响，为了争取读者，忽视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常报道一些阴暗面，甚至丑化国家形象的东西；二是他们的报刊经常采用一些西方新闻媒体丑化其他第三世界包括非洲国家的新闻，就连《太阳报》也如此。非洲媒体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提供的稿件，尽管非洲媒体编辑部的记者认为西方有关非洲的报道存在偏见。
大量转发西方新闻机构和通讯社的消息，意味着非洲媒体跟随西方起舞，共同参与了非洲负面形象的塑造。非洲国家媒体组织的编辑指导者Wangethi Mwangi指出，非洲被从黑暗面来报道，部分也是由于非洲媒体“全部采纳西方新闻价值观的结果，这种价值观强调问题负面的、具有轰动效应的一面，以获取读者的注意”。非洲新闻工作者不能胜任报道复杂的问题，导致他们采取了选择具有轰动效应的故事的简单方式。非洲新闻工作者“通过信奉非洲没有希望、失败的观念使这种负面报道持久化。我们庆祝我们因为失败而被捐助团体压制”。因此，加纳前信息交流部长Ekwow Spio-Garbrah说：“在非洲内部形成一个更为积极的自我形象比解决我们在西方媒体中的糟糕形象更为重要。”非洲民间传说反复说过：一条蜥蜴从很高的树上掉下来，没有受伤。看到没有其他动物表扬它英勇的行为，这条蜥蜴决定，“如果你们拒绝表扬我，我将表扬我自己！”非洲需要更多这样的“蜥蜴”以驱散围绕非洲的虚构神话。
尽管非洲还不可能与战争、稚嫩的民主、疾病流行和环境危机脱离开来，但是非洲媒体有责任通过适当的宣传和信息管理来描述这些问题的积极面。对在非洲出版的有关新闻机构的图片新闻和《加纳时报》在2006年5月至7月的543篇新闻进行的分析表明，13％的新闻来自加纳新闻社，64％来自BBC，剩下的部分来自其他新闻机构。媒体是个独特的主要机构，它能够保证非洲当下的重生和发展的努力显示出一种积极的形象。肯尼亚国有广播电台KBC总裁瓦鲁鲁（Wachira Waruru）举卡塔尔半岛卫星电视台为例说，在关于美伊战争的报道中，卡塔尔讲述自己的故事，直到成为全球媒介议程。我们非洲媒体也必须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关于通过讲述非洲自己的故事来重塑非洲形象，非洲国家领导人拥有广泛的共识，但非洲媒体却意识不足。2004年2月9日，津巴布韦的信息部长琼纳坦·莫游（Jonathan Moyo）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公共媒体机构代表会议上说，非洲的故事应该由非洲的记者来讲述，而不是由外国人来讲述，他们倾向于设置他们自己的议程。“我们的故事继续在由他人讲述。”“当我们不讨论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时，其他媒体会为我们设置议程，给我们提供议题以占据我们的媒体。”目前的形势是“哪个地区依靠外国通讯社获取这个地区的新闻都是对自己不利的，因为存在着被歪曲的风险。”纳米比亚信息和广播部长南格罗·姆邦巴（Nangolo Mbumba）在同一会议上说，非洲的公共媒体必须与西方媒体有关非洲的负面报道作斗争，“我们应该抵制那些企图抹黑我们的敌人”。肯尼亚总统齐贝基在主持第54届国际新闻学会年会时，要求非洲的新闻工作者负责任地用好笔的权力。该国副总统穆迪·阿沃瑞（Moody Awori）说，“我们不能等待西方媒体讲述非洲的故事。你们有责任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我呼吁你们要做爱国者，而不是做领导人的献媚者。”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则在会上督促非洲媒体发挥它的作用，“不仅仅作为看门狗和告密者，而且要作为提倡者和教育者，和我们一起努力使非洲变得更加美好。”卡加梅总统表示，要树立“正面形象”，非洲人首先要对自己进行不遗余力的正面报道，以影响国际舆论。
2006年9月18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非洲国际传媒峰会上，与会者更是强烈呼吁非洲国家的记者运用手中之笔来为非洲树立正面形象。加纳旅游部长兰普泰在会上指出，对非洲的正面报道将是其实现社会变革和树立良好形象的基础，非洲媒体有义务、有能力宣传好非洲国家在社会、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继续抱怨西方传媒歪曲非洲形象的做法无济于事，我们所需要的是用自己的传媒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加纳计划和信息部副部长科菲·萨伊说，尽管非洲取得了一些积极成就，但其负面形象依然突出，这就需要确立一个有效机制来传播关于非洲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