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留美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问世以来，张爱玲一直是出版界、评论界和社会读者极力推崇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张爱玲更是被频繁阐释的对象之一。张爱玲的一生极度清贫，出国后从未摆脱过经济的窘困，出版商却因出版她的作品大获其利；她穷尽后半生撰写《红楼梦魇》、译注《海上花列传》，也终难在大学里谋得一席教职，许多研究者却因研究她而成为名流、大腕。知识群体以阅读她的作品为自己增光添彩，大众传媒以刊播与她有关的文字招徕眼球，她一度成了许多聊天室的固定谈话对象，张爱玲网站也纷纷建立。有关她的研究文章、专著、传记、画册更是不可胜数：大陆学者金宏达主编的《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一书中的《研究文献目录》收录有张爱玲作品集2套，传记18种，专著27部，有关张爱玲章节的其他著作20部，单篇论文465篇；香港学者林幸谦的《女性主体的祭奠Ⅱ：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附录的张爱玲研究资料中，中文编目有专著116部，单篇论文697篇，外文编目有日文资料36篇，韩文资料7篇，英文资料33篇，其他外文资料7篇；2006年2月16日，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通过篇名检索项、检索词“张爱玲”、精确匹配模式，得到从1994年以来的研究论文1110篇；2006年2月16日8时14分0秒，Google搜索上检索关键词“张爱玲”，用时0.09秒，得到2040000个结果；雅虎搜索上检索关键词“张爱玲”，用时0.03秒，得到3150000个结果；而不断被专业人士发掘出来的张爱玲久已湮灭的旧作，也一再成为“出土文献”的“新闻”而引起轰动……这一切表明，张爱玲研究不仅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业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张爱玲的探讨，已经从单纯的文学层面走向了更为宽广的社会生活层面。
一、张爱玲研究的历史回顾
1944年5月，翻译家傅雷发表名噪一时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拉开了张爱玲研究的序幕，至今，张爱玲研究已经走过60多年的历程。纵观60多年张爱玲研究的轨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时期。此时，张爱玲挟带着小说集《传奇》，一夜成名，研究者大多是围绕她的小说创作展开的。名目繁多的座谈会、各式各样的评论文章竞相捧红了这位洋场才女。当时的主要论者有傅雷、胡兰成、谭正壁等，尤以傅雷的评论影响为大。傅雷是一位翻译家，平素埋头译著，少有评论，他慧眼独具，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杂志1944年5月号上发表了张爱玲研究史上的第一篇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以纯正的审美品位和艺术眼光，发现了张爱玲的独特价值”。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傅雷从技巧与主义的角度检讨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金锁记》的思想和风格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而对张爱玲的其他一些作品包括反响热烈的《倾城之恋》和正在连载的《连环套》，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内容涉及张爱玲小说的人物、主题和创作方法。《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批评引起了张爱玲的重视，不久，张爱玲即两度发表《自己的文章》予以反驳，并把自己的创作特征总结为“参差的对照”、“不彻底的人物”、“主题欠分明”三个方面，既直接回应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也总结说明自己的创作，明确无误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之后，胡兰成也抛出《论张爱玲》，凭借他与张爱玲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所获得的材料，有意渲染张爱玲的贵族出身和性情习气，并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极力吹捧，几近献媚。谭正壁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则将张爱玲、苏青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进行了比较，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对于挖掘张爱玲小说的深层内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海外时期，最初的研究中心在北美。1961年，夏志清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耶鲁大学出版，张爱玲第一次被写进了文学史，且以长达41页（中译本）、超出鲁迅一倍篇幅的一章被大加推崇，因而引发极大的争议。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 Cullers）等人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他还称《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张爱玲也就成为了第一批为西方读者注意的中国现代作家。由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影响深远，多年来一直为北美有关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必读参考书，张爱玲小说的研究便也很早便纳入了相关课程的教学之中。自1972年始，张爱玲多次成为北美大学研究生撰写论文的对象，在北美的文学期刊上，亦有学者以不同的现代文学理论对其作品反复作出新诠。这样，“张爱玲在北美，以一个艺术典范和中国‘窗户’的角色步入文学研究的舞台，同时亦随着文论流潮的轮换而被征召演绎不同的新装。”夏志清给予张爱玲极高的文学史地位，激发了人们对这一作家的兴趣，引发了台港大陆学者对张爱玲研究的热衷，但研究重心在港台，研究者主体是海外华人。重要的研究者有唐文标、水晶、朱西宁、林以亮、林幸谦、周芬伶、张健、高全之等。
唐文标花大力气整理编辑了《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另有《张爱玲研究》问世，在对张爱玲这一艺术天才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对其作品的思想内容作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其道德批判的无力表示了责难。水晶曾去美国访问张爱玲两次，并与张爱玲长谈七小时，后来许多文艺界人士关于张爱玲的消息都是从水晶那儿得来的。水晶的专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在对张爱玲的小说提供了许多独到的发现后，对张爱玲创作的某些方面又作出了并不平实的论断。这样情感浓烈的研究态度当然也就制约了这一时期张爱玲研究水准的提高。此后的著作方面还有林幸谦的《张爱玲论述——女性主体与去势模拟书写》、《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重读张爱玲》、周芬伶的《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杨泽的《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
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有王德威的《“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邱贵芬的《从张爱玲谈台湾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陈岸峰的《乱世、“大话”与“小”说——论张爱玲“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严纪华的《论“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小说与电影》、陈芳明《的张爱玲与“对照记”》、周芬伶的《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叙述》、林幸谦的《张爱玲的临界点：闺阁话语与女性主体的边缘化》、蔡源煌的《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看张爱玲》、丁旭辉的《张爱玲“倾城之恋”的意象设计》、张小虹的《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蔡淑娟的《张爱玲小说的讽刺艺术》、马冬梅的《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世界》、赖绣君的《张爱玲小说中的恶母形象与潜抑的怨母心理》等等。20世纪70年代遍及台湾全岛的“乡土文学”与“现代派”文学论争，更是把张爱玲推到了论战的中心。总之，此阶段的研究，在承继上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社会意识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进入张爱玲研究视野，同时，张爱玲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叶张爱玲去世的大陆时期。此时，在大陆文学史上销声匿迹达30年的张爱玲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她的作品重回大陆。大陆的张爱玲研究渐成大观，不仅研究论著数量巨大，而且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在重评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着张爱玲研究的领域。1949年以后大陆最早出现的张爱玲评论是1981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张爱玲传奇》。但该文并非学术评论，在当时亦未引起注意。1982年颜纯钧在《文学评论丛刊》发表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1983年赵园在《中国现代文学评论丛刊》发表的《“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是最早出现的有关张爱玲的严肃评论。1984年，黄修己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简史》问世，张爱玲正式步入中国大陆文学史。此后的主要论者还有司马新、许子东、李子云、钱理群、柯灵、金宏达、于青、余斌、宋家宏、杨义、严家炎、赵遐秋、曾庆瑞、殷国明、刘川鄂、张均、高全之、戴文采、罗久蓉、孟悦、戴锦华、李今、周蕾、蒋翔华、蔡美丽、彭秀贞、倪文杰、郭玉雯、康来新等等，不一而足。
1985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四人在其合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在论及“沦陷区”文学时，用了大约800字的篇幅，再一次把张爱玲写进了大陆文学史，并将张作为“重量级”作家来评价，引起了很大反响；几乎同时发表于《读书》和《收获》的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有如一块吸铁石，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和读者对张爱玲的关注；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严家炎的《中国小说流派史》、殷国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王才路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则从文学流派的角度肯定了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尤其是殷国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从文学流派入手，设专章对张爱玲和“社会言情小说”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了十几页介绍了张爱玲，并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则对张爱玲作为沦陷区作家建立的文学世界的真实性给予了肯定；金宏达、于青主编的《张爱玲文集》（1-4卷）首次为大陆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张爱玲作品全貌；余斌的《张爱玲传》、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胡辛的《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则给人们展示了张爱玲完整的生平思想。
除专著外，有关张爱玲研究的论文也明显增多，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象征和心理分析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同时，商业化的运作机制进入张爱玲作品的出版领域，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本刊印了张爱玲的《传奇》，1987年，上海书店影印了张爱玲的《流言》。之后，众多的出版社纷纷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散文集和文集、全集。自20世纪90年代起，种类繁多的张爱玲传记也开始大量出版，张爱玲的作品也不断被改编为电影上映。总之，此阶段的张爱玲研究，“先后经历了期刊散论和通俗传记传奇的阶段，才得以步入文学史，可说是个“边缘写入核心”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