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您是位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贝伦斯说，“您怎么样，在您审视的目光中可对我们有些好感？可佩服我们？不错，我们夏天的疗养季节还可以，情况挺不坏。可为了搞得像个样子，我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只可惜您不肯在我们这儿过冬天——您只打算住八个星期，我听说？嗯，三个星期？那真叫来去匆匆，连脱下外套都不值得，您说是不是？真可惜，您不能和我们一块儿过冬天；要知道，您真该瞧一瞧，什么是霍特福勒节，它会让您长见识。”他说这些话时，语气俏皮透顶，“这是下边坪上的一个国际性节日，可要等到冬天才过。小伙子们蹦蹦跳跳地玩地滚球。女士们呢，我的乖乖！一个个花枝招展，像天空里的鸟儿，我告诉您，都风流多情极啦……可这会儿我得去照顾咱那位濒死的病人啦，”他说，“在二十七号房间。已经奄奄一息，您知道。从中间给切掉了。昨天他已喝进去五大瓶，今天还得开，这个馋鬼。不过到中午大概就会回家去了。怎么样，亲爱的罗伊特呀，”他边说边跨进房间，“怎么样，要不要我们再开一瓶……”他的声音消失在了随手带上的门后。可在一瞬间，汉斯·卡斯托普来得及瞥见房间靠里边的床上，躺着一个脸色蜡黄的年轻人，下巴上稀稀疏疏长着几根胡须，头平放在枕上，只是慢慢地朝门口转过来他那双奇大无比的眼睛。
这是汉斯·卡斯托普一生中看见的头一个垂死者，因为无论是他父母还是他的祖父，在临终时都是瞒着他的。那年轻人长着胡子的下巴冲着天，脑袋仰在枕上，显得多么庄严！他慢慢转向门口的特大眼球投射出的目光，又是何等意味深长！汉斯·卡斯托普还完全沉迷在那匆匆一瞥的印象中，下意识地也努力把眼睛慢慢地睁大、睁大，使目光显得意味深长，就像那位濒死的病人一个样，同时继续往楼下走去。他就这么瞪着眼睛，看见一个从他身后的门里出来在楼梯口便赶上了他的妇女。他没有立刻认出是舒舍夫人。她呢，对他那奇怪的眼神也只淡淡一笑，就用手托着后脑勺上的发辫，抢在他前面无声无息地、脚步灵活地、微微探着头走下楼去了。
在头几天他几乎没有结交什么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整个说来，院里的日程安排对此不利；加之汉斯·卡斯托普生性矜持，觉得自己在山上只是个客人，或者只是个如贝伦斯所说的“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有约阿希姆交谈和做伴，他大体上已感到满足。楼层的护士自然久已伸长脖子望着他们俩，一直到曾经也陪她说说话儿的约阿希姆，终于介绍她认识了他的表弟。她耳朵背后挂着夹鼻眼镜的带子，说起话来不仅做作，简直是让人难受。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得到一个印象，仿佛她已经被无聊折磨得有些丧失理智。要想摆脱她还挺困难，因为每当谈话快要结束，她就会表现出病态的恐惧；每当年轻人看样子要走了，她就用急促的话语和目光，用绝望的微笑将他们拽住，使哥儿俩出于怜悯，只好留了下来。她东拉西扯地谈她的老爸，说他是位法学家，谈她的表哥，说他是位大夫——显然为了标榜自己出自有教养的阶层，借以抬高自己。至于那边房间里她照料的那个病人，他是科堡一位玩具制造商的儿子，名叫罗特拜恩；新近这年轻德国佬的病灶已经扩散到肠子上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这都很够戗，年轻的先生们该想象得出；特别是当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着上等阶层的敏感，就太够戗啦。你甚至背都不能转……最近，先生猜猜怎么着，她只是出去了一会儿，只是去买了点牙粉，回来就发现病人坐在床头上，面前摆着一大杯黑啤酒，一截意大利腊肠，一大块黑面包和一条黄瓜！所有这些家常美味，全是家里人送来给他补身子的。结果第二天自然是要死不活。他这叫做自己找死。但死了只对他个人意味着解脱，她可还是不成——顺便说说，她名叫白尔塔，实际上就是阿尔芙雷达·希尔德克涅希特——因为她反正又得去护理另一个病人，病情可能重些也可能轻些，可能在这儿也可能在另一家疗养院，这就是展现在她面前的未来，别的前景根本没有。
是啊，汉斯·卡斯托普说，她的职业无疑挺艰辛，不过嘛也令人满足，他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当然，她回答，令人满足——令人满足，但却非常艰辛。
喏，愿罗特拜恩先生诸事顺遂。表兄弟俩说着想溜。
可她赶紧用话语和目光制止他们。她那么拼命想拴住年轻人，让他们跟她多待一会儿的情景，看上去实在可怜；不再给她一点儿时间，似乎有些残忍。
“他睡了！”她说，“他不需要我。所以我才有几分钟到走廊上来……”她抱怨宫廷顾问贝伦斯，说他跟她讲话口气太随便，有损于她的出身。她更喜欢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因为她称他很有良心。随后她又谈起自己的老爸和表哥，可脑子已想不出新的东西。为了再拴住哥儿俩一会儿，她徒劳地挣扎着，以致突然提高嗓门儿，开始大声喊叫，因为他们真准备走了——终于，他们摆脱了她。可白尔塔护士呢，仍朝着他们的后背探出上半身，眼巴巴地盯着他们，好像要用目光将他们吸回去一般。末了儿，她从胸中吐出一声叹息，转过身去，走进了她照管的病人的房间。
除她之外，汉斯·卡斯托普在这些天里只认识了那个穿黑衣裙的脸色苍白的夫人，那个他在花园里看见的被称作“两个全都”的墨西哥女子。确实，他也听见她嘴里念叨那成了她绰号的可悲咒语，不过因为已有思想准备，就保持了落落大方的风度，事后他对自己挺满意。哥儿俩是在第一次早餐后按规定出去遛弯儿时，在疗养院大门前碰见她的。只见她身上裹着黑色的克什米尔披巾，膝头弯曲着，跨着长而急促的步子，不停地在那里踱来踱去。一条黑色的纱巾包裹着她已掺进银丝的头发，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子，将她那生着一张愁苦的大嘴的老脸衬托得更加惨白。约阿希姆和往常一样没戴帽子，只好向她鞠躬致意；她慢慢回着礼，在看人的时候窄窄的额头上皱纹变得更深。她停下来，因为看见了陌生的面孔。她微微点着头，期待年轻人靠近。显而易见，她认为有必要听一听新来者是否已了解她的命运，并且让他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约阿希姆介绍了自己的表弟。她便从披巾中向客人伸出手来——一只干瘦、泛黄、血管突露的、戴着许多戒指的手。她一边继续向他点头，一边两眼死死盯着他。随后就是：“先生，”她说，“我把情况全告诉您……”
“我知道这件事，太太，”汉斯·卡斯托普压低嗓门回答，“对此我深感遗憾。”
在她那漆黑的眼睛底下，松垂的泪囊如此大，如此沉，汉斯·卡斯托普从未见过。从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枯叶的气息。年轻人的心软了下来，变得有些严肃了。
“谢谢。”她的发音尖锐，与她衰朽的形象形成奇怪的对照，同时，她那大嘴的嘴角凄惨地往下撇着。随后，她把手缩回到披巾底下，歪过头，继续踱她的步去了。汉斯·卡斯托普一边往前走，一边说：
“你瞧，我一点没事儿，把她对付得非常好。对付这类人我都会很在行，我相信，我生来就懂得怎样跟他们打交道——你说不是吗？我甚至以为，整个说来，我与悲伤的人能比与快活的人更好地相处，上帝知道原因在哪里，也许就在我也是个孤儿，早早地失去了父母吧。可是当人们严肃而悲哀地面对着死亡，死亡却不能使我心情抑郁，感到难堪，倒令我觉得适得其所，至少比处在热热闹闹的场合更好、更称心。最近，我曾想：这儿的女士们也太愚蠢了，竟如此地惧怕死，惧怕与死有关的一切，以致院里什么都小心翼翼地瞒着她们，要等她们吃饭去了，才给快死的人送终。呸，太蠢了。你不挺乐意看见一具棺材吗？我可是挺乐意。我觉得，棺材是件非常美的家具，即使空着；而一旦有谁躺在了里面，那它在我眼里就简直变得神圣了。至于葬礼，则有着感化心灵的作用——有时候我想，人不该进教堂，而应去参加葬礼，如果他想获得一点点启迪的话。人们都穿着规规矩矩的黑衣服，手里拿着帽子，眼睛凝视棺木，形容庄重肃穆，谁也不许像平时生活中那样开无聊的玩笑。我很高兴，人们终于表现出了一些个虔诚。有时候我问我自己，我是不是该去当神甫来着？——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这挺适合我……但愿我刚才用法语讲的话没有什么错误？”
“没有，”约阿希姆回答，“至少‘对此我深感遗憾’这句非常正确。”
政治上可疑
正常日子有规律的变化到来了：首先是一个星期天，一个在露天平台上演奏疗养音乐的星期天。这种事每两周一次，也就是作为双周结束的标志。汉斯·卡斯托普上山来正碰着个双周。他星期二抵达，第五天便碰上听音乐。这一天在那气温骤降、寒冬乍到之后又充满了春天的意味——空气柔和清新，淡蓝色的天空中飘着白云，阳光和煦地照在山坡和谷地上，刚积起的雪迅速融化了，四野又是一派夏日的葱绿。
很显然，人人都热诚地迎接这个星期天，都努力地想有所表现；院方和疗养客相互支持，相互勉励。还在早餐桌上，就增加供应了撒糖粉的蛋糕，每个座位前还摆上了一个插着几朵花的小玻璃瓶，野丁香甚至阿尔卑斯山玫瑰什么的。男人们把花摘下来插进衣襟的扣眼里——多特蒙德来的帕拉范特检察官甚至穿了一件黑色燕尾服，撒花坎肩——女士们的打扮更富节日气息——舒舍夫人穿着一身轻柔似水的敞袖花边晨衣走进餐厅，在玻璃门咣啷一声关住以后，她先转过身来，像是要在众人面前姿态优雅地亮亮相，然后才脚步轻轻地直趋自己座前。她穿得如此漂亮，以致汉斯·卡斯托普的邻座，那位柯尼斯堡来的女教师禁不住连声赞叹——甚至连“差劲儿的俄国人席”上的那对野蛮夫妇，连他们俩也对主的日子表现出尊重，男的脱掉皮外套和毡靴，穿了件短大衣和皮鞋；女的呢，尽管今天仍然戴着那顶肮脏的羽毛帽子，下边却换了件绉领的绿绸上衣……看见他们俩，汉斯·卡斯托普皱了皱眉头，脸也红了；这是他上山后常有的情况，自己也已注意到。
第二次早点以后，疗养音乐就开始在露台上演奏起来。各式各样的铜管和木管乐器一应俱全，吹奏出来的曲调时而轻快，时而徐缓，几乎一直演奏到了吃午饭。在开音乐会的过程中，静卧的规定就不是非遵守不可了。虽然仍有些人躺在自己的阳台上享耳福，在花园敞厅中的三四把椅子上同样也坐着人，不过，多数疗养客还是坐在有顶篷的平台上一张张白色的小桌子前。至于活泼的青年们——他们也许觉得坐椅子太庄重了吧——干脆占据了通向花园的石台阶，在那儿制造着欢乐的气氛。这些年轻的病人有男有女，大多数汉斯·卡斯托普要么已经见过，要么已经听到过名字。里边有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有阿尔宾先生，只见他端着一个大大的花铁盒子走来走去，请所有的人吃装在盒里的巧克力，自己却一点也不尝，而是含着个金烟嘴儿抽香烟，一副老爸爸神气。此外还有“半边肺协会”的厚嘴唇小伙子和面孔呈象牙色的瘦削的莱薇小姐；还有一个叫拉斯穆森的头发灰黄的年轻人，他让两只手鞠躬致意胸前，看上去就像鱼的鳍。从阿姆斯特丹来的萨洛蒙太太，一位穿红衣服的大胖女人，也混在小青年中间。在她身后坐着那位头发稀疏的颀长男子，他会弹奏《仲夏夜之梦》中的乐曲，现在却双臂抱膝，目光忧郁地凝视着胖太太棕黑色的后颈窝。另有一个从希腊来的红发少女，以及一个长着一张貘一般脸孔的少女，从什么地方来的还不知道。还有那个眼镜片极厚的饕餮小伙子，以及一个十五六岁光景的戴单眼镜的少年，他在干咳时总把小指头那长长的盐勺似的指甲伸到嘴巴里去，显然是头上等蠢驴——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
蓄着长指甲的小青年，约阿希姆低声告诉表弟，进来的时候原本没多少病——体温正常，只是出于小心，才被他做医生的父亲送到了山上，根据宫廷顾问的诊断大约只住三个月就该够了。现在三个月已过去，体温反倒上升为三十七度八至三十八度，真的病啦。可他生活得仍旧那么荒唐，真该挨嘴巴。
表兄弟俩独自占了一张小桌子，与其他人离开一段距离。这时汉斯·卡斯托普一边喝早餐剩下来的黑啤酒，一边抽他的雪茄。现在，他觉得烟味好了一点。跟往常一样，啤酒和音乐使他陶醉了，以致张着嘴巴，歪着脑袋，睁大了红红的眼睛望着周围无忧无虑的人们。他尽管意识到所有这些人体内正经历着难以阻止的崩溃衰败，其中大多数人都发着低烧，还是完全没有扫他的兴，相反倒使他觉得整个情景更有意思，甚至可以说还增添了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人们在小桌旁饮着气泡儿翻涌的汽水。台阶上有谁在拍照。在那儿，另一些人正在交换邮票；从希腊来的红发少女正用一个本子为拉斯穆森先生画像，画好后却不给他看，而是张开大嘴笑着将身子转来转去，使他久久没能将本子抢到手。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眼睛倒睁不闭地坐在石阶上，拿一个报纸卷儿和着音乐打拍子，听凭阿尔宾先生将一束野花拴在她的衣襟上。厚嘴唇小伙子坐在萨洛蒙太太脚底下，仰着脑袋与她闲扯，头发稀疏的钢琴家则目不转睛地在背后死盯着她的颈项。
大夫也深入到疗养客中来了，宫廷顾问贝伦斯身穿白大褂，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穿着黑罩衫。他们一桌一桌地依次走过，宫廷顾问差不多对每个人都要开上句轻松的玩笑，以至走到哪儿，那儿就会掀起一阵愉快的骚动，就像轮船行过总要带出长长的波痕一般。最后，他们走下台阶到了年轻人中间，在那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立刻陷入女士们热情相邀、频送飞眼的重围。宫廷顾问却表现出对男士们的尊重，向他们展示自己上靴带的艺术：他将大脚踏在高一级的台阶上，解开鞋带，用一种特别的熟巧把它们扯下来提在手上，然后又在无需另一只手帮忙的情况下，异常麻利地将带子还原好。好几个人都企图学他的样，结果全都徒劳。
过一会儿，塞特姆布里尼也在露台上露了面——只见他拄着手杖从餐厅里踱出来，今天仍穿着他那平绒外套和淡黄色裤子，脸上带着不以为然的警惕表情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慢慢走近表兄弟的桌前，请求允许他与他们同坐，同时说了句：“啊，挺不错嘛！”
“啤酒、雪茄外加音乐，”他说，“这就是您的祖国！看得出，工程师，您富于民族情绪。您现在如鱼得水，我很高兴。让我也来分享分享这和谐的情趣吧！”
汉斯·卡斯托普紧抽了几口——他一看见意大利人就这么做了。他说：
“您可是迟到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音乐会想必马上就要结束。您不喜欢听音乐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