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速了争夺巾国的步伐，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清王朝不积极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镇压民众的反帝斗争和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1900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并阴谋乘帆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纷纷调兵前来中国，进而发动了一场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联合侵华的战争。为了保卫家园，中国军民在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
大沽、天津之战（1900年6月～7月）
一、义和团及清军英勇阻击西摩尔侵略军
列强于1900年5月底6月初派兵四百余人进入北京后，6月9日，驻天津各领事又开会决定，再从驻天津租界的三千余官兵中抽调两千余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美国海军上校麦克拉率领，分批乘火车进入北京。
6月10日上午9时，西摩尔率第一批八百余人（携带火炮数门）乘火车自天津出发，后续部队拟于三日内分批离津北上。当时，京津铁路有些地段已被义和团拆毁，西摩尔派兵边修边进，次日下午方抵廊坊。当西摩尔督队抢修前方铁路时，附近的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冲上前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迫使侵略军逃向廊坊车站。义和团紧迫不舍，将侵略军围困于廊坊。6月14日晨，侵略军正欲继续北上，义和团三百余人大声疾呼，冲向廊坊车站，毙伤敌兵多人。当日下午，义和团还对留守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袭击，西摩尔不得不派兵回救。
鉴于前进无望，西摩尔于6月16日率部撤至杨村。18日14时30分，董福祥部甘军三千余人及义和团二千余人，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经过八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毙伤敌五十余人。侵略军撤至杨村车站后，又遭义和团包围袭击，死伤近四十人。
6月19日晚，西摩尔侵略军已处于缺粮少弹，被动挨打的窘境，遂决定抢夺附近民船数艘，运载伤兵、军械，顺北运河撤回天津，部队则沿北运河东岸徒步行军。6月20日，侵略军从杨村撤退。
侵略军在向天津撤退途中，仍不断遭到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部的袭击。6月21日14时半，在北仓、穆庄与聂士成部发生激战。聂士成亲自指挥作战。侵略军受创甚重，白天不敢行军，夜间拚命狂逃，于6月22日2时左右抵近天津西北郊的西沽。该处有清军的武库（军械局），内贮大量枪炮弹药，周围墙垣甚厚，防御条件较好。驻守该库的清军为练军卞长胜、陶良才部。此外，武卫前军左路统领杨慕时部也于6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由保定到达西沽。由于守军疏于防范，杨慕时部又仓卒赴战，武库于22日凌晨被侵略军攻占。西摩尔侵略军得到了粮弹补充，获得了喘息机会，但由于沿途连遭袭击，死伤已近三百人，又抽出数百人抬伤员，能战之兵已不满千，很难通过清军及义和团的驻区进入租界，只得暂驻西沽，并秘密派人前往租界求援。6月26日，侵略军摧毁西沽武库，在千余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
这次作战，义和团及清军共击毙侵略军六十二人，击伤二百二十八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所率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义和团的勇敢精神，使侵略军大为震惊。战后，西摩尔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6月20日，侵略军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如果当时廊坊一带的董福祥部南下紧迫，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一带全力堵截，同义和团数千人协同作战，有可能将敌全部歼灭。但是，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慈禧竟令萤福祥部回京围攻使馆区，从而丧失了南北夹击逃敌的战机。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的阻击战中，大多以村庄为阵地，远离运河河道，遥向敌人开炮。虽然炮声隆隆，但杀伤敌人不多，加之没有切断运河航道，致使侵略军得以乘夜暗窜越北仓，逃至津郊西沽。侵略军夺占了西沽武库后，在津清军未能集中兵力组织围攻。6月23日晨，杨慕时部一度攻入武库，但卞，陶两部竟观望不战，结果杨部因兵力不足，被迫退出。6月26日上午，西摩尔沿铁路撤回租界时，附近清军不积极出击，最后终于丧失了全歼该敌的良机。
二、大沽失守
正当西摩尔侵略军在廊坊受到义和团及清军阻击时，联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占了大沽。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该处炮台进行了修复和改建。八国联军进犯前夕，南北两岸共有四座炮台：主炮台在白河口南岸，安设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并有发电所，电信局各一处，探照灯两具，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新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白河口北岸建有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七十四门，并有电信局一处，北炮台之西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这些火炮大部是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式和国内仿制的产品。
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有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六营三千人及一个水雷营。此外，还有叶祖珪所率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一艘和“海龙”号等鱼雷艇四艘，泊于白河口内。
根据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列强的舰船可以出入白河口而不受任何阻拦。1900年6月底，大沽守军拟增兵驻守火车站，控制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并在白河口布设水雷，控制外国舰船出入。帝国主义者得此消息后，6月15日在俄国旗舰上开会，研究确定了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的作战部署，当即令先已驶入白河的十艘吃水较浅的千吨以下舰艇做好作战准备，并派遣日军三百名（随带火炮两门）于当晚至塘沽登陆。16日，各国海军头目又开会精心策划，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舰驶泊各自的作战位置：日舰“爱宕号”，美舰“莫诺卡西”号驶靠塘沽火车站附近的白河左岸边，以便保护车站，英水雷驱逐舰“惠钦古”号、“弗爱摩”号驶靠清军水雷营附近，监视北洋海军的四艘鱼雷艇；法炮舰“利夭”号、德炮舰“伊尔契斯”号驶靠位于塘沽、大沽之间的海关附近，俄炮舰“基里亚克”号、“考里埃芝”号、“保布尔”号驶靠白河右岸东沽附近；英巡洋舰“阿尔舍林”号在俄舰北侧于家堡对岸，以便共同炮击南北炮台。各舰装备有七至二十厘米口径的速射炮，还有不少口径为三十七至四十七毫米的机关炮。当日，又有英、德、俄各军约六百人，由德国海军大校波尔指挥在塘沽分批登陆（连同15日晚登岸的日军，共有九百余人），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至此，联军的作战部署已基本就绪。
这时，大沽守军也加强了炮台的守备，并于6月16日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阻止敌军舰船出入。联军即以此为借口，由俄国海军副司令海尔布德朗出面，于16日19时半给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胡说清军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及加强大沽防御，“于我西人代平匪乱一事，实有不便”，无理限令中国守军于17日凌晨2时交出炮台。驻天津各国领事也将同样内容的通牒递交裕禄。罗荣光严辞拒绝，并立即传令各炮台准备战斗。
6月17日零时50分，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七十分钟，侵略军便开始进攻大沽炮台。泊于白河的联军舰艇首先发炮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守军被迫还击。这时，集结在塘沽的联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逼西北炮台。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西北炮台于5时左右失守。6时许，联军未遇抵抗便占据了北炮台。之后，左岸陆路联军从北炮台，法、俄各舰从所在位置向南炮台猛烈轰击。同时，俄、德、法军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至白河南岸，从侧后抄袭南炮台。南炮台守军腹背受敌，弹药库又中弹起火，伤亡不断增加，被迫撤退。至6时50分，大沽炮台全部失守，清军残部向新城方向退走。此次作战，清军阵亡七八百人，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及四艘鱼雷艇也被联军掳走。联军死五十八人，伤一百九十七人，并有四艘战舰负伤。
联军夺占大沽炮台后，控制了大沽口和火车站，使海上援兵能够顺利地运往天津，给津京，直隶地区军民的防御作战增加了不少困难。
大沽炮台的失守，与清政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轻津沽的方针有很大关系。6月上旬，各国军舰云集大沽，侵略军大批上岸的时候，清政府仍没有增派军队加强大沽，塘沽、北塘的守御，致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车站、海关等地的三千清军，在毫无外援和不能互相策应的情况下，被侵略军各个击破。其次，大沽炮台的失守，还与战备不及时有关。守将罗荣光，直至侵略军的十艘舰艇驶入白河作战位置后，才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九百多名敌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时，也没有及时采取应急措施，致使联军顺利实施水陆夹攻，在六个小时内即夺占了整个炮台。大沽炮台的失守，也反映出炮台构筑的落后，如炮位及军火仓库，都没有采取荫蔽、伪装和加强保护的措施，全部暴露在外，成为敌人轰击的目标。在守备战术上，罗荣光以绝大部分兵力分守几处炮台，台外缺少机动兵力，以致当敌人从侧后抄袭时，不能组织有效的阻击，粉碎敌人的进攻。事实再一次证明，孤立地防守炮台，总是难以守住的。
三、天津之战
6月19日，清廷还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但已接到6月17日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折，于是一面令裕禄固守大沽炮台，一面照会各国公使，抗议列强的无理行为，并要求各国驻华公使于二十四小时内从北京撤往天津。鉴于形势严峻，慈禧于6月16日至19日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当时，光绪帝存有依靠列强恢复自身权力的幻想，因此，以他为首的帝党，对外主和，对内主“剿”。他们认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并提出“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中央和地方的洋务派官僚也主张与帝国主义媾和，全力镇压义和团。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本来也不愿与帝国主义作战，但当时和帝国主义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慈禧欲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帝位继承人），逼迫光绪让位，各国公使表示不予承认，这使她对帝国主义列强非常不满。在裁漪等顽固派成员的怂恿下，她决定对各国宣战。6月21日以皇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是，慈禧的宣战并非出于真意，宣战不到十天，就以军机处名义命令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乃出于“万不得已”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这充分暴露了慈禧等人假宣战、真妥协的嘴脸。
其实，早在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已与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驻守天津城区的清军有；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六营两千五百人，驻守天津城东侧、东机器局，马家口及西沽武库至三岔河口一带；水师营驻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钟河火药库，罗荣光部淮军四营一千七百五十人驻城东及紫竹林租界西侧；武卫前军聂士成部十营约五千人，分别驻守城西南的广仁堂、南门外海光寺、南机器局、紫竹林租界东北侧及老龙头车站北部一带。总兵力约一万人左右。参战的义和团约有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则不足两千人。
6月15日前后，天津的义和团激于义愤，焚烧了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义和团奋起还击。17日，当联军再次开枪镇压时，驻防清军也配合义和团进行还击。练军炮击紫竹林租界，水师营炮击老龙头车站，曹福田则率义和团民袭击老龙头车站及租界内联军，揭开了天津军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从18日至22日，清军各部及义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意大利军司令官，英国的戒严司令官都受重伤。俄国领事馆、太古洋行、英租界的工部局，戈登堂及德军司令部都遭到炮击。被围联军因兵力单薄，只得实行缓兵之计，“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战”。但义和团及清军没有停止攻击，只是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而已。
从当时的兵力对比看，天津一带的清军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联军多四至五倍，再加上义和团数万人，居于绝对优势。如果清军与义和团密切配合，实行分割包围的战术，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紫竹林租界的联军各个歼灭。但由于清军天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裕禄根本没有决心真正同联军作战，以致丧失了有利战机。
至6月22日，双方在天津的兵力都发生了变化。这时，武卫前军杨慕时部三营一千余人已抵北郊西沽、红桥一带；聂士成已率武卫前军约五营两千余人回师天津，又有从大沽撤至津郊的淮军六营约两千人，其中一部驻租界西马家口附近。义和团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韩以礼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带，称为“天下第一团”的张德成部五千人在马家口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