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闹市遇到小偷持刀行窃，失主大呼小叫，未见警察出现，一行人路见不平，勇斗歹徒。过后，公安部门对该行人给予通报并立案审查。通报称，该行人在不具备警察资格的情况下，限制他人自由，违犯了《社会安全法》。更有甚者，该小偷系卧底线人，其持刀行窃意在获得同伙信任，以打进黑社会内部。行人的作为客观上打乱了相关部署，应依法予以惩治。
上述假设，源于上午看到的一则新闻：河南省卫生厅除了对“开胸验肺”事件中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处理外，还对郑大一附院给予通报批评并立案调查。该院于6月22日对张海超进行了开胸手术，诊断为尘肺合并感染。通报称，郑大一附院在不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情况下，进行职业病诊断，违犯了《职业病防治法》。
郑大一附院固然是“狗拿耗子”，但在“躲猫猫”的年代里，张海超们以后可以找谁“开胸验肺”呢？
张海超一类的事情并不鲜见。几年前参见博士论文开题会，一学生陈述己见后，在座的各位老师纷纷提出异议，该学生的导师频频点头，说意见很好，学生要认真听取。学生将论文大纲修改后，呈导师过目，后者勃然大怒：“是我指导你还是别人指导你，你还是我的学生吗！”说的也是，既然有明确的论文指导老师，其他人的其他意见就都是“狗拿耗子”，所谓论文开题会也只能是“多管闲事”。
这次开题会后，迫不得已参加类似的会议，我开始唯唯诺诺，先是夸奖导师，然后夸奖学生，最后说，这个选题我没什么研究，若让我写，可能还没有这种效果呢。若是有别人的研究生私下里求教，我开诚布公地说，既然选择了导师或为导师选择，就要旗帜鲜明，听导师的话，导师咋说就咋听，导师说咋写就咋写，我不怕别人说我“狗拿耗子”，倒是怕你落个“背叛师门”的名声，毕业就难了。
其实，我对自己名下的研究生很少主动指导，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学生若觉得我还成，主动求教，我不会故作高深，不怕抖落自己的家底；若学生对我不理不睬，转而求助别的老师，我乐得自在。就像一次论文答辩会上，某导师很认真地说，这篇论文之前我没有看过，直到前天中午，学生才递给我一份。假若导师道的是实情，那或许是学生瞧不起导师，或许最后才急急忙忙地凑出论文，不得而知。反正，导师全部的职责就简单为签字，在同意论文答辩的一栏签字。作导师真容易啊。
今年早些时候，清华大学部分院系规定，导师们在负责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更要帮学生找到工作，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将和导师职称以及新学期的招生指标挂钩。清华的导师们重任在肩，从学问到就业，学问上的指点也就等同于就业培训了。清华不妨再彻底一些，把“大学”的招牌换成“就业培训中心”。
再说一个事情，许多学校于逢五逢十之年，举行建校纪念庆典。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是名人展示，官员按行政级别顺序排坐，商人按福布斯排行榜顺延，然后是大作家、大明星，发言的优秀毕业生代表无一例外都是名人。离世多年的名人，尚在展示中挂出照片。没有官衔、职位、名声和钞票，就只能是普通毕业生了，勉强得到接待，也是客气而又礼貌的那种。母校不在意他们的热爱，倒是他们自己自作多情。
有资格可以不为，没有资格绝不能为。我们身处的无为而治的年代，也是无为无不为的年代。“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这句诗，或许可以改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欲哭无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土地实在是太可爱了。
笔名及其论证
早上打开手机，一条短信蹦了出来：如何证明笔名是某某人的笔名？这问题有点意思。短信来自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电话打过去，明白了事情的原委。1919年4月，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发表“舍”以白话文体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片断，内容是《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包括十条纲领全文。通常认为，“舍”是成舍我的笔名。这个学生的领导很认真，说不能人云亦云，得拿证明出来，学生很荣幸地领受了这个任务。
已经毕业的学生，我惯于称作“前学生”，我自然也就是“前老师”了。前学生没辙，向前老师求助。尽管是前老师，还是慢条斯理，长篇大论，凡事都要从头说起。
嗯，笔名乎，假名也。作者发表文章著书立说，不署真实姓名，随随便便或别有用心地造那么一个名字出来，就是笔名。古代无笔名之说，但有表字、别号和室名，性质与笔名相通。例如，苏轼别号东坡居士，王守仁筑室故乡余姚阳明洞，人称王阳明，苏东坡与王阳明扬名立万，原名倒为人生疏。
我们耳熟能详的鲁迅，本名周树人，据说所用笔名多达一百八十多个，“鲁迅”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于是乎，提到鲁迅大家都知道，说起周树人反倒陌生得很。像我，非常清楚鲁迅即周树人，周树人即鲁迅，但还是亲近鲁迅，疏远周树人，挂在嘴边的只能是鲁迅而非周树人。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丁玲、艾青都是笔名，我们读中学时就知道，老师说，他们的真实姓名是沈德鸿、李尧棠、舒庆春、万家宝、沈乃熙、蒋伟、蒋海澄，但是现在，这些名字早已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惟有笔名熠熠闪光。
为什么不署真实姓名？为避免引起文字麻烦；不求闻达，故意假借名号；常在同一家报刊发表文章，有时甚至同时发表数篇，若署同样的名字，版面多单调啊……原因七七八八，不一而足，邓拓在《燕山夜话》中说：“谁也不必讳言，有些人看文章的好坏，是以作者有没有名声和名声大小来做判断的，这使作者本人有时也很苦恼。署一个笔名就省去种种麻烦，说好说坏只看文章如何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遇见许多作者有些学习和研究的心得，可是还不很成熟，用他的本名写文章发表，似乎反而觉得不够郑重，用一个笔名发表就比较好。好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在作者方面，即不必考虑万一意见有错误而发生什么不良影响，又可以对自己发表的意见大胆负责。二则在读者方面，对于这种意见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更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于发表某些批评和商讨的文章。”
笔名的选择，总离不开情感寄托和志向追求。在辛亥革命后佐助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刘师培，早先激进得很，取笔名“激烈派第一人”。许地山在1923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落花生》，记述童年的“收获节”晚上，父亲借讨论花生品格，启发孩子们要像落花生那样质朴无华。许地山后来即以“落华生”为笔名。据说郭沫若的笔名“爱牟”，系英语“I”（我）的音译，“麦克昂”是“maker”（制造者）的音译。志向可谓高远，追求个性自由的性情率然，作为“我”而问世，作为“制造者”、“作者”而立世。
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明朗，笔名特意附有“女士”的后缀。谢婉莹率先署名“冰心女士”，继之，黄英自称“庐隐女士”，冯沅君称“淦女士”，谢冰莹称“冰莹女士”，石汝璧称“评梅女士”，张近芬称”C·F女士”。以至于男性作家也用“女士”作笔名，赵景深取作“露明女士”、“爱丝女士”，张若谷取作“刘舞心女士”，老资格的柳亚子给《女子世界》写稿时，署名“松陵女子潘小璜”，周作人刊登在《女子世界》上的文章，署名“萍云女士”、“碧罗女士”。联想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男作家用“女士”作笔名，不乏性别意识倒错的嫌疑。如果他们活到现在，是不是会做变性手术呢？端木蕻良的笔名令人瞠目结舌，“红良女史”，这究竟是要写女人的历史呢，还是一生扮演女性的角色？与之相反，冰心有一个笔名叫“男士”，姑且解作“女子亦是男子”，大有“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气势。
最近几年，对五四时期兴趣盎然，翻阅其时的书刊成为必要，困难随之而生。繁体字勉强可以解决，眼睛也渐渐习惯竖排，但笔名始终是个大大的难题：究竟谁是谁啊？据说《中国现代文坛笔名录》收编近七千个笔名，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坊间却难以觅到。我对前学生说，你写文章一定别用笔名啊，免得给后人添麻烦。答曰，那是，文章本来就写得少，还用笔名，岂不让人笑话我一文不名？
文章千古事，能写文章，是很荣耀的事。记得我第一篇论文发表，把所载刊物寄给父亲两本。意思明确，父亲没有白白供我读书。最初的一些时候，家里来了客人，话题涉及我，父亲就会小心翼翼地取出刊物，兴奋地予以展示。若是用笔名发表，父亲肯定得唠唠叨叨，多费口舌，客人保不准疑窦丛生：你说是你儿子写的，可那明明不是他的名字嘛，怎么好相信呢？现在评职称，依据就是科研成果，若论文用笔名发表，得自己给评委会举证，显然自讨苦吃。
回到“舍”上来，若要证明“舍”即成舍我，办法一是查询成舍我的文集，无论是本人编就还是后人编撰，若收录《每周评论》上的这个摘译，可以作为证明。还好，海峡彼岸有《成舍我先生文集》，前学生说里面没有收录。办法二是别人的回忆，海峡此岸有《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其中若有相关记载，可以作为旁证。此外，我是无计可施了。
还有，即使文集中收录，也未必确证，旁证更是可疑。当作者使用笔名亦即假名时，有意无意，都在刻意和自己的作品保持距离，甚至想断然否认关联。一个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说，文本的诞生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我们不妨说，笔名的问世意味着作者的自动退场，他只是留下一顶帽子，挂在作品的角落。就此而言，鲁迅并非周树人，充其量，鲁迅是周树人的一顶帽子，周树人有一百八十个笔名，那么就有一百八十顶帽子。热爱鲁迅的读者，只不过是在热爱其中的一顶帽子而已。
电话那端的前学生不待我说完，冒出一句：笔名不就和网名差不多嘛。唉，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样一说，年青一代就很容易理解笔名的由来与用途了。想一想五四时期热衷社会时评的报刊，看一看现在锋芒毕露抑或插科打诨的论坛，笔名与网名所面临的情势的确是相当接近。
真相及其不明
新华网7月28日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首先，如果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蛊惑、挑动的话，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让群众知道“真相”？其次，指责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无异于说老百姓没有分辨事非的能力，这与事实不符。最后，把群体性事件说成是少数人教唆“不明真相”群众引发的，有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嫌疑。
这是一篇好文章。遇到群体性事件，不要动辄冠之以“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而发生。读过高中政治课本的人都懂得，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没有文化的人也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俗语。那么，从什么时候起，群众变得“不明真相”且容易受“少数坏人的煽动”了呢？是群众变笨了，还是“少数坏人”蛊惑力变大了？回想20世纪的中国历史，直到80年代，工农群众一直发挥着强大的历史作用，当然，这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劳苦大众“翻身闹革命”；也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成为我国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成为我国的政权基础。90年代后社会转型，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群众却越来越“不明真相”，不能不令人匪夷所思。
不妨从“真相”概念入手。按照常识，真相就是事情的真实面貌，相即貌，是看出来、描出来的，当我们说“这个人面相很好”时，切记这是观察的过程与结果。真相是对事情、事件的叙述和记忆，而非事情和事件本身，澄清这一点尤为重要。所谓存在“唯一的”真相，不外乎两种可能：其一，所有参与者、旁观者的回忆保持惊人的一致，仿佛拥有同样的眼睛、同样的认知；其二，只有某些人具有叙述的能力和权力，事情一旦像他们所叙述的那样披露出来，很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同。历史教科书充分发挥了第一种可能，近年来解构思潮流行，第二种可能开始占据上风。
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成为新的追问方式。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是不存在唯一的、为方方面面都认可的真相。不同阶层有不同的真相认知，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的真相追求，不同立场有不同的真相旨归。没有真相，只有不同的真相。没有谁愿意生活在虚无主义的流沙之上，只有相信自己活在真相中，才能安稳、踏实、闲适。所以，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看到了真相，每个阶层都坚持自己把握住了真相。当指责群众“不明真相”时，意思不外乎是说：“群众不明白我们的真相。”群众怎么可能明白不属于自己的真相呢？又为什么要明白不属于自己的真相呢？就此而言，群众无可指责，无需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