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真好
午后走出楼门，“天气真好”四个字就浮现在心头。是啊，天气真好。紧接着就想，单单这四个字，太贫乏了吧？应该多想一些词语出来，譬如，春光明媚，春风和煦，春意盎然，春色宜人，春和景明，等等。若这时下起雨来，可以说和风细雨，春风化雨，细雨如丝。再过些天，树木绿了，花儿绽放，可以说万物复苏，万木争荣，郁郁葱葱，繁花似锦，绿草如茵，草长莺飞，莺歌燕舞，万紫千红，花团锦簇，花红柳绿，姹紫嫣红，抽枝展叶，花枝招展，桃红李白，蜂飞蝶舞，鸟语花香……然后就是春花作物，春华秋实，云云。
多一些形容词，是小学语文老师的基本要求。再附加几句古典诗词，更能显示文人摇头晃脑的派头：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天气好了，心情顿时也好了起来。那么，天气和心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能不能说天气好心情就一定好，天气糟心情就必然糟？据专家讲，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和他所生活地区的气候有直接关系。长期生活在热带的人，性格暴躁易怒；纬度高的寒带，气候寒冷，阳光稀有，是抑郁症的高发区；气候湿润、万物生机盎然的水乡，人会多情，反应机敏；草原上的牧民性情豪爽，山区的人性格率直。精神治疗专家的研究表明，人的情绪或多或少地受到天气的影响，一个人对天气变化，特别是坏天气的刺激反应强烈，就会表现出种种不适症状：疲倦、身体虚弱、健忘、眼冒金星、神经过敏、情绪低落、工作提不起精神、效率降低、睡眠不好、偏头痛、注意力不集中、恐惧、冒汗、寒战、没有食欲、尿频、感觉器官障碍、肠胃功能紊乱、神经质、易激动、心跳加快、晕倒、痉挛、骨头疼痛、脊柱错位以及手术刀疤疼痛，等等。
果真如此的话，人世间的诸多争执是否可以归咎于天气呢？天色阴暗，促使心灰意冷，乃至气急败坏，于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办砸了，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夫妻因此离婚，官员糊里糊涂地签发文件，军事领袖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资料表明，1982-1983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使全球大约10万人患上了抑郁症，精神病的发病率上升38%，交通事故也至少增加了5000次，究其原因，是全球气候异常和天气灾难超过了一部分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上面只是谈论天气对心情的影响，反过来会如何呢？人们情绪高扬时，遇上暗无天日的景况，不也常常别出心裁吗？这样一来，问题就转变为：既有的心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人对天气的感触？迎面而来的天色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人的心情？回到开头的话题，当我走出楼门，“天气真好”四个字脱口而出时，是描述的成分多，还是感叹的因素大？汉语中的句子包括四种类型：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天气真好。”这句话只能是陈述句或感叹句。为了更像感叹句一些，可以说：“天气真好！”或者：“天气真好……。”当然，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既看做陈述句，也当做感叹句。这个时候，陈述句和感叹句的确不是那么好区分。如果我坚持这句话是陈述句，那么，感情色彩显然被搁置了；如果强调它的感叹性，那么，客观的一面又被舍弃。哲学里有一句人云亦云的话，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相统一。
人类文化从气质上讲，无非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类型。个体的性情也可以如此划分，具体的表现则因时因地而异。我们很自然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是人类文化整体中的个案，可以说是既有个案的新表现，也可以说是新拓展。所有的个案都是因为整体才得以指认，获得意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而是说，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人，前辈和祖先也是人，那么，我们和他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我们都是人，就此而言，历史没有进步。就像油画，画家不论怎么调配，还是那几种基本的颜色。但就是在对色彩的运用中，大师和花匠的区别一目了然。
关于天气，自古以来已经有太多的描述和形容，我们还能怎么说？诗意的、思辨的、分析的，描述的、叙事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内心的情绪和外在的景物，我们还能怎么书写？这是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始终面临的难题。
Awaken
大概读小学时，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或者巨龙，它一旦苏醒，必然令世界震惊。我们还被告知，这话是大名鼎鼎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说的。长大之后，我好像在哪本书里看到准确的原话：“看着中华帝国，让它沉睡，因为一旦这条龙醒过来，世界将会发抖。”前两年，我又看到这样一个说法：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第一手资料，都不曾记载拿破仑说过这句话。当然，晚清时期的确流传类似的预言，只不过发明权归基督教传教士，它的流行，则要归功于先后担任过驻英、驻法和驻俄公使的曾纪泽。他是曾国藩的长子。
拿破仑有没有说过中国是“沉睡的巨龙”，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晚清以来的国人相信有这么回事。欧洲在拿破仑的统治下已经觉醒了，尽管中国还没有醒，但有拿破仑那句话，中国潜在的、可能的强大就不言而喻了。看看觉醒的欧洲，想想拿破仑的恐惧，觉醒后的中国会有多么强大，就可想而知了。
拿破仑是典型的英雄形象。国人以为他谈到“沉睡的巨龙”及其苏醒后的景象，那么，拿破仑和国人之间，事实上构成了唤醒者与被唤醒者的格局。在被拿破仑唤醒的过程中，国人唤醒了自己。
“觉醒”作为20世纪初年知识精英的普遍诉求，从刊物的名称即可看出。1906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倡议将“黎明的光亮”洒向沉睡中的女性，用“第一声晨钟”唤醒她们。妇女一旦被唤醒，就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和“醒狮”。1920年，天津妇女爱国同志会创办《醒世周刊》。此后几年，晨钟、晨曦、鸣鸡、晨学会，成为都市日报的文艺副刊的名称。觉醒体现在各个方面。1920年，上海同济医学专科的学生创办《自觉月刊》，致力于推进科学研究精神；北京农学专科的教职员创办《醒农》学刊，旨在“唤起农民”、“改良农业”。1923年，广东平原县农民合作社也创办了一份题为《醒农》的刊物。1924年，**********创办《醒狮》杂志。
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部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都被描述为从帝国的幻觉和昏睡状态到现代中国的“觉醒”过程。这些版本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都具有明显的线性论色彩。相比之下，叶楚伧1923年的《中国睡狮》一文值得关注。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为《民国日报》撰写的这篇社论中，他先是回顾了中国这头“睡狮”如何在共和革命中苏醒过来：
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城里时，整个国家都发出了欣喜的呼叫；它的精神臻于最高状态。于是，它完全像一头睡醒了的狮子。
遗憾的是，临时政府很快解散，国家政权由革命党人之手交给了旧官僚。
因此，仿佛睡狮只是打了一个哈欠，稍微伸伸手脚，复又归于沉睡。
此后又是十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叶楚伧对它的情况颇为疑虑：
它真的在沉睡么？这只熟睡的动物真的是一头狮子么？从那时起……这头睡狮就变成了一只睡鼠。
唤醒就是教育，让群众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以及自己在政治领域的“真正”代表。1921年2月，蔡和森写到：
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革命既是必然的，然而我们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何以要去唤醒同阶级的觉悟呢？（一）因为我们自身既已觉得痛苦之所由来……便惨然不能终日。（二）对于同阶级的人有同病相怜的同情。
孙中山逝世前，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
文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
鲁迅则思考了另外一个问题，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发问：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依照鲁迅的意思，“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在1944年提出，在做群众工作时，“我们必须从他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的愿望出发”。
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
Grasp
Grasp，掌握，把握，就是一把抓住，提溜起来，捏住它的脖子，追问它，逼问它，让它自己说说看，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途。
这么说的时候，我做了两个手势，一个是抓，一个是捏。
这学期的课上，我第一次做如此鲜明有力的比划。学生笑了，我自己心底也隐约笑了。
一直以来，我很羡慕那些善于比划的人，讲课，做报告，甚至是闲谈，都能配合以恰当的手势、眼神和体态，形象地表达思想。比划不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不能看做言语的补充。比划就是言语，言语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有模有样的比划，言语得以圆满地完成。
Grasp是谈论学习和研究的区别时，突然映现在我的头脑中的。所谓学习，当然是仰着头，抬头仰望，古代圣贤的著作，现代英雄的名言，还有各种各样的领导讲话，这些都需要学习，我们谦虚、谦恭、谦卑地聆听、体验、领会。作为平常、平凡、平庸的小人物，我们头脑愚昧，思想无知，却奇怪地懂得相信，知道尊崇，付诸笔头，就是“××曰”、“××指出”或“××教导我们”。现在的文章中，“曰”改头换面为“说”、“认为”和“提出”，“指出”和“教导”隐形遁迹，但叙述者谦卑的心态依然，每每读到类似的句子，一幅幅谦卑的脸面就跃然纸上，可怜巴巴地点头哈腰。
我们是做研究，不是学习。所谓研究，就是我们自己是主体，被研究的东西是对象，它要服从我们的需要。这不是说，我们想听什么就让它说什么，想让它说什么它就能说什么；除非我们出现幻觉，把一切言语都转换为自己的心声。而是说，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抓住某个东西，它走进我们的视域，可能具有这样那样的偶然性，但从一开始，它就是我们所处的情境和语境中的产物。它出现了，它来了，它就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某个伟人说过，没有抽象的主义，只有具体的主义。意思就是说，主义总是我们的主义或你们的主义或他们的主义，孤零零的主义是没有的。
一个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般来说，是我们既有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危险，当然，也可能是出现了较多的百无聊赖。但无论怎样，都意味着既有生活中出现了空洞，也许我们不曾意识到，但当我们为某个外在的东西所吸引，关注它的举动时，毫无疑问，或大或小的空洞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与生活之中。换言之，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坠入空洞之中。
Grasp就是这个时候的必然举措。一个外在的东西出现了，在出现的那一刻，“外在”这种修饰就很不合适。它一经出现，就不再外在，而是内在。它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它。我们瞩目，希望抓住它，最初的动机与其说是控制，不如说是求助。抓住它，让它为我们服务，让它拯救我们。
即使这个世界上存在救赎和救赎的神灵，也不是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本分。没有哪个主义生来赋有拯救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抓住它，强迫它，怀着求助的急切强迫它。因为急切，所以不甚得体，乞丐般的脏手蹭到它洁净的衣衫，过分用力时，甚至会把它的外套扯掉。
溺水的人随意抓到什么，都会死死不放。我们抓住一个主义，自然希望它快快开口，告以救济良方。也许是它还来不及开口，也许是我们求生的心切，捏住主义的脖子成为当然之举。
抓的动作，捏的动作，和它能说出什么之间，有一种耦合。所以，怎样抓，又怎样捏，怎样掐，在相对从容的时候，还需要认真琢磨。
Grasp就是这样。
“升班”与社会主义
1903年2月15日，马君武撰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有这样两段：
社会之进步也，则犹学生之升班也。社会之由野蛮进于半文明，由半文明进于文明也，则犹学生之由小学进于中学，由中学进于大学也。故学生无不升班之理，社会无不进化之理。
世界之国民，常彼此互为先生，互为弟子，相师焉，以进于善。世界各种之制度，则犹学堂之教科书也。社会每进一步，则往日之制度必废除焉，而不复用。譬之，学生既升至甲班，则必不复用乙班之旧教科书也。既明此理，则可知现在争利之制度乃旧教科书，而社会主义乃新教科书。学生之每升一班也必喜，每读一新教科书也必喜，此其所以为良学生也。今此之人，奈何恋恋于今世争利之旧制度，百计思所以保存之，若有深惧于社会主义之新制度者，然吾窃惜其智识出于寻常学生之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