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宗族权力。回族的家族、宗族凝聚力不很明显.与外界交往中一般都以个体为主，家族、宗族内出现矛盾和纠纷大多协商处理，不能形成宗族教权力。而东乡族则不同。“在东乡族中，宗族系统即‘阿哈交’观念还相当浓重。一个‘阿哈交’有几十户和教百户不等，有的‘阿哈交’在同一个或邻近的村庄，有的‘阿哈交’却散布了相距很远的许多地区。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已无‘阿哈交’的联系。每个‘阿哈交’的各户，一般辈分仍很分明，其辈分最高，年岁最长者，被视为‘当家’，同一‘阿哈交’中的家庭之间发生纠纷，统统找‘当家’评理。这种‘阿哈交’显然是一种宗族或氏族关系的残余，到解放前，其作用已大大减弱，但在婚姻关系上，却仍然十分严格，同属一个‘阿哈交’的男女之间不能婚配，违者将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所以婚姻都在属于不同的‘阿哈交’的家庭中间进行。”
三、多元通和模式的时代显现
我们用民族宗教学的原理分析库布忍耶乃至西部的伊斯兰教，应该说是多元通和模式在当今社会的反映。
1、多元通和模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对伊斯兰教宗教的民族性和民族的宗教性问题，早在中华民国时就有人关注。1939年《新西北》刊物刊登的李安宅的文章《论回教非即回族》中就指出：“宗教是人为的文化现象，即以信仰来适应于超自然的势力者。所谓人为的，系指后天习得而言，不是根据先天由骨肉血液中遗传下来的。世界上的六大宗教，一半是向外人传教的，一半是要维持‘纯种’而不向外人传教的。不向外人传教的有犹太教、婆罗门教、拜火教。向外人传的有佛教、基督教、回教。前三者都可以代表信徒的种族或民族，教就是族，族就是教。后三种教，即一种人不必都信同一宗教，信同一宗教的也可以包括各种各族的人，所以教不是族，族也不是教。”李安宅找到了宗教与民族的差别。1940年也是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的马次伯《回教与回族辩》认为，回汉关系应该彼此亲善。他说了三点理由：“1.爱教必先爱国：佛教、耶稣教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思想和信仰，在社会里流荡着。国家的隆替，民族的兴衰，好像与宗教没有关系，爱教与爱国不必趋于一致。回教则不然，因为回教同胞的生活与宗教是绝对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一饭一食，一举一动，悉得依据宗教的规矩。但我们知道：国民的生活，与国家民族的生命，关系更为密切，国家亡了，国民的生活不得自由，宗教必因之而颓败。从历史上整个民族的兴衰方面去着眼，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已往的一切离乱兴衰的斗争，回教与中华民族永远是立在一条阵线，遭受同等的命运，负担同等的责任。
2.回汉关系没有隔阂：一般人都认为回汉间早已结下了不解之仇，这都是囿于片面的见解。只要肯把眼光放大一些，就可以知道回汉没有隔阂，这里我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说明：
A.回教传播之中，已深入中国每一角落，其所能如此普遍，可以证明回教徒在中国，皆得历代政府和国人之爱护，其发展始有如此之顺利也。
B.回教徒数以千万之众，散处于四万万五千万之中华民族间，若欲据宗教为团体，与国家民族做不可终目之斗争。……则虽不可为中华民族所唾弃，亦将受自然之淘汰也。
C.回汉间过去的不幸，不是承继历史的传统，而是一时的病态。一方面是政治的不良而形成各自然团体的对立；一方面是统治者操纵，愚弄那些不识大体喜欢意气用事的人泄一朝之愤。所以许多流血的惨案，绝不是为生产权被剥夺而引起的斗争，且回汉间的生存利害，早已趋于一致，彼此更没有斗争的可能。
3.回教绝不排外。以前的回教，向横的方面推广宗教，是用公开说教的方式，同时对于他教亦极表亲爱，绝不排斥异己。”
这段说理，表明了伊斯兰教（回教）民族与宗教通和的可能。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没有认识到这种联系的必然性。作者将库布忍耶宗教放在西部的大环境中，可以看出：
第一，民族的形成和宗教的产生相伴。东乡族的形成过程中，“撒尔塔”人带来了伊斯兰教；穆罕印地尼传教于东乡之时，库布拉维学说在东乡及周边地区传播，穆罕印地尼本人也成为东乡民族的一份子。同样，伊斯兰教是回族思想文化的精髓，伊斯兰教的各大教派和学派在回族中都有信众；作为伊斯兰教一个教团、一个学派的库布忍耶，在回族中被广为接受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里有个谁先谁后的问题，是民族先于宗教，还是宗教先于民族。我们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共生共荣，融合通达是主要的，时间的先后是次要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上的痕迹将会被人们忽略而成为不起眼的过去。
第二，民族的进化和宗教的进步相依。宗教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线，民族是面。灵魂附着于载体，载体承接着灵魂；线将面联结起来，面把线包容于自身。民族的进化靠宗教思想的升华，宗教的进步又必须适应民族的进化。当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宗教思想只是民族思想的一部分，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代和广阔的地域内，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宗教对民族的影响也是如此。同样，在某种情况下在一些民族存在着不相适应的宗教，这样的宗教将会对民族的发展所抛弃，成为历史久远的记忆。
第三，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相随。民族有博大的胸怀，也有狭隘的利益；宗教有包容的一面，也有排他的一面。为了狭隘的利益有时民族会变得疯狂，为了独尊的地位有时宗教也就失去涵养。民族矛盾是宗教问题产生的总根源，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升级的助推器；民族将是宗教冲突的动员令，宗教也会成为民族矛盾的凝聚力。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历来交织在一起，互相依赖，互为前提，成为人类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带动宗教问题，必将因为宗教的普世性而引发世界冲突。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不完全涉及库布忍耶学派本身。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牟钟鉴先生指出：“总之，民族的发展经常突破宗教，又总离不开宗教；宗教的发展经常突破民族，又总是离不开民族。许多民族的文化，分离出世俗文化，却延续着宗教性文化；若干宗教跨越了民族和地区，成为世界性宗教，仍标烙着深深的民族印记。民族与宗教始终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关系，两者结下了不解之缘。由此产生的民族宗教问题，一直是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与社会问题。”
2.多元通和模式是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统一。事物的质是其内在规定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决定性因素。民族是社会人群中的集合体，属社会实体范畴；宗教是社会人群的思想体系，属精神文化范畴。民族和宗教范畴不同，形态各异，但二者不可分割，既对立又统一。
我们说民族与宗教具有同质性，是就其整体而言的。库布忍耶学派给我们的启示是，民族与宗教的是同根同源。也就是“撒尔塔”种族和伊斯兰教同出于西亚，根置于中国的西部，衍生出东乡民族和库布忍耶学派。二是同流同向。民族前进方向是繁荣、文明、进步，宗教发展的流向是“两世吉庆”，在追求今世幸福安康的同时追逐后世的吉祥平顺。库布忍耶以“造”为核心的神哲思想与民族生生不息的进化思想一致，库布忍耶两世平等的价值观与东乡族的“商贾”称谓和回族重商传统弥合，库布忍耶“顺主顺圣顺国家”的人生观与各民族“热爱祖国”的思想同一。三是同心同德。穆罕印地尼临终强调：“你们不要忘记服从皇王（国家）与孝敬长辈，热爱祖国，劝人为善，禁人干歹，这是伊玛尼（诚信）端庄的一半。”把爱国家、从政府、敬孝道、为善行、禁歹恶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反映了与国家同心，与民族同德。四是同呼同吸。库布忍耶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一个时期民族发展了，宗教也就健康、平稳地发展，反之亦然。同样一个时期宗教稳定了，就为民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