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至明末，锡伯族先祖带着东胡系鲜卑文化，自大兴安岭北段一路南徙，先后接触契丹文化、女真文化和蒙古文化。明末清初，他们逐步放弃自元朝以来其固有文化与蒙古文化结合的文化形态，融入通古斯文化系统。19世纪后期受俄罗斯文化影响，同时，在与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交往中，又部分地吸收了其文化营养。清末民初，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与锡伯族社会封闭局面的结束，汉文化传入锡伯族社会，锡伯族开始了本民族社会及文化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其文化选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功利性特点。
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锡伯族被学术界基本定为东胡系鲜卑（拓跋鲜卑）后裔，即东胡-鲜卑-室韦（失韦）-锡伯发展而来。这说明，锡伯族远祖的文化属于东胡文化系统。东胡时期的文化因缺乏文献资料记载及考古资料佐证，目前还无法展开叙述。但是，鲜卑文化作为东胡文化的延续或作为其分支之一，从诸多资料中可以了解到鲜卑时期锡伯族先祖的文化面貌。学术界对此做了一定的工作。北魏之后，鲜卑（拓跋鲜卑）分化成诸多部分，其中的一支室韦演变为今天的锡伯族。从有关的汉文史籍可知，室韦文化是鲜卑文化的延续。有关室韦历史与文化的记载一直持续到辽末金初，自金朝后出现了关于席北、西北、锡百等记载。
史至金代，契丹、室韦、汉等部族和民族摆脱辽的统治，改置于金朝统治。金统治者为解决军需，在锡伯族先祖聚居的泰州（今黑龙江省泰来县）等地设立屯垦区，令其屯垦。此时的锡伯族先祖文化呈现为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类型，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又未彻底放弃狩猎游牧文化。在仍信奉萨满教的同时，开始接触儒、道、佛等文化。在语言、婚姻、丧葬及居住等文化方面，与女真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吸收，使女真文化与锡伯族先祖文化表现出许多方面的共性。自元朝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蒙古科尔沁部将锡伯等民族“进献”清朝，锡伯族一直处于蒙古科尔沁部的统治。
东胡文化是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它涵盖北方大部分古代民族文化。后来的鲜卑文化、肃慎文化、室韦文化、契丹文化、通古斯文化和蒙古文化等均为其延续和变异。锡伯族先祖自汉代始，带着浓厚的鲜卑文化特点，先后与自身文化相近的契丹文化、女真文化和蒙古文化进行了接触和交流，因此，清初锡伯族及其先祖归入满洲八旗以前的文化，可以说带有东胡文化系统不同分支的文化色彩。仅以语言上来说，锡伯族先祖先后接触了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和满语。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等群众普遍信奉的宗教，早在金末元初锡伯部族也开始皈依该教，使其固有宗教文化受到冲击，出现了其原始宗教（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影响且长期并存的现象。还存在崇拜天地、日月、山河、星辰、敖包、五行等。
二
在清代，清政府对锡伯族军民用其所长，将其官兵调往各重镇和要隘驻防，令其闲散余丁和家眷择地垦荒，种粮纳赋，以解决军需。这样不但使锡伯族的八旗军事文化得到完善和进一步弘扬，也使其农耕文化得以延续，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选择满-通古斯文化时代。清政府将满语满文宣布为“国语”“清字”之后，在北方满、蒙古、锡伯、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尤对锡伯族产生了重大影响。1764年，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被西迁伊犁屯垦戍边，严格的八旗制度及封闭的自然聚居条件使满语满文在这部分锡伯族中扎根尤深，并不断发展和变化。至清末，满语满文被满族彻底放弃，清初东北地区的满语满文的使用环境已完全被汉语汉文所取代。但是，伊犁察布查尔地区仍为地地道道的满语满文的使用区，实质上一直延续至今。
锡伯族归属清朝之后，与满族一起日益被纳入到汉族封建文化体系。首先，随着满族统治者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日益推崇，锡伯族军民也开始接受儒家学说。因为该学说适应锡伯族农业社会形态及固有的氏族社会文化特点，故在锡伯族社会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在西迁后的新疆锡伯族社会，无论是公办“书学房”还是私塾，无论是各级官员的训诫还是家庭教育，均以儒家经典或清政府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编写的各类读本为主要范本，尤其是“四书五经”成为自上而下、男女老幼必习的经典。在民间，人们普遍将孔孟尊崇的孝道、轻利重义、中庸、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君等思想搬进家规家法之中，成为家族和家庭成员必守的规范。到清末，儒家思想文化在本族社会各领域已是无处不在，无时不表现。直至今日，其文化影响仍很浓厚。
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由于生产形式相互接近，故在风俗习惯很多方面也相互接近。在清代，风俗文化在锡伯族与满族之间已趋于一致。似乎锡伯族较多地吸收了满族的特点，并加以改造和民族化，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风俗文化。到乾隆中后期，入关的满族因受汉族文化影响，开始失去自己的特点，至辛亥革命前后，满族文化几乎被汉化。但西迁新疆的锡伯族，仍然保持着锡满文化结合后的文化特点。在文学艺术方面，清代锡伯族与满族一样共同受到汉族古典文学的熏陶，使其成为两个民族的共同财富。目前，在锡伯族民间仍大量流行不同时期翻译的或民国以后重译的汉族古典文学艺术名着，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不下数十种。清代锡伯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以屯垦戍边、八旗军事活动为内容，这又与满族具有共同性。另外，被称为满族“百科全书”的萨满故事《尼山萨满》，在锡伯族民间也同样流行，并被当做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从上可以看出，在文学艺术方面，清代锡伯族和满族在共同选择汉文化的同时，由于共同处于八旗军事文化氛围之中，使民间文学艺术出现了相互影响和选择上的共同性。
三
在清代，锡伯族除了与满族进行文化交流外，还先后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交往，也部分地吸取了他们的文化营养，使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
海努克是清代伊犁地区较为有名的台站，称海努克台。蒙古准噶尔部统治伊犁时期，这里就有准噶尔军队从南疆带回的部分维吾尔农民开荒种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先后从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田、哈密、吐鲁番等地调数百户（称300户）安置在海努克屯垦，史称“塔兰奇”，意为“种田人”。1764年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西迁进驻现察布查尔地区组成锡伯营，其中3个牛录与其相邻而驻，因而他们之间一开始就往来不断，两者文化开始相互影响。不久，察布查尔南山缓坡地带其他适宜耕种之处也陆续进驻数百户维吾尔族农民屯垦，锡伯营军民与其接触的范围更趋广泛。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初伊犁将军经奏准在派遣锡伯等官兵换防塔尔巴哈台的同时，又调派150名锡伯官兵与索伦等官兵一起前往喀什噶尔地区换防。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同治初年。期间先后有七八千人次的官兵在此换防尽职。经过不断交往，他们对各自的文化形态和各种民俗事象有了日深一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互相吸取各自的文化长处。尤其是掌握维吾尔语的锡伯人一代接一代，开创了新疆锡伯语史上的双语先河。
哈萨克族与锡伯族往来始于近代。俄国征服哈萨克各玉兹的过程中，哈萨克牧民不堪俄国当局的掠夺和欺压，纷纷迁入我国阿勒泰、塔城和伊犁地区，他们先后被清政府安置于这些地区。自此，锡伯族与哈萨克族有了一定的往来，对他们的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哈萨克族与锡伯族杂居、两者文化相互交流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
清朝时期，锡伯族与俄罗斯族接触有较长的历史。早在17世纪下半叶，俄国侵占西伯利亚后即开始侵占我国黑龙江地区。锡伯族军民与杂居于索伦村庄的其他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一起抗击俄国军队，对俄罗斯人有了初步了解。1871年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伊犁，伊犁被俄国殖民统治达10年之久。在这10年期间，俄国在锡伯营安有“俄台”，驻有军队和官员，并将俄罗斯文化强行传播给锡伯营。他们强行整治锡伯营各牛录街区、渠道及庭院，又给锡伯营官员及上层灌输俄罗斯思想文化，以达到其长期殖民统治的目的。锡伯营派人员到俄罗斯学习，使锡伯族对俄罗斯文化具有了更深的了解。1884年建新疆省，从此锡伯营开始以官方渠道派子弟到俄国留学。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1933～1944年），锡伯营上层、富裕阶层和知识界与俄罗斯人密切接触，而且又与定居伊犁的俄罗斯人进行不同程度的往来，使俄罗斯文化对锡伯族的影响日益加深。自俄国侵占伊犁至盛世才统治新疆初期，俄罗斯文化对锡伯族社会及生活的影响可谓方方面面。第一，不少青少年掌握了俄语。第二，引进了俄罗斯的教育方法和生活模式。第三，锡伯族妇女的出国留学，促进了妇女的觉醒。第四，通过各种渠道，俄罗斯族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饮食、服饰、居住以及商业文化等广泛传播到锡伯族民间。另外，俄罗斯族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也被锡伯族许多人所接受。因而，在锡伯族社会形成了影响非同凡响的崇尚俄罗斯文化的阶层。
锡伯族与汉族交往分为间接交往和直接交往两种情况。间接交往始于清以前，这时汉文化对其影响不大。直接交往始于清代。满族在统一东北的过程中，招关内及原迁居东北多时的汉民屯垦耕种，为其交粮纳税或充伍征战，还有不少人充当满族的“包衣”（家丁）。锡伯族归属清朝后，许多人也成为“包衣”，与汉族“包衣”同甘共苦，开始了直接交往。新疆建省后，“旗民”之间的交往多了起来，交往范围也扩大。锡伯族有识之士和官吏通过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逐步认识到学习和掌握汉语汉文及其文化的重要性。因此这些人首先带头学汉语汉文，然后创造和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招徒弟或在“官学”中开始教授汉语，并引进内地汉语教材，出现了双语教学的可喜局面。一批文人开始用汉文创作或翻译介绍汉文作品，锡伯语中不断吸收汉语词汇，使锡伯语词汇趋于丰富。1911年辛亥革命后，标志着在锡伯族社会一种新的时代的到来：兴办新式教育、创办民间文化团体、改良社会文化蔚然成风；学校锡伯语、汉语双语教育更加广泛；锡伯族开始接受汉族习俗文化的优点，纷纷将锡伯复姓译为汉语单姓等；锡伯族子弟开始走出封闭的环境，纷纷到伊宁、迪化（乌鲁木齐）等地求学，接受汉文化教育，逐步形成了主动传播汉文化的本民族文人阶层；拉开了在新疆锡伯族历史上锡伯族、汉族杂居的序幕。总之，辛亥革命之后，锡伯族在其有识之士的引导下以新的时代精神和风貌，在重新审视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始全方位接受汉文化，迎来了锡伯族文化和汉文化深层次结合的新时代。
社会发展，民族及其文化也在发展。民族发展史亦即其文化发展史。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更新其文化内涵，尤其是民族间在直接交往的情况下，其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甚至发生变异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锡伯族及其先祖自汉代以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的文化环境，在吸收和消化他族文化优点的基础上，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并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而且越来越表现出其民族的整体活力和时代适应能力，这就是锡伯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