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最著名的弟子张栻是南宋抗金名相张俊的儿子，张栻遵父命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归长沙，在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今长沙第一师范校址），后主教岳麓书院。适时朱熹来书院讲学，大批学子来聆教，所乘马匹一时间竟将岳麓书院前的池水喝干。
湖湘学者主张在日用伦常和经邦济事的活动中，去察识心性义理，形成了把心性哲理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湖湘学风。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主张“理欲同体”，“圣人不绝欲”，只不过天理与人欲作用不同；张栻强调“知行互发”，以及湖湘弟子留心经济之学，无不是这一学风特色的具体体现。王船山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气、物、情、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之上，抑制了理学走向空疏、虚诞的严重弊端，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
船山以气为本的哲学思想体系，近代各家都从中汲取了自己所需的养料。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从船山理学思想中吸收了儒家伦理内核以及“明体达用”的学术思想特色。谭嗣同则汲取了其理学思想中的精深哲学体系的形式，服膺其“道不离器”、“理欲同体”的哲学命题。杨昌济则继承了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的思想，提出“力行尤要”的主张。
船山学说中经世致用的实学倾向，深受近代各家各派推崇。湘军集团的治理军队、兴办洋务，便是这种实学的具体体现。而船山学说中的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其“华夷之辨”的议论，反满的激烈言论，对近代民族意识的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说到湖湘文化、湖湘学说对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岳麓书院的作用。
这座香樟护道，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的宋代四大书院之冠，坐落于岳麓山下已历千年。宋真宗赐书的“岳麓书院”四字门额曾使书院名声大振。宋代全盛期曾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民谣，可见学子之众。书院曾经兵毁重建。清代康熙以“学达性天”四字赐给书院，乾隆亦赐“道南正脉”匾额。
书院的前厅、正厅两边壁墙之上，刻有四个大字：忠、孝、廉、节，每字高1.6米，宽1.2米，手书石刻，相传为朱熹手迹。两廊的正面刻有乾隆年间御史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四字，形略小于朱熹字。前厅后有文昌阁，旧制书院生员凡及第者，均题名于阁内。湘水校经堂，为道光十六年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建。六君子堂，为祭祀创建或修复岳麓书院最有劳绩者。半学斋，为五开间一进的旧式房屋。“半学”两字取自《尚书·说命篇》“惟教半学”一语，意为半教半学，教学相长。此斋为历代书院山长、高等学堂领导者居住之所。
书院是幽静的，院中石头铺地，庭前古木参天，树皮上敷满苔青色，不时有鸟声从枝叶间透出来，让人感到确是个极好的读书处。于静谧中，我想到书院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湖南的那些著名人物，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湖湘之学，大抵也是在这里薪尽火传，影响了整个中国命运。这书院，也该是“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动静“互为其根”，致使人世间“万物生生变化而无穷焉”吧。
湖南近代的几个人才群体，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者，先后有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曾国荃、刘长佑、唐才常、沈荩。谭嗣同虽没有直接在书院就读，但其师欧阳中鹄深受湖湘文化影响，尤崇拜王船山，后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光绪二十四年肆业于岳麓书院。
毛泽东青年时代受杨昌济的教育、引导，对哲学有浓厚兴趣，他注意经世致用，倡导实践躬行，湖湘文化的三大要素：推崇理学、经世致用、伦理践履，在青年毛泽东身上都有着明显的体现。城南书院，即毛泽东就学的长沙第一师范的前身。1916年，毛泽东曾寄居岳麓书院读书。1918年6月再次寓居书院主编《湘江评论》，被查封后，1919年，毛泽东又在书院半学斋主编《新湖南》。
无湘不成军
说船山史论是一部军事理论经典，从军事战略角度论及，是不差的。在湖南，“士乃嚣然喜言兵事”，“无湘不成军”，几成传统和特殊的社会风气。
对于船山的史学宏论，“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湘军的领导人物，郭嵩焘、彭玉麟、罗泽南等，在组建湘军之前就被穷论古今兴亡、讲求经邦治国的《读通鉴论》、《宋论》所吸引。而被杨昌济称之为实践船山理论的实行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战争高潮同步进行。320卷遗书，曾国藩亲自校阅了117卷，为了校对讹字，“乃复查全书，辨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讹者半”。
从曾国藩的日记看，其钻研船山史论，均在征战形势危急、前途未卜的时候。据同治元年的记载：
十月二十七日：“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数首，论先主、武侯、鲁子敬诸人者。”
十月二十八日：“阅王而农《通鉴论》杨仪、杨资诸篇。是日接李世忠咨，九洑洲贼势浩大，深以为虑。”
十月二十九日：“阅《通鉴论》何晏等篇。是日闻贼窜江北之信，又闻季弟病重、宁国粮路未通，为之忧灼，不能成寐。”
接下来十一月载有几乎每日必读的记载，多在“二更末”、“二更三点”夜间研修。而曾国藩很多精彩的军事思想，如“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多用活兵”、“少用呆兵”、“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等，也正是这个时期提出的。同治五年，曾国藩围剿捻军，又一次陷入“制敌无术”、“深为忧灼之境”时，又开始认真披阅《读通鉴论》，是年七月六日始，至八月初三“凡三十卷阅毕”，并马上接阅《宋论》，毕，又回头重温《读通鉴论》。
船山在“两论”中曾经指出农民战争的“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之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湘军、淮军晕头转向，穷于应付。但曾国藩很快认识到捻军“如蚁旋磨，忽左忽右”、“多打几个圈圈”的特点，总结出捻军作战的“四长三短”。正如曾国藩所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他把自己摆进去，审时度势，寻求用兵治国的方法。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曾文正的“多条理，少大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说，被梁启超誉为“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其“非有人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
曾国藩每次扎营，都以罗盘定方位，查各营所掘壕沟，用竹竿量验。每营都步行亲量，看是否已掘自一丈五尺。曾还亲点各营兵勇之名，并每日传见百夫长数人，了解军情，记载其答问、批评。并察言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其日记载有他对一些人的印象，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详，拙直，长工之才；等等。曾国藩知人善任，通过这种谈话的方法，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如刘松山原来不过一名“长夫”，后为统率大军的名将。
曾国藩明确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在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论军事时说：“胜负不在形而在气，在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左宗棠同样强调指出，“盖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也”。与孙子兵法及船山所论如出一辙。
对于古称“天堑”的长江天险，船山曾指出，江东之险，并不在眼前的浩浩大江，“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上流”，此为“得失之枢”。湘军与太平军决战，故先拼夺武汉，“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
湘军攻克九江之后，安庆争夺成为湘军与太平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挖筑双层长壕，外层拒援军，内层困守敌。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下，在湖北连破黄州、德安、孝感、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地，直扑武汉；在江西连破吉安、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地。曾国藩自己身陷祁门，几次险遭被俘杀身之祸，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分安庆之兵，不撤安庆之围。他以打死仗，“打掉门牙和血吞”的拼死之心，咬住关键处，历时一年多的血战，安庆攻克，太平军自此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此后，李秀成虽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并再破江南、江北大营，却仍然无补于安庆失守后的战略大局，太平天国终被镇压。
曾国藩之后，左宗棠曾率部分湘军精锐，于1876至1878年，讨平了从浩罕入侵的阿古柏，收复了祖国新疆的大片河山。1881年，曾纪泽以左宗棠的武力为后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又从沙俄手中索还了伊犁。左公所写“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和春风度玉关”之诗，其情其景，颇得后人敬仰。其收复新疆之周密筹划、精细运算，制定的“层递灌运”、“缓进急战”战略，灵活机动地调整发挥，左公归复新疆之“五年计划”，率如其言，可谓成竹在胸。
1884年爆发中法战争。左宗棠、彭玉麟全力支持湘军宿将王德榜，配合老将冯子材，取得震惊中外的谅山-镇南关大捷。此役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垮台。左宗棠73岁高龄，亲赴福建前线督师，指挥防务，先后遣王待正和湘军水师名将杨岳斌，乘木帆船冒险偷渡台湾海峡，增援孤岛血战中的台湾军民，其反侵略，护卫国土的神圣，终为湘军增添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左宗棠年轻时即自称“亮白”，以诸葛亮自居，后又自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委实有些自夸，且自视甚高。可“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确也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谭嗣同、梁启超的学生，中国近代最著名的青年军事家蔡锷，曾认真研究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1911年蔡锷在云南任协统，为训练官兵，辑录了影响极广的《曾胡治兵语录》。“语录”分为十二部分：一将才，二用人，三尚志，四诚实，五勇毅，六严明，七公明，八仁爱，九勤劳，十和辑，十一兵机，十二战守。每一部分前面，蔡锷都加了按语，画龙点睛地指出要点，并结合中外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曾是黄埔军校的主要军事教材。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办黄埔，“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毛泽东很小就熟悉许多湘军的掌故，他的名字“润之”，就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胡润之）的字。而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就深受蔡锷影响，并在蔡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过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两次革命战争，被任命为护国军旅长。
说起来，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的，其“司马九伐之威”，“踔厉中原、震詟水陆，剑椷西域，戈横南交；东挞瓯粤，北棱辽海”，以殊勋生拥位号，死而受谥者数百人。而成千上万出身农民、受过战争锻炼的湘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却在湘军解散后纷纷加入哥老会。正如《湘军兵志》所言：“再过二十年，辛亥革命，哥老会与同盟会联合，就把清皇朝推翻了。当年曾挽回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如今竟然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视台正播放《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这让我想起船山对诸葛亮的评析。船山认为，诸葛亮三分天下，东联孙吴，北伐曹魏的《隆中对》，在刘备到处飘零，无立足之地时，是正确的抉择。蜀以数十年立国之基由此而定，而最终不能战胜曹魏的原因亦由此而生。蜀恃险而言，但荆州兵利于水，一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以有险可恃而应对无方，姜维之败，乃是必然。船山认为唐朝只懂用战争实现和平。宋秦桧之和与岳飞之战未尝不可配合起来，“相辅以制女真”。而岳飞却把这两种方式尖锐对立起来，一味排斥和谈，结果反而造成主和派的得势，岳飞也未免失之偏激。“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其论确别开生面，言人所未言。
选自《东西南北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韩作荣，1947年生于黑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