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分析，对撒拉族的族源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也就是说，撒拉族的先民是从中亚迁徙到循化来的撒鲁尔人；但撒拉族的先民与撒拉族是两个概念，撒拉族的先民不等于撒拉族，先民只是指这个民族最初的主体而非全部，从先民到民族还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类似于滚雪球，撒拉族的先民是最初的小雪球，这个小雪球在滚的过程中，以自身为核心，不断吸收周边民族成分，越滚越大，越滚越丰满，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撒拉族。撒拉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她不同于上文提到的留在中亚融入克普恰克族的撒鲁尔人，也有别于依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撒鲁尔人，她是一个以神州大地为基本活动平台，以撒鲁尔人为主体，以伊斯兰文化为纽带，接受中华文化熏陶，吸收周边许多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人口虽少但凝聚力极强、生命力旺盛的新的民族。
撒拉族的文化结构和心理素质非常独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撒拉族既传承了伊斯兰文化的两世兼顾、终极关怀理念，又弘扬了突厥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吸收了蒙古文化的豪放大气风格、藏族文化的睿智豁达风度、汉族文化的厚德载物风范，在民族的发展长河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和严峻的挑战，当许许多多人口众多，曾几何时创造过辉煌文明的民族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她却能做到外圆内方，能屈能伸，虽身处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和周边强势民族的包围之中，但不被淹没，不被同化，生生不息，固本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区区数百人发展到今天的10万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撒拉族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民族的成分，其中吸收蒙古族、藏族、回族、汉族的成分相对较多。
撒拉族与蒙古族是有历史机缘的。13世纪，蒙古军事贵族的铁蹄固然蹂躏了成千上万的人，践踏了难以计数的城池，毁灭了许许多多的文明，但站在历史的高度，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透过弥漫的硝烟和刀光剑影，用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敏锐的感觉和更加博大的胸怀审视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结果。比如说，如果没有蒙古人的西征，没有蒙古大帝国的建立，就没有东西交通的畅通，就没有亚洲大陆上的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就没有各民族之间的重新“洗牌”，也就没有撒拉族先民的万里东迁，此其一。其二，在蒙古人统一中国的进程中，撒拉族的先民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因而受到蒙元统治者的赏识，不但在政治上作为“色目人”的一种受到优待，而且也将一部分蒙古人居住的循化地区安排给背井离乡，跟随蒙古人南征北战，为统一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撒拉族先民居住，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和睦的、友好的，生活在如此和睦友好的氛围中，双方之间的通婚是顺理成章的。既然撒拉族先民能娶藏族女子为妻，那么与有着生死与共背景的蒙古族联姻，娶其女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目前尚未发现文献资料，对具体数字无法确定，但撒拉族先民与蒙古人在循化友好相处甚至存在通婚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
撒拉族与藏族的关系在一定层次上还是比较密切的，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夏尼”的关系。7世纪中叶以后，循化一带为吐蕃人所统治，历唐末、五代、两宋，吐蕃人一直居住在河州、洮州、积石州等地方，直到13世纪蒙古人到来，才有了新的变化。元明清时期，藏族在循化一带居住的有“口内熟番十二族，口外西番四十九寨，口外南番二十一寨”，人口与居住区域较撒拉族占绝对优势。从传说和文字资料中可以看到，撒拉族先民初来循化之时，人口是不多的，大约数百人至千人。据本民族传说，撒拉先民在循化街子定居下来之后，便向邻近的边都沟（文都）的藏民通媒求婚。藏民同意和他们通婚，但提出四个条件：第一，供拜喇嘛教的菩萨；第二，在屋顶安设嘛呢筒；第三，在庭院中立木杆，上悬藏文经旗；第四，接受藏民的某些风俗。前三个条件他们认为与伊斯兰教教义规定不合而未同意，第四个条件他们答应了，与藏民的通婚终告成功。因此至今撒拉族仍保留着当地藏族的某些风俗习惯，例如衣服不放在衣柜里而挂在横杆上，结婚时把牛奶泼在新娘所骑的马蹄上以及在院墙的四个角顶上放置白石头等。这个传说反映了撒拉族和藏族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姻亲关系。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反清斗争中着名领袖人物、清水工韩二个之母就是“保安番女”。
此外，在居住地域格局上，撒拉族和藏族有交错杂居现象，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两个民族亲密无间的关系。《循化志》卷四说：“撒喇各工，番回各半。”又说：“考撒喇各工，皆有番庄。查汗大寺（工）有二庄，乃曼工有六庄，孟达工有一庄，余工亦有之。且有一庄之中，与回子杂居者。”
撒拉族与回族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伊斯兰教，有着相同的经历和共同的遭遇，二者的命运休戚与共。
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散居全国、分布最广的民族。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回族人口数为9816802人。主要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青海、河南、河北、山东、云南、北京、天津等省市分布较多，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区。居住在甘、青、宁等地的回族，主要是蒙古军西征后在中西交通大开的情况下从中亚等地迁来的，他们与撒拉人在当时有着相同的遭遇和经历，两者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与循化毗邻的河州、狄道一带，是回族聚居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由兰州通往循化的重要通道，彼此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民族学的角度看，各民族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历史长河中通过通婚等形式，不断吸收并融合其他民族的成分，繁衍后代，壮大本民族的人口，使得本民族得以生存与发展。撒拉族中有相当数量是积石关以东和大力加山以东的回族移入而融合进来的。撒拉人中有所谓韩姓以外的“外姓五族”，其中“马姓者居九”，还有沈姓、周姓等，追根溯源，均为回族。又如，撒拉人传颂的清代乾隆时的英雄人物苏四十三，其祖父“本河州回民也”，迁居撒拉街子工，“父苏那黑置田于查加工之古节烈庄，遂为节烈庄人”。再从撒拉族的姓氏看，有韩、马、冶、沈、何等二十余姓，据撒拉人说，韩是根子姓，可见有相当数量的撒拉人是从回族等族吸收的。街子的沈姓撒拉人承认自己本来就是从河州迁来的回民。此外，“又有从内地回民迁居工内者，亦为所属”。总之，撒拉族从回族中吸收了大量的新鲜血液。
撒拉族与汉族的关系就一般情况而言，是属于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但循化地区的撒拉族与汉族的关系还有一些具体情况。汉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主体民族，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各方面相对领先于其他少数民族。循化一带，在元代汉族人数不多，明代以后汉人大批进入。由于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渐渐彼此难分。《循化志》卷四说：“历年既久，一切同土人”了，自然是指融入当地的撒拉族当中了。
循化县城积石镇城关的汉族，是在清雍正八年（1730年）修城设防以后陆续迁入的。他们中有的系驻防军人的后裔，有的系官员或商人由流寓而定居的后代，当地人统统称他们为“中原人”。长期以来，他们和撒拉族友好相处，相互学习，相互支撑。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撒拉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较深的影响。两族密切交往，也有的相互通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正是由于从周围兄弟民族中不断吸收新的血液，撒拉族的群体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据明代嘉靖时张雨的《边政考》卷九记载，撒拉族人口已达“一万多口”，约2000户，比之初来时的170户已增加10倍以上。
撒拉族先民撒鲁尔人初迁到循化时，定居在街子（今街子镇）。随着人口增长，逐渐地向四周拓展，形成“六门八户”“四房五族”和“撒拉十二工”。
（一）“六门八户”
街子属于川地，土地肥沃，滚滚黄河自西而东贯穿其境。沿街子河西南行，是通往保安堡、隆务寺至归德堡的大道；顺黄河南岸西上，通古什群峡；顺黄河东下，出积石峡，为积石关，东南行通白庄、起台堡，进老鸦关，达河州（今临夏州府所在地）。这里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牧业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交汇处，是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同时也是交通要道，是屯兵之要地。嘎勒莽率众居此，实非偶然。以这里为中心，产生了撒拉人的“六门八户”。所谓“六门八户”是指嘎勒莽有六个儿子，撒拉语称街子为“阿尔提友力”（Altiul），意即六个儿子居住的地方，是根子地方。六个儿子的后裔，便是后来所称的“六门”，发展成为六个村子。由“六门八户”形成了街子的八个村，即上房村、撒里房村、撒兰巴亥村、黑大门村、韩巴村、马家村、托伦都村、沈家村。后来年复一年，子孙繁衍，人口增加，从街子不断向周围地区扩散。据说，孟达的撒拉人是当初到那里打猎留住下来的；清水的人是嘎勒莽大儿子的后代；崖曼、张尕的人是他二儿子的后代；苏只人是他三儿子的后代；查加人是他舅舅的后代；查汉大寺是他同村人和朋友的后代移居去的。这样，在循化逐渐形成了“十二工”。
（二）“四房五族”
这是对撒拉族中根子姓即韩姓与外姓的称呼。所谓“四房五族”，指居住在以街子为首的上六工的撒拉人。“四房”是嘎勒莽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儿子的后裔，与根子姓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所不同的是，嘎勒莽有六个儿子，第五和第六个儿子的后裔也属于根子姓。
所谓“五族”，指“外姓五族”。乾隆《循化志》卷四有明晰记载：“外姓五族，而马姓者居九”，即指马姓、沈姓等撒拉人。
（三）“撒拉十二工”和“内八工”“外五工”
撒拉族居住的基本区域是循化的“撒拉十二工”，合并为“撒拉八工”，称“内八工”；此外在化隆县境内有五工，称为“外五工”。从清乾隆以后历清代、民国。工相当于“乡”的行政区划，每工之下领属若干村庄。
“工”是Kand（干）的对音，“干”是城镇之意，在中亚不少地方以“干”命名，如撒马尔干、塔什干等。撒拉人沿用旧习，称其所聚居的大庄为某某工。如清水大庄为清水工，查汗大寺大庄为查汗大寺工，张哈大庄为张哈工，如此等等。有十二个工，即“撒拉十二工”。
“十二工”是以循化城为中心分布的。城以西的“六工”，即街子工、草滩坝工、苏只工、别列工、查加工和查汗大寺工，被称做“上六工”；城以东的清水工、孟达工、打速古工、张哈工、乃曼工和夕厂工，被称做“下六工”。这里地势西高东低，黄河之水自西向东流，故西为上而东为下。合称“撒拉十二工”。每工有一个大庄，领属若干个较小的村庄。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被镇压后，“村庄半毁”，新教信众或被流放或被杀，人口大减，“乃并十二工为八工”。上六工中，草滩坝工并于街子工，别列工并于苏只工；下六工中，打速古工并于清水工，夕厂工并于乃曼工。从此，循化西乡的四工（街子、苏只、查加、查汗大寺）被称做“上四工”，东乡的四工（清水、孟达、张哈、乃曼）被称做“下四工”，合称“撒拉八工”。这八工，也被称做“内八工”。
“外五工”是指除循化八工以外，与循化一河之隔的在巴燕戎格厅（今化隆回族自治县）境内的五工。这五工指的是：甘都工、卡力岗工、上水地工（群科）、黑城子工和十五会工（巴燕戎格厅周围村庄）。
关于当时撒拉族的户口和人数，据《循化志》载，雍正四年（1726年）清朝官府在循化地区清查户口田地，造册定赋；次年，报官的户数仅一千六百余户。又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循化厅志，有二千七百零九户，大口三千四百九十七口，小口三千五百八十八口，合计尚不足万人，与二百余年前明嘉靖时记载的一万人反有减少，令人不可置信，对此《甘宁青史略》指出：“休养生息，其数当不止此矣！”这显然是因为撒拉族在明代为“招茶中马十九族之一”，不列图籍，不纳赋税，嘉靖年间的统计数字就较为准确，而清雍正、乾隆时期开始“查编户口，输纳钱粮”，因此上报户口、土地数目时，难免有所隐匿。实际上，乾隆四十六年就有人估计撒拉族有“六千余户”（见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阿桂奏折及《循化志》卷一引岳钟琪奏折），即约三万人。这个数字较为可信，反映了撒拉族人口的繁衍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