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货币制度
在建立何种货币制度的问题上，哈耶克认为金本位制不是理想的选择。唯一切实可行的最佳方案是实行竞争性货币制度，用私人银行发行的竞争性货币取代国家货币。在哈耶克看来，发行私人银行的竞争性货币与发挥企业自由经营和市场经济的作用是一致的，前者提供健全稳定的货币环境，后者提供有效地配置资源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经济活动领域，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实现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失业、没有垄断和集权的稳定、自由和平等的理想社会。
四、熊彼特技术创新危机理论
（一）创新理论
人们对创新概念的理解最早主要是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了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到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即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熊彼特指出，被规范化的创新便不是创新。几乎没有风险的企业家和创新家，如那些用复杂衍生产品拖垮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身上又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正是这些精神的匮乏，使得宏观经济失去活力，不知不觉陷入泥淖之中。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5种情形：
（1）创生新产品；
（2）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
（3）开辟新的市场；
（4）掌控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
（5）实现企业的组织创新。
（二）经济周期理论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熊彼特又以“创新理论”为依据，在《经济周期》及其他有关书刊中，提出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经济衰退的原因只有一种：缺乏创新。而且全球性经济危机确定地表明，世界早就缺乏创新了。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样就产生了经济周期。历史上的创新千差万别，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大小也不相同，因而周期有长有短。他综合了前人的论点，提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周期的主张：①历时50-60年的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Wave）”；②通常所说的平均9-1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又称“朱格拉周期（Juglar Circle）”；③平均40个月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Kitchin Circle）”。他宣称，这几种周期并存而且互相交织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
第五节中国经济风险管理问题与现状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重大风险，我们必须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一、鸵鸟政策与掩耳盗铃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今后几年中国发生经济风险的可能性，但是仍有更多的人对此置若罔闻，不以为然。究其原因，不是出于无知，就是盲目乐观，或者，干脆就是别有用心，哪怕风险临近的迹象日趋明显。风险的潜在性虽然容易被人认识，但是风险的爆发总是源于突发性的偶然事件。只要没有爆发风险，人们在主观上对于风险的潜在因素就往往采取“鸵鸟政策”，鸵鸟政策是经济管理学中的名词，是根据鸵鸟的习性而来的。据说鸵鸟是一种很有趣的动物，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把头埋到沙子里，以为这样别人就看不见自己了，殊不知，自己大大的屁股露在外面，更加引人注目。鸵鸟政策指的就是在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的管理政策不能及时随之变化，从而导致决策失误。鸵鸟政策是以一种懦弱的态度面对现实，不敢正视现实，以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的行为；这有点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寓言故事“掩耳盗铃”——“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声。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吕氏春秋·自知》）其实大家都知道掩耳盗铃无益于事情的解决，同样的，鸵鸟政策一味地消极躲避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风险的预言者反而会被讥讽为耸人听闻；而一旦风险爆发，就意味着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控制，这时候每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是作鸟兽散，谁去总结经验，承认错误，收拾残局呢？病在肌肤讳疾忌医，病入膏肓又无法医治，这是人类的通病，当权者尤其容易如此。许多人在逻辑上承认潜在风险因素，但总是不愿或不敢相信风险很快就会爆发，或者寄幻想于政府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控制局面，或者盲目相信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之所以形成这种盲目乐观的情况是因为：
第一，中国人“好大喜功”的传统心理使得“喜鹊文化”盛行，人们缺乏反思意识；
第二，缺乏自由讨论的氛围，宣传上报喜不报忧；
第三，学术界脱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忽视与中国实际接轨，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
第四，30年经济快速增长给人以经济长期持续繁荣的幻觉和假象；
第五，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利益，在风险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和损失。他们乐观得很，并且为中国人民描绘了这样一幅诱人无比的画面：经济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中国的高速增长是持续的且不可能中断的，甚至连已经出现的萧条也视而不见。他们不关心国土整治、老龄化、社会保障、贫困人口这些关系多数人生存的基本问题，反而鼓吹“改革应该牺牲一代人”；他们标榜经济学的实证原则，但从不去“实证”一下，中国的两极分化有多大？他们缺乏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草根意识，不仅回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层分析，也不用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利益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改革前后的利益转移和分化。在风险问题上，中国暴富阶层及其代言人的基本态度是：首先否认会发生风险，鼓吹形势大好，以取悦当权者，误导社会舆论，引外国投资者上钩；当否认不了时就加以欢迎，他们的逻辑是，既然风险都是旧体制的风险，风险爆发不是好得很吗？当然，前提是风险的代价由老百姓承担，而不是由他们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支付。这种“乐观主义”符合暴富阶层麻醉社会、保护自己的需要，不仅肤浅，而且令人厌恶。
二、中国经济风险管理现状
经济危机理论作为经济学家的关注焦点，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着述最丰富、发展最快的理论。100多年来理论创新层出不穷，如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哈耶克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没有建立起完善而系统的经济危机管理体系，也没有形成有关经济风险管理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承认经济风险，只承认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所以不注重对经济危机和风险理论的研究。80年代后，随着市场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危机和风险管理体系成为迫切任务。
我国近几年才开始对经济危机管理的研究有所关注，尽管从各级政府到社会各级科学研究机构，都已经意识到经济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研究的重要性，但目前国内的研究积淀还十分薄弱。一方面缺乏理论上完善的分析框架建构，同时也由于体制的原因还没有形成政府实务部门与研究机构的良性互动。
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危机管理研究主要是面向微观领域和在被动局面下进行的。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国的经济学者才去研究这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我国的企业和行业如何吸取经验教训，减小危机的不良影响，以及我国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然而，没有一个中国经济学者像索罗斯一样提前预见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必然会发生。这表明我国对于经济危机和经济风险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