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群体变用”的哲学思想
“群体变用”是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继承和阐发，是梁启超总的哲学思想的体现。他少年时博览群书，对于训诂词章，颇有所知。但当听到康有为关于数百年旧学毫无用处的观点时，他感觉如当头一棒，从中惊醒，于是决然舍去旧学，拜在康有为门下。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当梁启超、陈千秋第一次拜见康有为请求为学方针时，康有为“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后来，梁启超在《说群序》中，说明了康有为“群体变用”的主张。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
可见，梁启超对于变法与合群之类的思想，来自于康有为的启发和点拨。此后他将这一思想加以深刻领悟和阐发，写了着名的《变法通议》，对变法救亡论证解释得极为透彻。在了解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谭嗣同的《仁学》后，梁启超大受启发，他“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事实”，发原着作《说群》十篇。虽然只留下《说群序》、《群理》、《新民说·论合群》三篇，但可看出梁启超对群变理论的创造性发挥。
梁启超认为天下的公理、宇宙、自然、人身体的各种现象，无一不是“群”。他说：群者，天下之公理也。
就广袤的宇宙而言，“地与诸行星群，日与诸恒星群，相吸相摄，用不散坠”；就微观的原子而言，“六十四原质相和相杂，配剂之多寡，排列之异同，千变万化，乃生庶物”，宇宙万物都是由于原子群聚成的，如果原子间相离而不相群，则只有六十四种原子；世界也就“靡自而立矣”；就植物而言，根、茎、叶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功能，彼此相应，共同构成一物，叫做“物之群”；就人体而言，各个器官“各储其能，各效其力”，共同维持人的生存，这是“人之群”。因此，梁启超得出结论，说：是故横尽虑空，竖尽劫劫，大至莫载，小至莫破，苟属有体积有觉运之物，其所以生而不灭存而不毁者，则咸恃合群为第一义。
由此可见，他把“群”当成宇宙万物生存、联系的共同属性，反映出浓厚的唯物色彩。
梁启超还论述了“变”的作用。他说：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
万事万物均在变化之中，无论自然现象还是人类生衍，以至社会历史变迁都是更替变化的。
梁启超认为“变”有自然之变和人为之变，他分别称之为“天道”、“人道”。二者的区别在于：“天道”的结果或善或敝，“人道”则因“智者之所审”，可以使变化趋向于善。
群变论是梁启超提倡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哲学理论基础。
梁启超从他的群变论观点出发，提出了变法、保国、保种、保教的思想；而合群是变法的是主要手段，开民智、新民德是保国、保种、保教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接受了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观点：“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者灭。”他将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规律引进“群”论，提出“群竞”观点，认为“势相逼而率相近者，则其相竞也尤甚”。这就是说，势均力敌的群落相互竞争，越是彼此接近，则竞争的激烈程度就越甚。所以，与他群相逼互竞之群如要自存于世，必须具备与之不相上下的群力。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能够合群，则群中的个体可以彼此交流，增长才智，由智而强，该群也才能存在于竞争之世。
所以，正是从“群”的观点出发，梁启超认为对于饱受列强践踏瓜分之苦的中华民族来说，要摆脱这种状况，就要使广大民众之“智”与“德”获得提高，这就要“新民”。他说：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苟有新民，何虑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
从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公德者诚人类生存之基本哉。
就“新民德”而言，梁启超在区分公德与私德的基础上，非常强调民众的公德。他在《新民说·合群》中分析中国人不能合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公共道德，即“合群之德”。
合群之德，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
只有内部结成坚固的群体，才有足够的群力抵挡外来之群。
梁启超还就人的自由和服从爱群与爱国、权利与义务、利己爱他等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反映了他的“群”的思想。
梁启超的思想，代表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立场。他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梁启超“在中国思想史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这种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第六节 章炳麟的哲学思想
一、生平简介
章炳麟（1869-1936年），字枚叔，号太炎，后更名为炳麟，浙江余姚人。他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近代着名学者、散文家。
章炳麟1890年拜在国学大师俞樾门下，潜心“稽古之学”，深受古文经学的熏陶。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震惊于民族危机，走出书斋，参加戊戌维新运动，曾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在《时务报》上撰写文章宣传改良主义。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逐步走上反清道路。1901年发表了《訄书》，宣传反清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1902年章炳麟第二次流亡日本，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家交往加深，共议“开国的典章制度”，设计了改革土地制度的均田法，完成《訄书》的修订。1903年因给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同邹容一起被捕，囚禁3年。1904年章炳麟与蔡元培、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后又促进其与“兴中会”和“华兴会”的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任同盟会相关刊物《民报》的主笔，宣传同盟会的民主革命纲领，继续对保皇党进行理论批判。辛亥革命失败后，章炳麟回国，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被幽禁在北京。
1917年，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同复辟势力进行了斗争。但晚年其思想逐渐丧失了早期青春的革命气概，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学术思想上，否定过去的自我，提出“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成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保守人物。
章炳麟在哲学上，早期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訄书》中不仅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且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唯心主义神权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后来由于狱中接触佛教书籍，受到唯识论的影响，在思想体系上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他的主要着作有《訄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诸子学略说》、《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俱分进化论》、《四惑论》、《汉微言》等。
二、主要哲学思想
章炳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他的思想主要是在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论战中体现出来的。在政治上坚持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批判了康有为、梁启超宣扬的“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改良主义论调，认为不经过武装革命，封建统治者不会自动放弃统治权。他指出民主共和观念是在革命中形成的，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实际斗争，增长了智慧，锻炼了打击敌人和整顿内治的能力，“事成之后，必为民主”，从而建成民主共和的新国家。
在文化上，章炳麟在对封建势力和保皇党的斗争中，批判了孔子和儒家学说。他针对康有为用今文经学来尊孔、神化孔子的做法，运用古文经学这面旗帜，同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展开了斗争，反对将孔子偶像化、神化，他提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儒家的“中庸之道”，实则教人做两面派的伪君子，“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淆乱人之思想”，所以孔教是不可用的。章炳麟认为孔子历史上的地位，并不是“神”的化身，顶多不过是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章炳麟继承了中国古代无神论传统，结合西文的生物进化论和人种学，反对宗教迷信和神权论。他说：唯物之说，犹近平等；惟神之说，崇奉一尊，则与平等绝远也。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
章炳麟在《无神论》、《天论》、《儒术真论》、《菌说》等着作中，批判了灵魂不死、上帝造万物的基督教神学理论，推崇中国古代的“知鬼神无为”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他还分析了宗教迷信产生的根源是人品愚昧无知。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人的“所知障”，即对自然现象的规律不理解；二是由于人的“烦恼障”，即为饥寒苦疾所迫，感到死亡无日，以为有一种神秘超然之物支配自己的命运。他提出建立“无神教”，而佛教在他看来就是“无神教”。佛教讲求“一切众生平等”，“舍己救人”，提倡“依自不依他”，只有佛教才能使人们去掉“畏死心”、“拜金心”和“奴隶心”，因而“继起了宗教，必释教无疑”。
章炳麟和其他思想家一样，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但他从社会现实中发现，最先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对待异族的残酷和暴虐，痛感科学技术进步带给人类的不止是福音，同时还有犯罪邪恶手段的巧妙多端，所以这使他全面反思他所深深推崇的进化论，并在此基础上，于1906年9月5日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提出了“俱分进化论”观点。
他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从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若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非有他也，智识愈高，虽欲举一废一，而不可得。
这就是说，社会进化不只是简单的积极方面的进化，消极的恶的一面也同时在进化，这对立的两方面如影随形，都在不断进化增长。他认为人类之所以会出现善恶、苦乐、智愚并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在人的八识之中。作为第六识的“意”，由于其有善有恶，常常会熏染第八识——阿赖耶识。这样无善厌恶的种子就变成了善恶兼备的“起始种子”，从而人也就有了善恶等区别。这一原因叫做“熏习性”。其原因之二是“我慢心”。“我慢心”是指由末那识执阿赖耶识以为自我而念生出好真、好善、好美、好胜四心。其中，好善是全善，好美无善无恶，好真半善半恶，好胜由执我而起，故全恶，是“我慢心”之最。
章炳麟的俱分进化论观点看到了在社会发展中，积极和消极的因素可能相互依赖，看到了“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不可避免性；但他不能正确地分析社会文明进步对“恶的因素的化解、遏制作用，从而落入了倒退、悲观的历史观之中。此外，章炳麟把社会发展的根源归结为佛教所说的“我慢心”、“熏习性”等主观意识因素，陷入了唯心主义。总体而言，他的“俱分进化论”虽然有许多闪光之处，但在根本理论上是错误的。
第七节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一、生平简介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他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领袖，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和哲学启蒙运动的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是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