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国社会历来是个人情社会。长期以来，迎来送往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从古到今，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官场中的一大痼疾。
而在这名目繁多的迎来送往中，公款吃喝可以说既是我国的一大特色，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的官员就非常重视接待和接待时的排场。在民间，人们常戏称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
封建统治滋生出的接待文化，到了清代连圣明的康熙皇帝也只能默许。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经济繁荣了，吃喝文化也是与时俱进。我国的公款吃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继承中花样翻新，在创新中蔓延发展，“享誉”中外，“誉满”全球。公款吃喝几乎成了人民公仆们得天独厚的一种特殊待遇，难怪公务员招考出现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宏大场面，人们即使挤得头破血流也要当每月一两千元的公务员而不愿做月薪四五千块的公司职员。
公款吃喝所耗费的银两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据《广州日报》载，1988年公款吃喝耗费的银两约二百亿元，而 2005年飙升到了六千亿元，过去老百姓称“一顿饭一头牛”，现在恐怕就不是一头牛的钱了。这些银子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啊！
虽然人民群众对此相当的不满，社会舆论也是抨击不断，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禁止公款吃喝的文件不知下发了多少，任你三令五申，就是管不住饕餮的一张嘴。不但屡禁不止、严禁不住，“风头”一过，餐馆酒楼门前照样是一片莺歌燕舞，大有愈禁愈烈、星火燎原之势。
冷眼旁观，迎来送往既是诸多官员的无奈之举，更是众多官员的生存法则抑或是升迁之道。
接待上级不大吃大喝似有不尊重之嫌，接待友邻不大吃大喝似有不友好之嫌，接待下级不大吃大喝似有不热情之嫌。总之一句话，上级或同级对口单位、友邻单位来了人，或者是自己的哥们弟兄来了，一定要尽可能高规格地接待，不能让对方觉得自己小气……反正是“崽卖爷田不心疼”，用公家的钱谁不会大方？这还不算个别“擅长”或是“习惯”吃拿卡要的主儿，如果碰到这样的主儿来调研、检查、考核、评估，你不排场都不行！20世纪90年代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酒菜香，拳令响，碰杯万事都好讲。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酒足饭停，不行也行；饭饱酒醉，不对也对。早晨是包公———铁面无私，中午是关公———满面红光，晚上是济公———酩酊大醉。
这多少有些无奈。但更有一部分人，把迎来送往当做博得上级欢心、领导赏识、朋友称颂的不二法则，热衷于官场上的逢迎，甚至借接待应酬之名行行贿送礼之实，拿老百姓的血汗钱为自己铺路搭桥，以求得升迁、谋得利益、赚得口碑。而这种公家请客却为个人办事，已经成为社会腐败的温床。因而在公款吃喝的背后，往往会伴随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和龌龊交易。
公款吃喝，“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不仅极大地损害为官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更会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动摇我们党的执政根基。对此，有关部门不能无所作为、甘于缺位，甚至变相怂恿、变相姑息。要从源头上堵、体制上防、制度上治，与其扬汤止沸何不釜底抽薪，使“红头文件”真正“硬起来”，让责任追究充分“究到底”。凭什么个别人公款高消费，普通民众只能被动掏出辛苦钱？
人应该建构两个家园，一个是物质家园，一个是精神家园。前者是生存的条件，后者是生活的归旨。作为人而言，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如果只知道吃喝，与动物有何区别？我们即使做不到改变风习、匡正时弊，总可以独善其身、改变自己。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中国不缺一般的道德义愤，缺的正是从小事做起的韧性精神。
刹住公款吃喝之风，让所谓的“生存之道”成为一条死胡同，应该是为政者躬身以求的事情。
（原载《银川晚报》2008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