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冰回族，1915年出生，河南省新野县人。1938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3年，在延安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任常务干事，在延安民族学院任教。1944年至1947年，在陕甘宁边区三边公学、中共西北局社会部、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工作。1949年至1954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西北局民委任处长。1954年至195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政治系、历史系副主任，总支部书记，民院党委常委。1957年至1984年，在宁夏历任自治区妇联主任及党组书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民委主任及党组书记。1984年离职休养。
1915年6月，我出生在河南省新野县沙堰镇一个贫苦回族农民家庭。我7岁那年父亲被土匪杀害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争取到母亲的同意，到省城开封念书。当时，回族女孩子一般都不上学，而我要到八百里外的省城去念书，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的。母亲顶着亲戚施加的各种压力，毅然送我上学，并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两个戒指给我做路费。我走后，亲戚都不和母亲来往了，这些更坚定了我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决心。1932年，我考进了开封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期间，由于家境困难，路费难筹，寒暑假我从不回家。假期时，我就给图书馆抄卡片或做家庭教师挣钱维持生活。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进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学校无法上课，提前放假，准备南迁。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我和几个同学就在新野张贴抗日标语，印发抗日宣传小册子，开展街头演讲，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发动群众抗日，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在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中，我们几个女同学深深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同胞也要参加抗战。我们听说山西革命大学抗日活动很活跃，就约了5个人一同前往。过临汾的时候，临汾失守了，我们就决定去八路军领导的山西安吴青训班。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共产党，就像黑暗中看到光明一样，从此走上了为国家为人民的革命道路。在青训班学习的那一个多月，令人兴奋和难忘，那里的学习生活都是崭新的。胡乔木、冯文彬、张琴秋等知名人士亲临教导我们，我们不仅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思想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更坚定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中国必胜的信念。
从青训班毕业后，上级组织安排我们去西安护士训练班，但到了西安后却找不到这个训练班。于是，我们就决定去延安学习，但那时候没有路条是进不了边区的。正在此时，由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中的3个人去延安，他们有一张4个人的路条，我们同行的几个人互相推让，最后让我先去，我就随着这个服务团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从西安到延安800多里路，我们走了5天，我从来没有步行过那么远的路，每天骨头都像散了架似的，浑身酸痛。也正是这次旅程，使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体验：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只要咬咬牙挺过来，就越过了困境，就经受了一次可贵的锻炼，走路如此，做其他任何事情也是如此。
1938年4月，我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经人介绍，我到陕北公学十四队学习。那时候，我正患肺结核，半天休息半天学习。由于我带病坚持学习，积极进取，表现优秀，同年10月，我被陕北公学批准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开始了我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新里程。这一时期，我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讲课，学习了很多马列知识，接受了抗日教育，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为党为人民奋斗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除了在陕北公学，我还在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过，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延安女大的学习经历。在延安女大除了学习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问题、世界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和抗战知识等理论外，还学习了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课程。各班都有经济委员会的委员，轮流代表自己的班参加伙食管理，同时轮流帮厨，各种大型报告会也由学生自己组织。平时各种生产活动也是自己动手，每班停课一周管理生产，从缝纫做鞋、织毛线，到在小卖部卖东西，全由一个班负责，我还被分配做过棉衣。女大的学员们就是这样经受锻炼而成长起来的。党中央对延安女子大学非常重视，中央领导多次到女大做报告，发表谈话。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说，“中国抗战胜利之时，就是中国妇女彻底解放之日”，这句话给了同学们莫大的鼓舞。在延安女大的学习，培养和造就了我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边区生活十分困难。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边区生产动员大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
毛主席亲自在延安北门外广场动员大生产运动。党校和女大的学生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我们5个带小孩的妇女组成一个互助组，轮流留一个人带孩子，其余4个人除了给孩子喂奶外，整天参加生产。我们互助组不仅生产劳动互助，而且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学还可以谈心的亲密整体，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妈妈组”。那时候，我的奶水特别好，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没有奶，只能喂小米糊糊。我就每天帮助给这两个孩子喂一次奶。每当妈妈们去听报告时，没有奶水的孩子的母亲要端上茶缸从地上找点柴棍给孩子热饭，很困难，所以开会时我就同时喂两个孩子，后来孩子们都亲切地叫我“苏冰妈妈”。
从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结束后，我就在延安参加了工作。1940年2月6日，经党中央同意，在延安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推选金浪白、马寅、马文良、马青年和我5人为理事，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协会成立后，在延安建立了清真寺和回民食堂，还组织回族问题研究会，组织巡视团分赴各地调查，宣传民族团结，支援抗战。回协还帮助成立了回民游击队，三边的回民武装后来发展成为“回汉支队”，在抵御马鸿逵进攻边区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每逢回民的节日，回协就到财政厅领来麦子、油、羊等物品筹办庆祝活动。当时虽然财政困难，但领导对回民群众的合理要求都尽可能满足。回协的这些活动，对增进回汉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延安回协工作期间，我边工作边学习，加深了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理解和掌握。
1941年，我到延安民族学院任教，兼带文化课。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教员，倒不如说是一个学习民族问题的学生。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党的民族政策、马列主义民族观、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民族理论等，还了解了民族问题的实际，收益颇多。在民族学院的这段经历奠定了我后半生从事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础和业务基础。
1944年春，延安民族学院与其他学校合并，成立了三边公学，我就在三边公学任教。从延安步行到定边工作，带着儿子，有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就到兵站雇一个骡子，在骡子背上放两个筐，一边放儿子，一边放石头来保持平衡。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儿子在筐里傻乐。当时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也能苦中寻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