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世纪本地区的气候状况
河套地区深处内陆，受东亚季风的影响十分强烈，降水多集中于每年夏季，七八两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45%~55%以上。“这种降水量年际与年内的波动，是导致本区农牧业生产不稳定、农牧交错带空间摆动的根本原因。”田广金、史培军《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历史时期，由于降水量的起伏呈阶段性变化，鄂尔多斯地区表现出了农业文化与半农半牧、牧业文化交替出现的特征。最近1000年以来，本地区形成了三个较为多雨的时期，其中在距今670~510年前的约公元1320年~1480年间降水量相对较多，高出现代平均值的25%~30%。史培军、方修琦、赵烨、邹铭《10000年来河套及邻近地区在几种时间尺度上的降水变化》一文中“1000年来的降水变化”部分，载吴祥定主编《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91年，第57~63页。这一时期所对应的中原王朝正值元代中期到明代前期，那时的400mm等降水量线大致位于今天的300mm~350mm两线之间，向西深入80km以上（见图1）。同期元明两朝在本地区大兴屯田与这一降水量变化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它对于讨论明代洪武、永乐时期边军屯田应有一定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近2000年来，鄂尔多斯地区的降水量整体上趋于减少，元明之际的相对多雨期与汉代的相对多雨期无法相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内地农业经济的扩展，因此，不能对元明时期的屯田规模、成效估计得过于理想。
总的来说，河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从西北向东南递减，绝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达不到450mm，结合相应的土壤条件、地貌特征，可以把河套地区分为不同的区域（见图2）。据史培军先生研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11个地貌区详见史培军《鄂尔多斯地貌》，载《史培军文集》（http：//ires.cn/SPJBook/paper/BC199002.pdf）。这11个地貌区分别为：1.准噶尔黄土高丘陵区；2.东胜覆沙低丘陵区；3.黄河沿岸河谷平原区；4.库布齐沙漠区；5.库布齐沙地区；6.桌子山西侧山前倾斜平原区；7.桌子山中低山区；8.桌子山东侧波状高平原区；9.锡尼——大庙层状高平原区；10.毛乌素沙地区；11.毛乌素沙漠（鄂尔多斯西南沙漠）区。本书之《鄂尔多斯地貌分区图》即引自该文第12页。中，1~3区可依据当地条件适当发展农业，4~5适宜局部发展绿洲农业，其余6~11区是畜牧区。值得注意的是在11个区中面积最大的第10区（毛乌素沙漠区）恰与陕北相连接，这是在论述陕北军屯时需要注意的因素。与陕北不同，宁夏平原、后套平原、前套平原均地势低平，平原面多依黄河流向自然倾斜，开挖沟渠，引水溉田成了长久以来农业人口习惯性的垦殖模式，而事实上，直到现代河套主要的农业区也是集中于这三块平原，相应的，明初设卫屯田也相对集中在平原区。
二、14世纪河套历史人文地理概况
1.行政建置
中国历史上两个中原汉族政权的繁荣期——秦汉、隋唐都曾将整个河套地区纳入直接控制之中，秦汉的长城建在黄河以北，唐代也在黄河以北阴山脚下筑三受降城。上述军事防御性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挡越过阴山山脉各隘口南下的游牧民族，明初一度继承了这一做法，正如查继佐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所评论说，“初险在我，彼不得持我，久之险与彼共之，则以逸待劳之计失矣，而况乎失险”《罪惟录·志十二·九边总论》，第746页。查氏从军事地理侧面对明初控制部分阴山地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了河套以北的坚固防御前线，中原政权相应的就在套内建立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当然历史上这里面还包括了不少安置外族降人的羁縻府州。元代一统中国，河套地区的民族分布继续了传统上的胡汉杂居，许多蒙古人迁入本地区。元代河套及其周边地区分别隶属于中书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见表1），另外，皇室与诸王（如安西王、赵王等人）的牧场也位于这里。元代的屯田在本地区也比较发达，宁夏及河套平原中都有分布，实际上明代初年在上述地区的屯田活动可以看作是元代屯田的继续。为了便于朝廷的控制，元政府还在从宁夏到东胜沿黄河一线设立了驿站。所以元代对河套地区的统治、开发和利用为明代打下了基础。
2.交通路线与物资运输
秦汉以后，中原政权与各少数民族政权在河套地区的互动过程中，建立并发展了穿越整个河套的交通路线，其中既有陆路的、也有水路的。交通路线的日益增多和频繁使用加速了当地的人员往来、物资交流，推动了经济开发与建设。
陆路上，秦时的直道（南北向）、北魏时的平城至河西通道（东西向）、唐代的“回纥路”（南北向）、宋代的“王延德使路”（西北——东南向）等等已经在河套内部形成了相互联系的陆路交通网络，成为中原地区通往漠北、西域的又一组通道。在元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河套内部交通路线中的边防、对外交往的意义淡化，但是元代完善的“站赤”制度赋予本地区政治、经济意义并未减弱。如河套东北部大同路所属陆站有19处，驿马2049匹；至正二十年（1360）又增置牛站14处。河套南缘的延安路所属陆站有8处，驿马766匹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一九四二三和一九四二六相关部分，中华书局1960年9月影印本。各站的具体名称，道里远近及方向在《析津志》《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所引。中均有明确的记载。
水路交通就是利用黄河的漕运功能，将宁夏、陕北的粮食运往大黑河地区、山西北部。早在北魏时期的太平真君七年（446），因北边沃野镇乏粮，朝廷曾令高平、安定、统万、薄骨律四镇以车5000乘运粮50万斛接济。后从薄骨律镇将刁雍的建议造船水运粮谷60万斛，所谓“轻于车运十倍有余”，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元朝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参阅拙文《元代宁夏漕运新论》，载《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元政府在东胜地区设立了水站5处，拥有船只50只，马100匹，牛200头，专责此事。至元二十年，为缓解军粮供应困难，加强从延安运粮，进一步完善了水站运输制度。史云：“宁夏运粮，即延安粮运入东胜，所造船只顺流而下。”《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所引《析津志》。
3.人口构成与经济开发
由于河套地区具有农牧两便的自然条件，历史上就成为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杂居的地区。入元以后，在大体保持本地区原有人口构成的前提下，更多的北方游牧民族迁入或活动于此地。如汪古部的分布地区就跨过阴山进入河套平原，河套西南部的草原地区（察罕脑儿）也被忽必烈分封给其子安西王作为份地。其中的汪古部（nggüd）由于信仰“也里可温（Erkehün）”教，所以河套中元代的基督教遗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汪古部活动范围，这一问题的新近论述可参见周伟洲《鄂尔多斯发现之元押式十字铜牌考》收入周伟洲著《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至少，汪古人的经商或传教行为已经遍及整个鄂尔多斯地区，乃至陕北。另外原居于本地的还有大量汉人、唐兀人（党项人），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所以说，元代的河套地区包含的民族种类是比较复杂的，里面既有汉族、党项族，也有蒙古族（含汪古部），以及一些色目人。
各民族杂居的状况丰富了对本地区的开发，除了原有的牧业之外，政府非常看中并极力推动当地农业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兴屯田。河套南缘有在延安路探马赤草地的贵赤延安总管府屯田486顷，以及绥德屯田。河套西侧今宁夏境内的枣园、纳邻站、唐徕渠屯田1800顷，鸣沙州（今中卫县）屯田446.5顷，塔塔里屯田1498.33顷，以及灵州（今灵武西南）屯田等。河套东北部河外还有红城等处屯田。此外还有“白鞑靼”屯田，就是汪古部屯田。如此一来，屯田遍及环绕河套的所有宜农地区，分布很广，规模空前。临河地区屯田的关键在于灌溉沟渠的开挖与维护，所以平原地带灌溉渠的整治正是农业发展的标识。《元文类》“郭守敬行状”里面曾经谈到过修复宁夏古渠的事例，也提及北黄河沿线恢复农业的优越条件。［元］齐履谦撰《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苏天爵编辑《元文类》卷五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苏天爵《国（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6年8月第1版。另外，大量“鹰户”（失宝赤）的存在和分配诸王的草地记载也说明了当地牧业发展的规模，捕猎活动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