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管制前的一所
1966年，在我们国家发生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党中央对“文革”已有明确的结论，我完全拥护。现在我把在601所“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有关事件简述如下，供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并真诚地希望把这沉痛的教训变成财富，振兴我们的航空科研事业，振兴我们的民族，振兴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巨人。
从1961年建所到1966年“文革”这短短5年时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初具规模，具备了自行研制新飞机的能力。我们遵循边建设、边研究的方针，科研工作全面展开，摸透米格-21取得了成功，自己设计研制的高空高速歼8飞机已全线铺开，其他科研任务也做了安排。广大科技人员大干科研抓型号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努力钻研技术业务。工作和生活秩序井井有条，初步营造出了一个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的科研环境。贯彻执行《科研十四条》、《鞍钢宪法》取得显著成效。很多老人一致认为：那5年的时间，是一所的黄金时代。
上级布置进行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还没有结束，中层以上干部都已进行了“下楼”、“放包袱”，轻装上阵。党委在“四清”运动中，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广大干部群众提出的批评意见，已经开始整改。
就在这样一片大好形势下，“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来势凶猛。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我的工作重点集中在歼8飞机的设计研制上。
1966年5月18日，政委于达康同志、副政委宁秉一同志分别参加了三机部和沈阳市委召开的紧急会议，部署“文化大革命”。5月19日，所党委也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所里的“文化大革命”。根据上级要求，决定全所机关、设计室每天抽出半天时间搞“文化大革命”。自6月4日起，不到一周时间，就贴出大字报3000余张，所的科研生产秩序开始出现不正常。8月27日，所“文革筹委会”成立，月底开始“炮打司令部”了，把我和于达康、周景良作为“一小撮”重点人物进行揭发批判。不经任何上级批准，停止了于达康的政委工作，令其反省。停止了我和周景良所党委生活。在9月20日党委会上，“文革筹委会”负责人提出：“党委的领导工作要通过‘文革筹委会’办公室实行领导”，会后发出了通知：有关运动问题，党委不得直接下达，必须由“文革筹委会”布置安排。有些群众则被卷入“破四旧”、“红海洋”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极“左”的狂热中，全所终日锣鼓喧天，昼夜不停。什么剪辫子、抄家、戴高帽子游街成了司空见惯的事，科研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
1967年1月，上海发生造反派夺取各级党政财文大权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所内各大派也群起效尤。所的主要党政领导都被扣押、揪斗、专政，出现了抓抢领导干部的热潮。谁抢到了干部并把他专了政，就说明自己是造反派，是“左”派，是“革命派”，不然就是“保皇派”。一时间大院内“夺权”、“开除党籍”、“打倒”和打砸抢歪风甚嚣尘上，所内各级党政领导全部靠边站了。职工队伍急剧分裂成大大小小若干个组织、战斗队。大的是两大派，即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红色造反团和以工人、行政干部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下称造反派）。至此，使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唯一的飞机设计研究所濒于瘫痪。
我被造反派专政以前，大会小会已批判20多次，有一天晚上，在俱乐部正在开我的批判会时，突然有人冲进会场，大喊：“拐字楼失火了！”会场一下乱了起来，我大声喊：“听我的！”会场一下静了下来，我发出指挥命令：“保卫科赶紧报火警，靠近拐字楼的单位去取灭火器，其余人迅速回去拿脸盆去救火。”人们立即从各个门冲了出去。不一会儿，拐字楼火被扑灭了。事后有人说还是所长有魄力、有号召力，能压住阵。这一突发事件也使我领悟到，我们这些主要领导虽然都被揪斗，但在群众中还有威望，只要大环境安定，还会使全所正常运转起来。
与炮司军管会领导的交锋
1967年初，中央根据全国的形势，决定搞“三支两军”（三支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是军管、军训）。2月，沈阳军区派出以炮兵司令部副司令×××为主任、×××等为副主任的军管会对一所实行军事管制。我对军管抱有很大的希望，根据所内运动情况，只要军管会能保持一所不再乱下去，歼8飞机在112厂进行三结合现场发图和试制，就能正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态的发展使所的形势日益恶化，我与军管会领导人进行了五次交锋，希望化为泡影。
第一次是在炮司军管会进所后的几天，军管会派人通知我，说军管会负责人要和我见见面，谈谈情况。我按通知的时间、地点准时去了，一见面双方礼节性地握手、问候，寒暄了一阵就转入了正题。
他说：“我们奉命对六院一所实行军事管制。‘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展开，形势一片大好。但也有问题，正如中央指出的，一切牛鬼蛇神都在蠢蠢欲动。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一所已经被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搞乱了。我们已查清这几个人是反革命，应该把他们抓起来处理。请你表个态，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扭转这个局面。”他一边说一边把他们开列的“反革命”分子名单递给了我，我一看有十来个人，都是研究室的技术骨干，列首位的是“造反团”的头面人物。我内心在说：胡闹。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对他说：“你们奉命来对一所实行军事管制，欢迎！一所现在确实有点乱，希望你们来治治这个乱劲。我们几个人现在都靠边站了，不能行使正常权力，歼8研制已经全线铺开，很需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至于运动问题，你们刚进所，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分为两大派，下面又有若干个战斗队。观点不同，总得表演一段，中央不是说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嘛，过一段时间会转化的。
你们现在管制着这个所，出不了太大的事，领导不必着急。你们说“造反团”的头面人物是“反革命”，下面一千多人的群众是接受不了的。我这里是国防部的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人员都是经过各个学校、研究院、国防科委层层审查，进所后我们又进行过核查，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建国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况且，技术骨干都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审查和锻炼，他们家庭和个人的历史基本上是清楚的，可能个别人在社会关系上有点问题。但是，家庭问题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实嘛！这些人现实表现也不错。所以无论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还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都不会有。咱们都是搞政治运动过来的人了，对人的问题可得慎重。我在一所几年了，反革命没发现一个，你们刚进来几天，一抓就是十来个……”我还想用我党历史上在政治运动中对人不慎重的沉痛教训来表明我的观点时，但他已经听不进去了，坐不住了，打断了我的话，并非常严肃地说：“你这是右倾。”
我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那你不就是左倾了。”
双方沉默一会儿后，我继续说：“军管会进所还不就是工作队性质嘛，工作队谁没干过。你们现在抓人容易，到时候一个命令下来，你们屁股一拍就走了，撂下个烂摊子，还不得我来收拾。现在所里承担着国家重点任务，可不能乱。‘文革’开始时，所领导的工作有分工，政治运动方面的工作由政委于达康同志负责。我现在在112厂办公，抓歼8试制！”
他说：“你是周总理任命的所长，怎么能随便离开？”
我说：“我是总理任命的所长。但现在三机部孙志远部长指定我坐在工厂统一指挥厂所科研生产，而且歼8研制到了关键时期，一所500多名技术员带着图纸刚进入生产线，和工厂搞三结合，可不能停啊！”
看来他早有准备，突然以军管会的名义向我发出命令：“你不去112厂上班了，待在所里。”
这就是我与军管会领导第一次交锋的结局。军管会主任罢了我的官，他既不要我介绍所的情况，也不征求我对运动的看法，单刀直入要抓“反革命”。而且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确地告诉人们，他是带着支一派压一派的任务，进驻一所的。一所既然军管了，就得听军管会的。但我还是打电话向六院办公室和三机部办公厅做了报告。
第二次交锋的焦点是军管会支持造反派把我抓起来。1967年5月15日晚上，×××副所长来我家里找我，他说：“所长，歼8生产线上问题很多，军管会要请你去研究一下。”
我说：“他们都不承认我在工厂的工作，还找我开会干什么呀？！”
过了一会，×××副所长也来劝我，请我去军管会开会。我想两位副所长都来叫我去开会，况且内心又一直挂着歼8，不去不好。我和×××副所长一起去了军管会。会上，军管会以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安排我明天上午和×××副所长一起去工厂处理歼8生产线上的问题。
我回家对老伴说了这个安排，吕枫对我说：“军管会的主任不承认你在112厂的工作，孙志远部长他都不放在眼里，你跑去干什么？叶正大就处理不了？你就老实待在家里，哪里也不去，防止有什么阴谋诡计。”
我说：“歼8试制刚挤进生产线，问题多。现在生产有困难，这可是大事啊，我得去呀！”
第二天早上，即1967年5月16日一早，造反派的王××跑到我家里来说：“刘所长，请你到我们总部去一下，谈个事情。”
我说：“七点钟我和叶副所长要去工厂，有什么事晚上回来再说。”
他说：“不耽误你七点去工厂，很快就完。”
我同意后对老吕说：“你告诉叶副所长，我先去一趟。”我随他到了他们的总部。一进门，×××就宣布对我实行专政，把我抓起来了。一会儿全院子大喇叭响起来了，一片打倒刘鸿志的吼叫，全所到处可以听到“打倒走资派刘鸿志！”“打倒反军黑干将刘鸿志！”从此，我进了他们设置的牢狱，失去了自由，一关就是7个年头。占了我参加革命工作七分之一的宝贵时间。当时还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光。
这一次交锋军管会明说叫我去开会研究歼8生产问题，实际是暗地里安排造反派把我抓进牢狱。
第三次交锋是我要到军管会去讲历史、讲政策。5月16日我被造反派专政后，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摧残，打得遍体鳞伤。面对造反派的胡作非为，我感到军管会的领导人若一意孤行，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仅仅对他抓“反革命”的做法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就说我是“反军黑干将”。现在又默认造反派对我的刑讯逼供，要我承认是叛徒、特务，置中央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六六”通令于不顾。依此下去，将会把一所搞得不可收拾，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我得说服他，执行中央政策，要求他们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造反派不但迫害所内干部、群众，还株连亲友。我和吕枫的亲友也受到了迫害，他们在凤翔、西安折磨我大哥、大姐，在山西忻县折磨吕枫83岁的父亲致死，在内蒙折磨其弟吕荣华几乎致死，在南京折磨吕枫的侄女（中学生）。他们还迫害我在地下党工作时的领导吕剑人，迫害其他有关的20多人，其中致死1人。他们把不同观点的人，包括本组织内的“叛逆者”统统赶到“五七”干校，有的弄到远离沈阳的绥中，下放劳动，对一般不同观点的科技人员借支援之名，分流到其他单位，大伤了一所的元气。
第四次交锋是在1969年11月。军管会得知上级决定要将一所划归空军领导，由空军派军管会进驻一所，炮司军管会撤离。这位军管会主任想在他撤离一所之前把我的问题定性，做个结论。于是，他安排军管会代主任××导演了一场由炮司军管会、工宣队、军宣队、所革委会四大组织联席会议给我“宣判”的闹剧。我被造反派专案组×××和×××押进会场，那里已坐着20多人。××宣布开会，军管会一名科长站起来拿着一本打印的由造反派编造的假材料，念了近一个小时。
最后念的判词是：“刘鸿志定为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党籍，交群众监督劳动、继续批斗。”科长念完后，我想听听会场的反映，但没有人发言，冷场着。我要求发言。××不许，说你有意见，出去写，我们等着。造反派把我连推带拉弄到对门原所党委会议室，给我一张纸，要我快写。我写了：“你们念的都不是事实，是胡编乱造。我1939年到1940年在凤翔任地下党县委委员、统战部长，根本没有被捕叛变的事。我们县当时有几十名党员，没有一个被捕叛变的。”当时我想，我得自己在会上公开念，以正视听。就说：“我写的字，你们不好认，还是我念给你们听吧！”说着我从××手中抽回我写的条子，就开始念。还没念完，××从我手里抢走那张纸条，大喊大叫让我滚出去。造反派就边打边推把我押出会场，在走廊上狠劲地拳打脚踢了一阵。还声嘶力竭地喊：“你这个老顽固，没有好下场。”
我也大声喊：“走着瞧，我到北京去告你们。”他们又把我押回了牢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