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后，全社人员在楼下小食堂集合，听叶剑英同志讲话。叶冷静、沉着、仔细、愤慨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耐心、热情、关切地告诉大家：正义是属于人民的，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困难是暂时的，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在进行斗争的革命党人，要慎重仔细观察分析形势，灵活地制定战略战术，我们应进攻时进攻，应退却时退却。今天的退却，是为了明天的进攻。……大风暴来了，就要蹲下来（说到这里，叶还做了一个下蹲的姿势）。……北平，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当时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的虽然经过抗战前学运的锻炼和抗日战争的锻炼，以及历经了统一战线中反顽斗争的锻炼，但对新形势下的北平解放日报社暂时撤退的决定，思想还是不大通。但经过叶剑英同志一个多小时的有理、有据、生动的开导，大家喜笑颜开，热烈鼓掌。思想一致了，行动也积极了。
报社人员除个别安置外，主要分三部分撤退。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山东，一部分去张家口。对在北平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等人员，动员他们一同撤。我们去张家口的记者、编辑、出版发行人员共三十余人，由罗瑞卿（中共代表团参谋长，身着国民党军服，中将军衔）带领，乘火车经南口、从康庄过境（解放区和国统区分界线）。国民党在康庄关卡设重兵，过卡时，罗瑞卿坐在路边的土堆上，执行部戴少校军衔的副官前去交涉过卡，谈了十几分钟未果，一定要检查我们随身的物品。罗瑞卿突然从土堆上站起来，很生气地对我们说：“走！”罗大步向岗哨走去。我们都拿着随身带的箱子跟着走（箱内装有收集的资料），罗边走边说：“怎么样，要检查我，谁叫你们干的？”那个少校检查官，端端正正地站着，罗在其面前指指点点地训斥：“这里是哪个部队？没有教养，连我还要检查。你们师长是谁？我找他算账。”
罗看我们已经走完了，就边走边说：“现在还没有打仗吗？告诉部队要讲团结，不要自己打自己嘛！告诉你们师长，过几天我还过这里，能在这里见面也好嘛。”
那个少校端端正正站着，还大声回答：“是！”来到我方关卡时，接应我们的警卫人员立即装好东西，督促上车。罗走到车前小声问：“都上车了吗？快上车。”
离开封锁线后，大家在车上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刚才过关卡时，罗瑞卿同志的胆略、风度和姿态。有人提议推选两个人，把今天的情况写个活报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剧名叫罗瑞卿过康庄；有的说，得加一句打败国民党。就这样一路上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地到了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安排我们住解放饭店（当时是高级干部住的地方），招待得非常热情。后来，大部分人员安排在晋察冀报社工作。
我们撤出北平后不几天，国民党反动派完成其军事部署，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1946年6月28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内战全面爆发。
深深地怀念
1946年初解放日报在北平出版发行，它的影响之大，在当时的北平是空前的。它大张旗鼓地宣传了我党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建国方针，宣传了国、共两党共同制定的《双十协定》，介绍了解放区的建设和生活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策划全面内战的阴谋，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新闻的封锁。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我们撤出了北平。解放日报在北平发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下，以合法身份公开出版发行共产党报纸，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在这场火热的斗争中，全报社的同志团结战斗，共同的事业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我深深地怀念这些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们。
我到解放日报报社报到后，报社总经理祝志澄（老党员、七大代表，曾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和副总编辑姜君辰（老党员、七大代表、经济学家，学识渊博，曾任延安大学财经系主任）分配我任报社发行科科长，兼任分党支部书记。出版发行科对外称发行部，出版发行工作由报社副总经理马健民同志分管。报社和发行部分驻两处，马健民同志和我们一起住在西四三道栅栏四十一号发行部。
发行部连马健民同志共十八人，有李庄、陶涵春、吴志萍、赵志、张耀、田瑛、关永丰、王雨田、于轩、李祥、邹彩章、徐鉴、李殿臣、张松亭等。分别来自延安、冀中解放区和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其中共产党员八人，民主同盟成员一人。
我在西四三道栅栏四十一号和马健民同志住一屋。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无拘无束，无所不谈，这是共同的革命目标和共同担负的艰巨斗争任务把我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了。
马健民同志抗日战争以前就从事新闻报业活动，抗日战争中从事武工、政权等工作。他是从张家口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秘书长岗位来解放日报社任副总经理的。他除直接领导出版发行工作以外，还负责报社与北平地下党的联系。解放日报社人员撤离北平后，他仍回张家口晋察冀日报社任秘书长，我被任报社经理部长。又一同工作十个月，直到我出发去东北新区，我们才分开。
全国解放后，除文革动乱分别被关进“牛棚”期间以外，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互相探访、聚会、倾谈。
1997年，健民同志去世。在北京八宝山为他送别时，我看着健民的遗容，不由痛哭一场。
我敬佩健民同志，他革命事业心强，在特殊环境中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6年4月3日拂晓，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解放日报发行部，把我们十余人押解到西城警察局，并上了手铐。当一个警长模样的人审问大家的时候，健民立即勇敢地站起来说：“我是副总经理，有事我负责，不要找他们。”后又在土坑上用带着铐子的手写了抗议书。在军调处执行部执行处长宋时轮同志代表中共代表团向我们宣读了慰问信以后，我们的斗争更加受到鼓舞。为了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马健民同志和我商量，立即提出加深理解慰问信和宋时轮的指示，不单独和警方人员接触，不单独离开牢房，晚间睡觉轮流值班等措施，保证了我们全体被捕人员的安全脱险。
马健民同志的原则性很强，但他又能从实际出发，注意灵活性，特别是对革命同志认真负责的精神，更使我敬佩。就在“四三”事件脱险不久，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小学生，突然来到发行部说，她是金人的夫人，名叫张奇，金在沈阳被捕，她是带着孩子逃出来的，要求解放日报社同志设法营救金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为了防止敌人的圈套和破坏，纪律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接待工作，规定只接待询问解放日报采访、编辑、发行方面的事，其他事既不能接待，也不能表态。金人是30年代的左翼文化人，有著作、有翻译，我读过金人的书，在延安也听说过金人的情况。不管说不过去，管又违反纪律。我当时想到代社长钱俊瑞、副总编姜君辰对上海文化人都比较熟悉，何不让他去方壶斋报社。正在犹豫不决时，健民从外面回来了。我单独将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并说出了我的想法。健民听后，非常明确果断地说：“要管，去方壶斋找钱、姜处理。”钱、姜不仅热情接待，并将他们送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后来，他们于1947年4月终于在哈尔滨与金人团聚。
健民同志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而且以革命事业为重，一直带病坚持工作，这也是值得我敬佩的。健民同志长期两腿生疮，大面积化脓，每天晚上得彻底清洗涂药。我劝他抓紧时间治疗，他说多年就是这样，以后再说。我也曾向总经理祝志澄反映，请领导上督促他抓紧时间治疗，但他始终没花时间治疗腿疮。
健民同志的夫人是有名的作家杨沫，1943年她在《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任编辑、副刊主编。解放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她还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上映。《青春之歌》上映后全国反映非常好，在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
我们到张家口见到杨沫谈起健民的腿疮时，她说：“啊呀！我曾写过信劝他趁在北平医疗条件好，抓紧治好这个顽症，但他还是没有治。我们撤出张家口时，健民还是烂着腿行军。
我在这里仅记健民同志的二三事，作为对他的深深怀念。
在与我们的共同斗争中，还有一位民主同盟的成员李庄同志。他是从重庆新华日报社来的。在我们当中他年龄最大、业务最熟练、经验最丰富，是报纸出版发行工作的中心人物。
他成天跑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建立批发站，发展巩固批报商，并与重要的读者直接联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还得搞好经营管理，收回报纸成本。每到发行日当晚即和各批报商联系开展工作。每到其他同志上街为报童“护航”时，他独自坐阵发行部，用电话负责调度工作。他工作积极，成绩显著，作风正派，团结合作，与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很受同志们的敬重。
在“四三”事件的斗争中，李庄同志表现得也非常勇敢，在游行中带头高喊口号，在警察局拘留所以《双十协定》，批驳得顽固派警长无言以对灰溜溜的走了。撤退时李庄分配去山东，我们在方壶斋报社驻地告别时，还说了再返北平再次合作。遗憾的是五十多年了再也没有听说老李的情况。他一直在我的思念中。
还有一位常使我想念的是小青年郭存志，他当时只有十多岁，是担任送报工作的。但他非常勇敢和机智，经常把报纸送到国民党党政机关，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敢去。在这方面，可以讲很多神奇、动人的故事。
“四三”事件当天早上，他来上班取报，一进门就被特务抓住，听说是“报差”，又是个小孩，就把他放了。他立即骑车去方壶斋报社报告，当得知报社的同志也被抓，又积极主动参加营救工作。当我们准备撤出北平时，他首先报名，要求随发行部人员去解放区正式参加革命，到张家口后又随晋察冀日报社撤至阜平。当我离开晋察冀日报社出发去东北时，又同我一起到了哈尔滨东北局。他被分配在东北局机关汽车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又要求去朝鲜前线开车。停战后我们在北京还见过面，文革动乱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其他的还有田瑛同志，在中宣部办公厅工作，已离休了，我们还常有联系。赵志同志1952年在空军三师见过面，后转业到杭州工厂，通信得知在文革中还因“四三”事件被捕，被造反派审查过。王雨田曾在沈阳市政府环保局工作。
在解放日报发行部与同志们相处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在火热的斗争中亲密无间的同志情谊，还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共同战斗的情景，不断涌现在记忆中，思念之情是非常深切的。
注释：
宋时轮，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醴陵北乡黄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他曾任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队长、红三十五军参谋长。1932年，任红二十一军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并任中央苏区西方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时期，他是第一二零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1946年1月，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国共产党方面执行处处长，积极协助中共代表叶剑英同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代表进行谈判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宋时轮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上海解放后，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全国解放后，他曾任华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九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时，宋时轮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九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第二、第五次运动战役、上甘岭战役等防御战役。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1991年9月17日，宋时轮将军在上海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