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为什么还住在西苑
八点了，加班中。多少天了，晚饭没人陪。从前不是这样的。在2010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找一个能在八点还没吃晚饭并且马上就能过来陪我一起吃并且还是我不讨厌的人，并不是个轻松的事。QQ上从头到尾扫了一圈，只有蚂蚁的头像还在亮着，这小子也在加班。我恶狠狠地敲过去：别加了，走，吃饭去！
【蚂蚁】经纶满腹的话剧编辑。北大蹭课帝。闷骚型理想主义者。蜗居时代受虐狂。
那是初夏。我每天像只饥饿的老狼，用绿幽幽的眼睛将北大校园里的讲座条幅一网打尽。来回坐四号线太折腾，就想莫不如租个床位。在二教手写黑板上密密麻麻的跳蚤信息里，相中了西苑的一个床位，居然才一百五。可看房那天偏下了雨，眼见那个狭小的房间要挤四个人，潮湿、凌乱而臃肿，就一点住的欲望都没有。
但认识了蚂蚁。他刚在鼓楼附近的国家话剧院找了份编辑工作，就要从西苑搬去了。我说我现在就住鼓楼那边。他说哦，是吗？我说我也是编辑。他说哦，同行啊。我说我是个话剧迷。他说哦，真好。
蚂蚁说什么都先哦一声，吭哧半天，才能回上一句清汤寡水的话。可是我喜欢和木讷的人做朋友，这样的人心灵更丰润。
认识后，没有给他打过电话、发过短信。可蚂蚁在这半年里至少给我打过七次电话，说手里有票，问我去不去看。于是我免费看了三次青年戏剧节的戏。错过的几次，或在外地，或在加班。这时他已在鼓楼西大街租了新房子，和我一样是平房。
帽儿胡同一见面，小脸蜡黄，更瘦了。我说你想吃什么，我请客。他说最近病了，胃口不好。我说那就新疆馆吧，近。
菜上来了。蚂蚁对服务员的头巾很感兴趣，说有信仰真好。
但我更想和他交流职业心得。
我们很快达成共识：编辑，就是让别人变得更有才，让自己变得更没才。他喜欢批评性的剧评，但发不出来。加了很多班，领导主意一变，全成了无用功。我说那你还喜欢做吗？他说八成要撑不住了。
我说体制里还不是一样。上学时有什么能耐都可以使出来，现在是什么都不敢往外使。经典名著没空读，在垃圾稿中一遍遍挑错别字。可很多工作不是为了喜欢才去做，而是为了在大量的隐忍中，换来一点点的值得。
蚂蚁的镜片后面隐隐显露出焦灼。
我说都住这么近，晚上没事吧，多聊会儿。蚂蚁支支吾吾地说，他又搬回西苑住去了，再不走赶不上地铁了（还是那间公寓，一起旁听的室友全换了）。我说你现在还总去北大吗？他说已经没精力去听了，但还是愿意住得离北大近点儿。
我赶紧送他上车。我觉得蚂蚁深不可测。
九号回来了
【九号】大学里无话不谈的死党。基督徒，天平座选择哥。享受跳槽、挑战极限的人。四川地震完去当播音老师，金融危机了开始在京津唐创业，最后在日本地震前跑到北海道留学（当然他不是青蛙，不知道要地震）。
毕业那阵，我们都想当大学老师（都属于好为人师的选手），但只有九号当成了。他不用面试，只需一个电话，就能把所有报名的博士硕士PK下去。
临去巴蜀前，九号专门路过北京看我。
那时我还住在定福庄，女房东不让留宿朋友。我们在深夜蹑手蹑脚开了锁，做贼一样地开始了神侃（上学时一直如此），用的全是嘘声，颇耗费元气。次日早，房东的那张大脸从排球变成了橄榄球，吓得我赶紧出去找宾馆。
又一个通宵。对于我们，宾馆不是用来睡觉，只是聊天。九号说，你怎么说话变这么慢，还磕巴，这还能当主持人么！我说我们单位老龄化严……严重，还有个老编辑说话拖……拖长音，我就跟着磕……磕巴了。
虽不成句，但一夜的话比上班以来的总和还多。
九号要看升旗。我们就打车到四惠，租了两辆贝科蓝图，一顿疯骑。路经一个大隧洞，伸手不见五指，正犹豫进不进，一哥们儿骑个车噌地扎进去了，车把上拴着手电。我们对视一眼，一努嘴：跟上他！不料这哥们儿是个速度型选手，一会儿就把我俩甩得远远。车子在无涯的黑暗中凭直觉飞行，随时可能撞上柱子，已经刹不住了。惊悸的长吼在洞里嗡嗡乱颤。
出了洞，天已微明。黎明的长安街上，只有两辆单车在大学时代的老歌中狂野地飚着。刚到广场，路就封上了。红旗刚好在晨光中升了起来。
那个清晨，我们自恋地喊道：北京只属于我们。
一年以后，九号因忍受不了天天跟院长喝大酒以及铺天盖地的四川话，辞了职。没和我商量，直接来到北京。
我毫不感到意外。
彼岸
九号有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叫彼岸。
彼岸的彼，彼岸的岸。
那是我们在西口袋胡同一起想出的名字。那一刻我们欢呼起来，分娩般痛快。隔壁老太太的儿子来敲门，叫我们小点声。那时三儿也在，都挤在我家打地铺。最多的一次挤过六个人，吱嘎吱嘎的床上挤着臭儿子、兔子和小宝，地上是九号、三儿和我。我们在胡同里和流浪猫一起出出进进，快乐地唱着东北小调。我们开着二手赛虎，穿行在臃肿的街区，胡同的串和凉面，陆川的讲座，后海的吉他，鸟巢的风筝。长长的风筝飘啊飘，生活多美好。
【三儿】九号的高中死党。彼岸创办人。经九号吹嘘，我们相见恨晚。一次我过生日请他俩涮羊肉，在蛋糕上用红红的奶油写了仨字儿：桃园情。从此铁三角坚不可摧。
彼岸最终选定在唐山发展，为的是离我近一点。临走，我们一起去金五星买了各种布置教室的贴纸，去北师大的图片社做了易拉宝，还去新街口买了讲课用的音响和话筒。那个夏天，赛虎拉着这些东西和那些梦，跑到了唐山去。刚从大学讲台下来的九号，开始与小学生和他们一嘴赵丽蓉味儿的妈妈打交道。
一两个月过去，没有听到曾经畅想的生源爆满的消息。
九号打来电话，那个持重疲劳的声音，与他在舞台和讲台上判若两人。不管来学朗诵的孩子有多少，宣讲会必须开了，希望我也能过去助助威。
那时我有一堆压了很久的稿子，有加不完的班。我只能如实地告诉他，恐怕真去不了了。九号没说什么，就说那你忙吧，这边没事。
那天晚上正好臭儿子来北京看老公，我们在帽儿胡同的新疆馆见了面，十一点了。臭儿子问我九号的学办得咋样了。我说，挺……挺顺利的吧，明天好像要开说明会了。
说完我吃了一口小葱拌豆腐，咀嚼了半天后突然说，我要去。
顷刻间的决定，直接去火车站买票。在站前肯德基趴了半宿，迷迷瞪瞪上了三点那班最早的车。唐山站前有家清真早点铺，豆浆比别处都香浓。我吩咐一个童声的小弟弟给九号打电话，就说是想学朗诵，问问学校在哪。那边一五一十地介绍着，我忍不住想笑。
然后我打了一辆嘣嘣车，朝那个地址突突突地行进。
在宣讲会开始前半小时，我站在了教室门口。
九号穿着洁白如新的短袖衬衫，黑框眼镜仍然带着学府中的斯文。他正在和三儿们弓着背调试着话筒和VCR。他回过头来的一刻，愣了一下，问：大伟，是……是你吗？
那天的孩子来得并不多，就是都报了名也是折本，但我和九号都上去认真地白话了，居然没磕巴。孩子走后，教室里空旷得起着回声。VCR最终也没有调试出来。这时九号把音响拧到最大，点开伴奏，一首一首地唱了起来。
九号上学时是我们班的K歌之王。
三儿也唱起来。还有我。
自从到了北京，还没这样肆无忌惮地唱过歌。
九号唱了那么多那么多，我和三儿给他叫好鼓掌。那一方垫得微高的小讲台，被九号包上了红绒绒的地毯，真像是我们大学旭日广场的舞台。他只唱给我们俩，唱给他自己听。他唱呀唱，嗓子已完全沙哑仍不放下那个沉重的麦。他闭着眼唱，没有看到我眼中的漉湿。
我不想拍电影了
九号和三儿在唐山混的时候，总陪我吃晚饭的是大下巴。
就借宿在我家，仍是打地铺。
【大下巴】“大下巴”是我和臭儿子在一起交流的私密用语，不敢当着他的面叫。其实大下巴的脸虽有点长，但下巴并不大，只是浓重的鞍山口音使他讲起话来总感觉那下巴再开合两下马上就要脱落下来。此人毛病一堆，烦人无数，但才气逼人，是我们编导班唯一培养出来的电影导演，且只拍文艺片。纯摩羯。
一头长发的大下巴，生物钟已彻底错乱。白天呼呼大睡，晚上跑出去看欧洲杯。有时不包宿，就在家改剧本，改的是《清水里的刀子》。他的生命里好像只剩下一个剧本了，暗无天日地改，头不梳脸不洗。去吃面的路上，我必须和这鬼仔保持至少两臂长的距离，就像我信口开唱时，他也闪得远远的一样。
在此之前的冬天，大下巴的攻关项目是：吃饭。
介绍人叮嘱过，这年头要个投资有多难你不是不知道，何况还是个文艺片，全看老总心情，一定得把这顿饭吃好，最好吃完唱个歌，那个一下。这是规则。
得带多少？
怎么也得三四千吧。
大下巴身上真的没钱了，要不也不能在九号和三儿住我家的时候，也来挤香油（他说就住几天，要来投资就去西海固体验生活了）。闷闷不乐了几天后，他终于忍不住问我有没有三千块钱。
平常三五百、千八百的，都没少借，也都还了，但三千我觉得有点多。上班以后就是月光族，拢共也没攒下几个钱。我就说，还是管你妈要吧。
大下巴上学时就是特困生，这个钱他妈能打过来，就是费点劲。
他还是硬着头皮要来了。
像领了判决书，只等着上法场一样，大下巴开始焦躁地等着那个饭局。等啊等，等来了一个短信：老总出国了，见面推迟。他掖了一口凉气，我也胸口发闷。这意味着他还要在我的十米小屋挤啊挤。
饭局终于敲定的那天晚上，大下巴脱下油渍麻花的黑面棉衣，换了件新衣服，洗净了头发和脸，刮了胡子，揣上带着母亲体温的三千块钱，镇定地出了门。
后半夜了，桃园睡熟了，踉跄的脚步近了，然后是没有节律的敲门声。我迷迷瞪瞪地掀开门帘，看见玻璃上贴着一头冤鬼一样散乱的头发，还有一双硕大的凶煞的黑眼。
门开了小小的缝，我嘘声说，快进来吧。
他摇摇晃晃地撞进来，无辜地看了我一眼，竟疏忽了胡同里过了十点就不能再放声说话的禁忌，简直就是仰天长哭。他不再使用蹩脚的普通话，而是用他最习惯的鞍山味吼道：
我不想拍电影了！
我们不能让他再喊下去。三下五除二，把他卸分到床上。
可是他一边睡，一边呢喃：小石，我想你了。
那一刻我难过极了。大下巴曾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他并不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很尴尬。尽管我承认，只有和他聊艺术，才能聊到刀刃上，才有出血的快乐。但我们并不适合长处。我无可逆转的挑剔性格和他对众多缺点的无节制的放任，构成了一对天然矛盾，不顺利的记忆就有很多。但只要在一起，阴影总会被瞬时忽略掉。我断定他离影视圈越近，将越发感知到我们之间的珍贵。
经过了那个被扒得分文不剩连打车回来都没钱付费只好流氓一样地把司机骂走的夜晚，投资像要饭一样要到了。
去西海固开拍了。
不料中途片方撤资，加上水土不服，片子夭折。
大下巴又回到了西口袋，带着一身呛鼻的牛粪味，洗了好几次澡都洗不下去。我不想让他上床，怕这味道传给我，再传到单位去，又不敢和他提，我知道他的愤懑一触即发。
然而大下巴每天都是好脾气。在秋天的某一天，像一片轻飘飘的石榴树叶，悄悄地离开了西口袋，离开了北京。
几个月后，这个剧本在一次官方评奖中获得了第一名。我恰好在现场做劳工。我安静地听着评委们异口同声地表达对它的赞美。我在唱票时，安静地看着它满票通过。我安静地把获奖的消息告诉给大下巴。
可我们都没有笑出来。
你看《老男孩》哭了吗
【婴儿】2007年夏，我和大下巴去西海固拍电影，同去帮忙的有臭儿子及其老公谷谷，主力还有婴儿。那时他还在河海大学读书，读的是广电新闻，但天天啃电影，就想着当导演。他是个同心的回民，心地纯净得如同初生。
好久没见婴儿了。这阵子他好像在躲大下巴。
因为大下巴去沙沟拍《清水里的刀子》时，曾动员婴儿去帮忙。婴儿答应了，可临时有事，去不成，把大下巴闪了一下。婴儿就不好意思再联系了。
连我都受了连累。
只知他在一家影视公司挺委屈，拍广告还是拍什么，连拍带剪，月薪一千五。导演的手法，民工的身价。大家都觉得震惊。婴儿却说，先漂着吧，不图挣钱。
就在几天前，婴儿突然来了条短信，问我忙不，有时间接电话不。
我就有些愤怒。
他总是这样客客气气的，什么忙不忙的，再忙也得接啊。我知道他肯定是有事，就拨过去。他抵挡了半天才说，想和我道个别。我追问怎么了怎么了。他不说，要见面说。
那晚，我又加班了，去白云桥西加一个万分讨厌的班。约好八点半见，他已到了，可我才出发。约的是在凉面见，他说走之前最想吃的就是那家张家川人的凉面。结果他来信说，面馆关张了，老板回老家了。我说，那就还是马八十吧。
打车赶到，菜已点好了，五个菜。我说你要撑死谁啊。他说以前总是我买单，这次一定要他请。
铺垫了半小时，他终于不好意思地交代，他辞职了，暂时做不了电影了，要去义乌做生意。我听了哈哈大笑，说挺好挺好，先把钱赚上，回来开个影视公司，拉兄弟一把，到时我给你当文案，你可别不要我。
可婴儿没有笑。清澈的眼睛里，覆盖着一层草灰的颜色。我隐隐感到他的胸膛里，有一种一触即发的悲壮，我隐隐听到他的精灵在软软的哭泣。坚守了这么多年，王十月都被感动了，都把小说改编权奉送了，可现在他要当商人了。
没有物质，精神完全可以存在；但精神若想上层次，没有物质却不行了。这个道理，哲学课上没有讲，无师自通。
你看《老男孩》哭了吗？我问。
没哭。你哭了吗？
没哭，没什么哭的。
我们都没哭的原因，在于歌中写的是一群妥协的人，而我和他，都属于还没有妥协的人。可现在，格局变了。
我把婴儿送到地铁刷卡机前，很诗意地告诉他种子的埋没是为了突破，强者的沉默是为了崛起。在这个你战斗过的城市，我永远等着王者归来。
我们拥抱告别。
刷卡机响以后，婴儿再没回头。我提着他还我的张承志的著作还有《站台》的影碟，怅然若失地站了好久。
我给臭儿子打电话说：最后的战士也倒了，你来陪哥吧。
臭儿子在湖南读了这篇博客
电话里，臭儿子没精打采，无心搭我的话。
要毕业的人最焦灼，要留校的更焦灼，仿佛每天都是例假。
【臭儿子】她妈妈这样叫她，QQ名字也是这个。我的黄金搭档。所有重要的朗诵作品及舞台经历，都是和她一起完成。一起下过苦，一起吃过委屈，一起并肩迎敌，一起暴露隐私。同处时没碰过手，分别后心心相印。她喊我哥，我叫她姐，但不是情侣，尽管很多人这样误解和撮合。先声明，我注定写不好她。
看她纠结成这样，真不如当时这个研不保了。这三年在北京，月薪早过万了。臭儿子也想来北京，怎么能不想呢，就是不考虑八年的男友，冲哥也得来吧。
简历都准备好了，留校的口风传出来了。
恋家的女孩心动了。
可猜谜马拉松开始了。所有人都觉得她留校是名正言顺、众望所归，可是没有人给出标准答案，每天一个说法。一会儿听说今年要留广院的，不留本校的，一会儿听说有人对你好像不太满意，一会儿听说你那个试讲选题根本不行，一会儿听说不拿钱这事成不了。
风头正紧时，憋屈话全倒给我了。
我也吃不消啊，仿佛和她一起绑了颗定时炸弹。
无辜的我终于怒吼起来：
干吗呀你这是，至于吗你！找不着工作了吗？啥也不是也行！大不了来北京好不好，甩甩农博会味，沾点奥运会味吧！陪哥好不好，哥衣服仨月没洗了……
我连训斥带调侃，极尽能事地表达着强烈的无所谓。也真是，凭臭儿子的能力，留不留校实在没什么大不了，我甚至觉得失败了才好，失败了她就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卖给一个学校一辈子。可事实上，我不可能不在意这个结局，它关系到我对世界的认识，对世道人心的评判。在公开的秘密和无耻的规则面前，我希望看到一个奇迹的诞生。希望和我一样出色地搭档，可以和三年前的我一样，安静地、干净地、光荣地获得一份工作（说白了就是不花一分钱），而不必因为得知妈妈在家里坐不住了非要坐火车来办这个事而哭得稀里哗啦，骂自己真没用，研究生都毕业了，还不让妈妈省心。
追踪我们搭档的一路，走南闯北，风雨无阻，全是用实力拼出来的。没拍过马屁，没走过后门，没用过计，没告过状。
难道我们这等人，就活该遭这份罪吗？
新年到了，不知母校的钟楼是否有钟声响起，旭日广场是否有礼花绽放。倘若新年真的有好消息，不要吝啬，先给善良的臭儿子。
P.S：这篇博客写成时，臭儿子在湖南教书。有同事转告我，说臭儿子看完哭得啊，不行不行了。我还有点纳闷呢，我就是写了写这个事，也没怎么煽情啊。
谷谷的鼾声
但愿臭儿子的男友，若恰好看到上一段，不要吃醋，不要来杀我。
她是他的，也是我的，而他也是我的。
【谷谷】狂野的卡尺。笔直的眼神。粗鲁的语言。骨髓深处的优雅。一个字儿：有范儿！他最恐惧的是看到我和臭儿子一对眼然后笑得前仰后合而他一头雾水。我最恐惧的是他一头雾水后凶狠而无辜的目光。
这一年，谷谷对我松懈多了。他和臭儿子两地冷战的时候，还主动找我摆摆道（说我是臭儿子最好的朋友，让我分析分析她的心理），去的还是帽儿胡同新疆馆。我们没喝酒，但他的心打开了。那一晚标志着我们终于可以绕开臭儿子，直接以朋友相处。
他先前租的小阁楼，在修八号线时被画上了大大的“拆”字，于是他转战到国话大院，花两千二租了中戏一老教授的地下室的一个插间。屋子里有一架黑钢琴，谷谷在上海读书时，就用它练声。我为了这架琴，常去骚扰他，一本正经地站好，一只手扶着琴盖，像中学上声乐小课那样，咪吗咪吗咪吗地吼两声。我发现来北京以后，我的声音糟糕透了，降B都费劲，可谷谷仍是个漂亮的男高音。
两年前的那个秋天，刚毕业的谷谷，住在我家。每两天跑一个剧院去投简历。他只想当一个歌唱演员。我们看着他一家一家地考，一程一程地准备。我们都认为谷谷唱得最好，他在舞台上的锋芒令群星黯淡，他一定会是个出色的歌唱家。
可是每一天，谷谷都是披着彩霞出去，蒙着乌云回来。
晚上累得鼾声都带着共鸣。
两年了，谷谷参加了很多演出（比如《复兴之路》），跟了不少团，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名分。我们都有点为他着急了，可金牛座的谷谷坚持不送礼，他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他就还是等啊等啊，笃信会有一个爱才不爱财的伯乐发现他。
谷谷当年也考过我们师大，但不稀罕来，结果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他这些年总数落臭儿子，说你们师大出来的都当老师，那叫什么学艺术的！
可是臭儿子、九号和我，偏偏都爱当老师，就和他辩论。
他最鄙视臭儿子留校，说，你当那个破老师有什么出息？你就那么没志气嘛！其实他一定想过，如果留成了，分手就成了定局，要他回东北那是没有可能的。
八年的感情，随着成长的命运沉沉浮浮。
谷谷也不容易啊。
快到新年的这些天，我有点想谷谷了，有时路过帽儿胡同，就给他打电话，问问在没在家。他总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太忙了，哎呀这些天把我累坏了。我以为他的排练加量了，挺高兴的。后来才知道，艺考快到了，找他的高中生排上了队。
谷谷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声乐家教。
用的正是那架曾陪伴他演唱了无数咏叹调的黑钢琴。
一小时三百，不还价。像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即使离开梦中的草原，旋转在荒野里，仍然不丧失清高的气质。课表排得满满当当，钱也就没少划拉。有了钱，可以租更好的房子，抽更好的烟，结交更高层的人脉圈子。
这没什么可耻的。
我只是分外怀念谷谷借宿在我的床上，因白天跑折了腿磨破了嘴而泄漏出来的如牛的鼾声。那起伏的巨响里，潜藏着一颗雄健的心脏。那巨响曾使我坚信，即使有一天全世界的追梦人都陷入了精神的幽暗，舞台上的最后一束追光一定属于拥有这种鼾声的人。
九号要回来
我必须说回到开头去了。
在送走蚂蚁后，我怅然地回到家里，打开电脑，准备写一篇长长的博客，祭奠即将过去的变化莫测的2010年。
突然九号上线了，抖了我一下。
我马上来了神。
石头：你挺好吧？吃饭了吗？
九号：吃了，你呢？
石头：吃了。
九号：和谁吃的？
石头：蚂蚁啊。
九号：蚂蚁是谁啊？
石头：你不认识，一个编辑朋友。
九号：怎么没找他们吃啊？
石头：谁啊？没谁了。
九号：大下巴呢？没找他吗？
石头：大下巴电影黄了，回长春了。
九号：谷谷呢？
石头：人家现在是名师，没空和我吃饭。呵呵。
九号：他和臭儿子到底咋样了？
石头：还那样呗。看臭儿子留不留校吧。
九号：能不能留啊？
石头：鬼知道！烦！
九号：那还真没谁了啊。呵呵，想我没。
石头：想你还能回来咋地！
九号：我就是想回去啊。
石头：……
九号：真事儿。
石头：……
那天在候车室的眼泪是怎么哗哗哗流下来的，到现在也不清楚。我们随着密密层层的人流往前蹭着走。没到检票口，泪水已经止不住了。九号抓住我的胳膊，死死抓着，节制地抖着。我没有看他，但烟焦油味的抽噎已经传了过来。
九号只留下一句话：过两天还回来呢。
但他根本没有再回北京，直接从大连飞去了日本。
可想而知，做出这个放弃创业东渡留学的决定，对于一个哪怕在麻酱凉面还是香辣凉面中间都要延宕十分钟以致把服务员逼疯的人来说，有多么艰难。可他还是去了。
我并没有觉得应该悲伤什么。有机会经历变化的人，是有福的。
只是他走后，我孤立无援的苍凉显露无余。
但我的苍凉在他的苍凉面前，无法比较。他在料理店打工的照片，被登上了日本的报纸。带着高高的厨帽，手持菜单，谦卑地笑着，好像在等待客人点餐。人人网上，好多朋友留言说打扮得真逗，笑得真可爱，唯我一眼就看穿了那笑容背后的秘密，我明白了一切。
中秋节那天，我把大下巴还有谷谷请到家里来涮羊肉，还说要是九号在多好，大家好长时间没聚了。晚上我把谷谷送走，大下巴又出去包宿看球了。我看九号在线，就问他中秋怎么过的。他说这边不给中国人放假，就没过，刚打完工回来，好累。
他说他想我了。
九号是个没长性的家伙，任何风吹草动都能使他动摇。可这次出国，我真以为他“一去千万里呀三年五载不呀回还”了。谁承想，才一年，就要回来，说札幌再好，还是怀念那些在北京的日子。
学位不要了？
不要了。
这回想好了？
想好了。
我急火攻心，真想愤怒地骂他一通，就像骂我曾教过的那些不争气、常立志的高中生。
可是我不能骗自己。
我盼他回来。
给朋友们的贺年卡
朋友们：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交际的人。能一起走这么多年，这么要好，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群抱负远大而处处碰壁的人，是戴着枷锁仰望星空的人，是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的人。
新的一年，妥协的还将继续妥协，坚守的注定永远寂寥。
但答应我，把梦留下，行吗？
你们的石头
2011年元旦于后海
原载《红豆》201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