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种子是幸运的。它们在大地上通过生殖延续自己的生命。那些剩余的玉米棒子，依然编成串儿挂在木椽上，经受老鼠和尘土的侵蚀。过上一段时间，我和父亲从木椽上吊下来几串，然后把那些牙齿一般细密的玉米从棒子上剥下来，装进尿素袋子。它们将被送进磨坊，磨成黄亮的玉米面。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和父亲磨过多少次面了。一辆破旧的架子车，我和父亲前躬后曲地使劲推拉，车子在参差的道路上行走，穿越河堤和麦田，到达小镇上的磨坊。
我使用过的磨面工具从原始到现代无一漏掉。祖父这一辈上留下了一个手磨，这是一个微型化了的石磨，同样是上下两个圆形磨盘，直径大约四十公分，上面一块磨盘中间是小孩子胳膊般粗细的磨眼，靠边边沿安着木制手柄，用来转动磨盘。这个手磨基本上闲置着，只是有一年小镇停电多日，家里没有面粉了，这个手磨就派上了用场。玉米从磨眼里灌进去，搅动磨盘，玉米珍便从磨盘缝间流淌出来。这个程序要持续好几遍才能将玉米磨细成粉。用得更多的是粉碎机。在小镇的磨坊里，安放着两台磨面机器，一个是磨麦子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磨面机；一个是磨玉米的，也称为粉碎机。顾名思义，粉碎机磨出的面颗粒较粗。磨成得打课，亦即由磨坊主按比例从所磨粮食中抽取与磨面费用相当的粮食。父亲挑选的磨坊都是打课公平、合理，磨面认真负责的磨坊，时间一长，磨坊主都很熟了，态度很友好，打课也比别人的少。从磨坊里出来，我和父亲成了两个面人，带着疲惫和任务完成后的轻松拉车回家。
玉米面在那时成为主食。玉米面和小麦面一样，可以做出好多种食物。玉米搅团，玉米馒头，玉米面糊，玉米杂面条，玉米疙瘩，玉米漏鱼儿，每种做法都能写出一大串文字。现在我们偶尔还做这些食物吃，且每顿都能吃得香甜可口。但在每顿都是玉米面的年代，玉米成为公害，人们尤其是孩子们无一不深恶痛绝。玉米食物塞进嘴里，粗糙，涩口，难以下咽，且易饱易饿，很不扎实。
在母性的大地上，玉米苗破土而出，柔弱的姑娘们，在风里面摇动。绿色的身体纯净、细嫩，包含汁液。大地注定要让身体里萌发的一切事物生机勃勃。幼小的玉米苗整齐地排列成行，它们伸出手指，抚摸清凉的空气和雨水，抚摸阳光和阴影，世界一天天地远起来，脚下的根须也抓得更牢。但在大片玉米地里，野草也跟随玉米茁壮成长。带着倒钩的鬼见愁，叶子边缘布满小刺儿的刺芥，可以食用的野苦苣菜，大耳朵的苍耳，腥气的黄蒿。这些野草布满了玉米行，和玉米苗们争养分。这个时候，我和父亲便提上镢头，来到这片众声喧哗的玉米地里锄草，给玉米苗上化肥，壅土。干累了，我就把镢头横担在地垄上，一屁股坐在镢头把儿上。玉米苗在风声里轻轻呼啸，说着不为人知的细腻的语言。在黄土地上歇息，一切都像耳边的风声一样，渐渐远去，看白云苍狗时隐时没，夹杂了村子里的隐隐约约的吆鸡的声音，骂娃的声音，喝斥牲口的声音，乡村更加寂静和开阔。
直到秋后，玉米苗长成高大的玉米秆，上面挂着丰硕的玉米棒子。这些戏架里的老生们，挂着发红的胡须，在秋天的土地上亮出诱人的牙齿。
我们要做的，是把玉米秆上挂着的一个或两个玉米棒子掰下来，装进背篓背回晒场。锐利的玉米叶子刷着脸庞和手臂，留下一条条白印儿，一出汗便如鞭子抽打般疼痛。玉米棒子一个一个地被镰刀从玉米秆上砍下来，再被扔进背上的背篓，装满后背回家倒进晒场，这个过程里，人成为机器，从事着简单而又机械的劳作，脚下的路往返多次，面前的地场越来越接近地头。玉米棒子倒进晒场，我们又提着镰刀进地，把玉米秆儿一根根地砍倒在地。这些完成使命的身体，整齐地躺在大地上面，等候风干，成为烧锅、烧炕的柴禾。
到了晚上，月明星稀，秋风带来凉爽的感觉。一家人围坐在晒场里，趁着月色，将玉米棒子的皮儿剥开，把这些新鲜的、黄亮的玉米棒子拧成串儿，挂上屋椽。屋子里，祖母烧着锅灶，呛人的烟火让她泪流满面。但她是快乐的，锅里面煮着香喷喷的嫩玉米，一等熟透，她就会装上一大碗，端到院子里来，让劳作的人啃着香甜的玉米休息片刻。月光下的乡村如此安谧，清凉凉的月光倾泄下来，仿佛浓得化不开的乳汁一样。对面的亲人面目模糊，气息谙熟，劳作也显得充满诗意。
在苦难中自然呈现的诗意，是多么令人怀念。
像穷人一样过年
腊月刚到，乡里人就忙了起来。
这忙，是种既爱又恨的忙。一年到头了，该收的都收了，该忙的都忙了，就要坐下来享受享受了。但却闲不下来。过年是件大事，扳着指头数数，跟年集，办年货，还要请先人，杀猪，忙事还多着哩。
我们家里就更忙了。这时候正好放假，但坡上的柴还没有剁回来，圈里的粪还没有倒腾出来。所以，放下书包，扛起镢头，裤腰里挂上镰刀，干活去。
开始的十多天，我和父亲每天都是一种样子。早上起来，先是蹲在火盆边里吃烤得黄亮的馒头片，喝两杯香喷喷的炒茶，用乡里人的话，把肠子装饱好干活。你还别说，这烤黄馍，喝炒茶现在还享受不上了。我们上班的时候，只能从路边的小吃摊子上买上两个包子或饼子，在单位上用一杯热茶冲进肚里，全没了那种吃早点的感觉，整个就是应付差事。守着火盆喝茶吃馍可就不一样了，因为要去干活，所以赖在那儿不走，也是种享受。
肠子装饱，便背上背荚，挂上镰刀上坡。坡上这时候已经是一片萧条，唯一能看见的绿树就是松柏了，其他那些马桑、黄栌、筚子梢，早就叶落归根，剩下光秃秃的枝条长在坡上，等候我们前去割倒。这些灌木们，今年割去，明年就会更加旺盛地生长起来，要是不去收拾，来年就会长成一锅草，没法弄了。
和庄里所有人家的坡一样，我家坡上长得最多的也是马桑。我和父亲主要就是去割它。马桑在自家坡上，只消剁回来码成垛就行了，而如果是公坡上的，就会有人连马桑的根都掏了回去，这叫掏疙瘩柴，疙瘩柴可是架火盆的好东西，一个疙瘩柴可以在火盆里锈上一天的火，实惠。自家坡上可不敢这么弄，疙瘩掏走，下一年就别想再烧马桑柴了。在庄子里，谁家院边的马桑垛子既大又高，就说明了这家人家口大，人气盛。我家的坡本来也挺大的，但由于这片坡挨近山顶，与另外一个村的土地相连，那个村子里的人时常到这边坡上来放牛。一到初春，阳光明亮，地气回升，放牛的人就都赶着一大帮牛过来了。马桑刚发出嫩芽，牛很爱吃，它们脚底下盘着，嘴里啃着，发上来的马桑苗都给破坏掉了，即使不死，也只能像秃顶的人一样营养不良。我奶奶在世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便拄了拐棍立于院边咒骂，我有时也会跟上喝几声。但真要去对面赶牛，还没等我们踩了冰凉透骨的河水过河去，放牛的人已经赶上牛翻过梁了。
某一年马桑柴要是不够烧，我和父亲就去一些公坡上剁柴。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父亲剁柴的时候，一个山里边的人远远地吵骂：“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你剁我的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他就这样重复着，父亲说，不要管，那是个疯子，这坡又不是他家的。
年年这么干活，父亲也觉无趣。但他会想些法子打发这种无趣的时光。在剁柴的时候，他嗓子里不疾不徐地唱着秦腔，有时还来上一段眉户。他最爱唱的就是《铡美案》里包公的一段唱：“黑人黑面黑无比，浑身上下一碇墨。”其中的“墨”字，在我家乡读音与“煤”相同，我只记了这两句，有时候无趣了，也吼上这么一嗓子，解乏。
这两年父亲年龄大了，上不动坡了，就在家门口收拾一些老树枝烧柴，坡上的马桑老远看去也有些败了。
柴剁回来，慢慢就成了垛儿。
一个马桑垛儿可以管一家人烧近一年的锅。马桑柴摞在院边的空闲处，时间不长柴便风干了，用的时候从柴垛上抽上一捆，用斧头剁成段，就可以烧锅了。过年的时候，炖肉，炒菜，搭米饭，蒸馒头，都用马桑柴。这种红皮的灌木，遍地都是，像人里面的农民，皮实，耐用。
柴攒够了，就该出猪圈了。这还是我和父亲的活儿。我们吭哧吭哧出上几天，才能把一圈粪出完。粪疙瘩用架子车运到场里，摊开冻着。没几日，这些粪就会风化成细粪。
其实这些活儿在庄里再普通不过了。一到腊月，家家户户都干着同样的活，拾柴，出粪，收拾完后，就开始办年货。先是杀猪。瞅个好日子，请来杀猪的匠人，大潲桶摆在院边，烧开的水提上两桶倒了进去，一股热气瞬间便蒸腾起来，真是要过年了，热气腾腾啊。自家圈里的猪吆了出来，叫了邻里几人和杀猪匠一起，把猪从四条腿和耳朵上提住，抬上案子。随着一声响彻整个峡的嘶叫，大伙儿就都晓得了，某某家杀猪了，喜事。猪收拾干净，血脖子用小蒜吵了，刚出锅的热馒头，香喷喷的酸菜拌汤，这些都抬上饭桌，只等杀猪匠来品尝。一到这时候，我的哈喇子早就下来了，便盯着杀猪匠看，他好像一点也不急，慢腾腾地用洗衣粉洗了手，披好衣服，才坐在桌边。而我已经拿上筷子跃跃欲试了。
农民们如果没有什么红白喜事，一年便只杀一头猪。这头猪管着一家人一年的肉和大油。捎带还能攒些粪。
拿我们家来说，打我记事开始，印象中就没有养过一头像样的猪，一年下来，圈里较肥的那头猪已经卖给猪贩子了，只留下一头皮瘦毛长的黑猪。过年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吃肉，就已经没有肉吃了。
猪杀了，母亲便系上围裙在案板边忙开了。一块块小盆大的猪肉要一刀刀切碎了。肥肉切成一寸见方的肉片儿，瘦肉和骨头则剁成拳头大小。灶眼里的火红通通的，锅里冒着热气，先是煮瘦肉和骨头，煮上一下午，满屋香气扑鼻。但奇怪的是，受了油腻的熏陶，我的肠胃里已经容不下这些香喷喷的瘦肉了，甚至有些反胃。父亲是能吃肉的，他会切上一小盘瘦肉，细心用调料拌了，然后蹲在灶前一气吃光。肥肉则是用来炼油的，放进锅里煮到肉片黄亮、大油取净时，便停了火，晾冷。几个大罐子母亲已经洗净放在案边，只等着油冷却后，连肉片装进罐子。这几罐子油便是一年的油了，有时候口淡了，便从油里弄些肉片出来，解馋虫儿。
所有这些收拾停当，也就到了年跟前了。峡里边零星地炸响了炮仗，还有些打鼓的声音隔了山头传过来。这些，都预示着年就要到了。放眼望去，庄里人的门上有些已经贴上了红对子。但还有几个老汉在地里边刨挖，好像没有意识到有过年这回事一样。在他们的镢头底下，不时传来石块清亮的碰击声，和那零星的炮仗声构成了和谐的交响乐。
但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在年前处理完。磨面，理发，买菜，请先人，一样样都得从手底下过。这就让人产生了对过年的厌烦。
活人们要过年，亡人们同样也要过年。每年腊月三十下午，父亲都要安排我们去请先人。香纸都已备好。取出来，再找一张大钱，把纸用这张钱印了，好去给先人烧。印钱也有讲究。母钱要用大票面的，以前用的是10元的大团结，现在则用百元的毛主席。红通通的百元票子铺展在裁好的白纸上，从一个角上开始，用力将钱的两面在纸上压，并在钱边上用指甲画出线，下一张就从线开始再印。这事不能急，给先人用，要虔诚。我干的时候很急躁，粗粗一印，便拿了去烧。
请先人，实际上只有爷爷和奶奶。他们的坟坐落在房背后的山坡上。很向阳的一个山洼。有一年去请先人的时候，我还掏出五四手枪，朝天放了一枪。我想，这下子先人们在阴间该享福了，没有鬼再敢欺侮他们了。这事现在想来可真是荒唐。
看着纸灰在风里打着旋儿，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1983年我跟着父母回到这个称为祖籍的地方。十岁的小孩儿眼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从小镇的街道上穿过，许多人都盯着我们看。灰黄的土墙上还残留着红漆刷上去的标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浓重的感叹号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激情。穿过街道，顺着一条发白的土路走向一个叫做峡里的地方，路两边全是刚刚生出幼苗的麦地，淡淡的绿意冲淡了走进这个小镇时刺目惊心的感觉。杨树在路两边站着，风吹过，它们便啪啪地拍起手来。
现在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被人称作峡里人的农民的孩子，我身上已经沾染了沉重的乡土气息。我见证了一些人的死亡，经历了成长的快乐和痛苦，虽然已经走远，而我却感觉它离我仍是近在咫尺，气息可闻。
黄土埋葬了两位亲人和一帮亲戚，它仍是那么博大、宽厚，随时等候接纳扑进它怀抱的子民。
现在，睡进黄土的人，他们的表情依然在眼前晃动，那些毫无遮拦的笑容，那些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那些穿着黑布棉袄的身子，那些越来越远的背影。他们永远地睡去了，活在世上的人承担了祭奠的苦痛和郁闷，承担了继续活下去的义务，要不，这大片土地和身后的孩子该甩给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