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是欧洲的封建时代，也是基督教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伦理思想主要讨论的是神与人的关系，正统的宗教伦理思想一般都认为：爱上帝就是道德的最高标准。爱上帝又必须体现在爱人类同胞之中，因为人类都是上帝的孩子。在幸福问题上，他们都宣扬来世的天国生活是真实而幸福的，现实的物质生活是罪恶，是不可取的或暂时的，现世只是通往来世生活的阶梯。这实质上提倡的是禁欲主义的道德观，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家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感性主义幸福观。这一时期伦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
2.西方近代伦理思想及现代伦理思想
学术界一般把西方“近代”的时间概念理解为16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和科学昌盛的时期，同时又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伦理思想家们所考察的主要是人性问题（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感性还是来自理性；人们在与他人相处时的主要态度是利己指向还是利他指向）、功利与道义的关系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霍布斯的伦理思想。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思想体系成为伦理学近代化的主要标志，其主要代表作是《利维坦》。霍布斯对人性的看法有两点：一是机械（感性）的，二是利己的，善就在于个人利益的不断满足。
在霍布斯看来，法与道德没有区别，国家法律、君主意志是道德行为的外在标准，而个人利益、幸福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标准。
边沁的伦理思想。至19世纪，伦理思想史上的两大主要对立派别都已形成完备的体系，一是以康德为代表的道义论，一是以边沁、穆勒为主要代表的功利论。在边沁看来，人都是趋乐避苦的，能够满足人们这种要求的行为和原则就是善的，具有道德价值；反之，则是恶的，不具有道德价值。而所谓需求，也就是利益。于是，他得出了功利主义的公式：能够增进利益的，就是道德原则；反之则不能成为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的客观依据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利益）。
穆勒的伦理思想。穆勒自幼受功利主义思想熏陶，但其幸福主义与边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区别，而且有质的不同。感官的快乐是低级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才是高级的快乐。求得最大幸福或快乐的最佳途径或方法，不是取消道德规范，而是遵循道德规范。穆勒既强调功利，又重视道德规则，表现出一种试图统一义利的趋向和努力。
康德的伦理思想。与功利主义相对立，康德认为：虽然，人的一切行为的自然趋向是利益，这源自于人首先是动物这一事实。但是，正因为人有自然的动物冲动，才需要有道德并将道德系于神圣性来源上，而不是系于任何感性冲动上。道德的功能正在于克制利益冲动，使行为遵循一定的道义之规。道德的意义不在于做感性的工具，帮助感性达到目标，而在于服从自身的理性命令。行为正当性不在于对行为效益的计算，而在于对理性法则的遵守，哪怕一无所获。康德关于“人是目的，而不仅是手段”的原则成为当代道义论抵制功利主义所内含的允许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去侵犯少数人的中流砥柱。
黑格尔的伦理思想。对伦理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人性善恶问题，黑格尔认为人性既是善的又是恶的，人是受环境制约的，据此强调人的道德责任。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黑格尔主张国家至上的道德观。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过渡时期，西方主要伦理学流派有：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德国唯意志论伦理学，一反传统的以理性为基点的伦理观，把个人的生命意志力量神秘化、绝对化，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先导。此外，还有英国的进化论伦理学、新黑格尔伦理学等等。
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西方现代伦理思想全面发展时期，包括元伦理学、人本主义伦理思潮、现代西方的宗教伦理学等等，流派繁多，观点复杂。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现代伦理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代新功利主义伦理学，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社会政治伦理学，现代科学技术伦理学（如生命伦理学等），基督教“境遇伦理学”等等，各种流派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
今天，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倡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发展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而且道德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是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的。他们依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研究，科学地预见了未来社会的道德特征：即真正出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把关于道德问题的研究放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用社会经济关系来说明道德的本质，使道德理论的发展成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摧毁了旧伦理学的唯心主义基础。
疑难点播
《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特点是什么？其颁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纲要》的颁布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治国方略的又一项重大举措。与以往颁布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文件相比，《纲要》有如下四个明显特点：其一，《纲要》不用人民道德或社会主义道德等提法，而改用公民道德的提法，这样在对象上就涵盖了所有社会成员，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其二，公民道德的提法从个体的角度入手进行道德教育，一改以往从社会视角来进行宣传教育的做法，将道德建设落实在每个人头上，可操作性和针对性更强。其三，《纲要》首次提出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提出了对公民道德要求的最低标准，坚持了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的统一，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其四，由于“公民”本身就是个法律概念，所以有利于法律与道德结合起来，有利于德法并治。
《纲要》的颁布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首先，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需要加强法制建设。但是，遵守诚实守信，维护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等市场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因此，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纲要》鲜明提出：“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其次，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全新经济体制，势必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前段时间，被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斥为“吹、卖（官），嫖、赌、贪”的党内败类原天门市委“五毒书记”张二江的案件轰动了全国，张二江案件之所以影响巨大，除了他卑劣的行径外，轰动媒体的就是他在法庭上歪理连篇，诡辩其所有的权钱交易、收受贿赂等丑陋行为，不过是“手续”问题或“礼尚往来”，不是道德问题，更不是犯罪。据调查，张二江的歪理居然还迷惑了一些善良的人们，其中也有部分青年学生。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确十分紧迫。
曾经过去是先进或模范的人，为什么现在变成
腐败官员呢？
道德是经济的产物，腐败作为道德现象，它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的主观愿望，而在现存的经济关系中，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体制转轨的渐进式模式——双轨制局面，为腐败现象提供了体制基础。这些腐败官员过去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没有后来面临的经济关系，他们也没有现在这样的腐败机会和条件。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般来说官员们没有钱权交易的机会和条件，现在不同了，经济大转轨，搞的是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依靠政策与权力，利用政权自上而下完成的渐进式改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政府的权力直接介入了经济领域内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它涉及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难度可想而知。由于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不可能尽善尽美，经济转轨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非法经营、行贿受贿等体制温床及强有力的诱发刺激，尤其为某些掌握经济资源的有权者提供了丰富的机遇，当他们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时，就会利用转轨时期市场经济规则的不健全，利用政策边缘的模糊性，利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必然存在的法制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与不力状态，使自我利益或部门利益恶性发展，损公肥私、干扰改革，严重损害社会主义事业。这是直接制造和扩散腐败的恶瘤。
第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负面效应是经济转轨时期腐败产生的内因，这是最主要的，而西方的腐朽意识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素的污染，是腐败现象产生与蔓延的外因。我们不可能做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者。因此，不可能时时处处对负面效应作出完全有效的驾驭。
第三，政府体制改革滞后、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力是腐败蔓延的催化剂。监督与法制属于政治体制改革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在稳定中求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改革的好处，我国采取了经济改革先行、政治体制改革缓行的策略。这是符合改革、稳定、发展辩证关系的必然之举。但任何好事，都难免有其代价或负面效应。为此，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法制与监督机制的滞后，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法制与监督机制健全滞后、不力，必然为腐败提供宽松的生长环境，成为社会腐败现象的催化剂。
第四，为了发展经济，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采取了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分配政策以按劳分配为主，结合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这就使得非公有经济成分（包括“三资”）的道德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合法化，于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规范等等便随着开放走上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舞台上来，并力争扩大它们的生存空间。
第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分配体制受到市场经济的过滤，造成收入差距扩大，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大众主要是看谁在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这些维护大众利益的人奉行什么道德，人民大众就拥护什么道德并奉行什么道德，反之则反。当人民利益遭到腐败分子严重侵害，又没有适当民主权利与合理渠道之时，便怨声载道，其结果严重地离间了人民大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加剧了大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怀疑以及对社会主义道德的非认同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醒地看到，只有坚定不移地遵循党中央的部署，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健全法制，加强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规范，才能真正革除腐败，树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专题讨论
为什么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是诚实守信？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诚实守信为重点”。为什么说诚实守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呢？
“诚”主要是讲诚实、诚恳；“信”主要是讲信用、信任。“诚信”的含义，主要是讲忠诚老实、诚恳诗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对他人给予信任。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诚信是所有伦理道德的基点，是整个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诚、信两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思相同，许慎《说文》中说诚信：“诚，信也”，“信，诚也”。诚的本意是真实无妄，信的本意为人言，“人言为信”，其含义也是诚实无欺。
诚信是立身之本，人无信不立。“诚信”首先是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今天我们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要大力倡导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以信待人、以信取人、以信立人的美德。没有诚信，一个人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无法做人。诚信是一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古人认为，“养心莫善于诚”，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不讲信用者，被称为小人。孔子更把诚信视为三大德之首要，“人之所以立，信、智、勇也。”人的尊严、人格都建立在诚信基础上，不诚实、不守信的人也无人格可言。
诚信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友无信不挚，交友是人生的大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交友、重视友谊。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当以同怀视之。”老百姓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诚信是人际交往的通行证、信用卡。言而有信的人，会获得大家的信赖、尊重、帮助和友谊，言而无信的人，则会失去朋友，乃至被人唾弃。在人的一生中，得“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缓急可供，生死可托”的诚实守信之友，能促进自己的成长与成才；与“甘言如饴，游戏征逐，利则相攘，患则相倾”的虚伪撒谎之人为友，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害和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