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18日
这封信经我复述已无原味。但在当时，即在一个月之后，邓苔芸将这封信交给我看时，我却真让自己纯属虚构的散文家书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我从小就是个想入非非的诗人，我用我的笔触描述我们家可能会有的惨象和悲剧并不费事。我临走时偿还了队上的全部欠款。我的大女儿是小学校里的三好学生、三甲班班长、少先队大队长，也还是个小小的演说家，师长们都喜欢她。她不可能受人凌辱。我的几个孩子身体都很健康，她们绝不会在我离开一个月后就出现诸多的惨象。我之所以要这样写，那是一种舆论的需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至国家级报纸、电台小至平民百姓，在某种阶段、时日，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都要制造一些与它的利益攸关的舆论，它不可能全是真话实话，诸如国家宣传的“亩产万斤粮”，娃娃躺在稻穗上也掉不下去。8年超美、5年超英等等。而老百姓个人自造的舆论就是为了生存需要的拼命哭穷叫苦，粮食不够吃。争取向国家多要救济粮款。我们老家那些老实巴交的山民们，每在晚餐时故意在路口支个破桌，喝那种能照见人影的稀米汤，喝得哗拉拉的像水蛇过溪似的山响。而干硬的米饭却要留到夜深人静、关门闭户悄悄摸黑去吃。而当这种全国上下的弄虚作假一旦变成全民的自我防卫意识时，它就会有意无意地成为一种判断是非的标准，甚至是行为准则。谁也无法抵制。我之所以要炮制那样的信函当然也是出于无奈，其目的无非是要告诉单位的庄熊们，你们胡乱迫害干部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你们必须对我们一家人的严重后果承担责任。信中提到要公司把她的丈夫弄回去，其目的也是促使单位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我也曾同妻说好，只要单位一让我进入公司的某个空间，他们就只能乖乖地举手投降而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赶跑。
而邓苔芸却不知道我们家的内幕底细。她真以为我家生活无着，她见我落泪也感动得簌簌落泪，连忙掏口袋，掏出20元钱让我速速给家寄去。昧着良心接受吧，于心不忍。因为在我箩筐的夹层里就藏着供一两年花销的钞票。不接受吧，又将被解释成情况良好，对落实政策不利。故只好以假乱真，先接收下来待落实后再慢慢图报吧。
邓苔芸说，她已请示过书记经理，组织解决救济没有可能。组织的意见是先回去，组织一定负责认真落实。
我对邓说，我有56封申诉信不被理睬的教训。我来的目的是只求组织把我的问题搞清楚，还我以本来的真实面目。我也不愿给公司添麻烦，我毫无赖在这里不走的意思。但必须有前提，搞清楚了我到哪儿都可以生活，搞不清楚我哪儿也无法待。所以我的意思是不能回，如组织执意要我回，那么，我只好去北京找总理。就这么回事，我也豁出去了。
邓诚然是传达公司的意思。但她却明显偏向我。她说，其实，现在的许多事都是逼着干的，不逼就不干，不走就不走吧。那你家里咋办？
我反问她，叫我回去我又有啥办法？你说咋办？还是主席说得好，靠她自己解放自己吧。
邓不笨，她凝视着我，她似乎已看清了我内心的秘密。她说，我相信你们会有新的举措。你这个人呀太机灵了，你不是省油的灯，你难缠，我太了解你了。我真想说声“理解万岁”！然而我却低头无奈苦笑。我悄悄对她说，能关照处就请关照下吧，拜托您了。
我不想多说，意在不言中，她爱咋理解就咋理解，我自信都能悠游自如地应对。
“按既定日期执行我们的第三个方案。”这是我给妻第二份电报的原文。
10天以后，庄熊给干校来电，让我速速赶到公司，他有话要向我讨教。电话是耿辛伯接的，他在传达给我这一信息时眉飞色舞。他说他给我打了一卦，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我心里有数，但我装蒜。我说，黄鼠狼给鸡拜年，好什么呀。我去了。我轻轻地叩了他的房门。待得到允许后我才从容不迫地走进门去。我谦恭地问，庄经理找我有事吗？
他沉着脸，不吭声。一边让坐一边收拾桌面上的文件。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电报，交给我看。
电文说“我已领着4个娃娃上车实出无奈”。
呵，我明白妻已按我的计划开始行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高兴极了。但我却故意冷漠，不解地问，“庄经理，咋啦！”
“是麻袋战术吧，只要麻袋装进去钉子，这个麻袋也就完了。”他说，“你还问我，大兵压境来了，我正要请教你这位军师呀！”
“我可不知道她要来，我听不懂你的话。”
“你懂，你懂，你太懂了。《三国演义》你是懂的。你太聪明了。”他在嘲弄我。可以看出，他也焦急，他的脖子上暴起一个个青筋疙瘩。“你得给我赶快拦住，让你的妻子娃娃不要来。这里，你的问题还悬而未决，她们来了食宿更是无法解决。”他忿忿的，像头老山猫似的在房间里来回匆匆走动。
“怎么拦截？电报没注明上车地址、日期、车次，我好是有部队？”“你不阻拦，那你自己负责。”他冷冷地说。
显而意见，我同他之间的口头争论毫无意义。我只好蔫蔫地低下了头，任凭他气呼呼我也一声不吭。
正如他指出“你这是大兵压境。”是的，他说对了，我确实就是兵临城下，迫他思索。为什么只准你们为所欲为，草菅人命，而不准百姓逃出那个让人难以生存的怪圈？
我们俩在办公室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他又无奈地喊道，“你这是无法无天，你要是真不阻拦，那么，就由你自己承担其严重后果吧！”
我好不容易压抑住扑哧一笑。既然要撒手不管你又为何这么激动慌张，可见做了坑人的亏心事心里还是虚弱。
然而，我却是泰然自若。因为，就在那时候，中央的态度已很明朗。是冤假错案，就应当给予平反昭雪。我不是不敢与他争辩，我总想以一种柔的方式尽量争取让他自己觉醒吧！
看来，我们俩都没词了。他呢，似是一只斗乏的公鸡，蔫蔫的，只顾自己喝水抽烟。我呢，也觉乏味透顶。只好轻轻柔柔地说，“经理，那您先歇着，我先回，场里的猪还没喂呢。”
他啥话也不说，只用手比画一下，头也不抬，装着一副忘我的样子在一张纸上练字。我以后想想，这是很有意味的一幕，并非只许州官放火，百姓也可点灯。他庄熊经理也有这么懊丧无奈的一天。
六
妻子儿女要随我回来，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我早就计划好了。我自己要回原单位落实政策，要工作，要革命，我总不能把妻子儿女孤零零地扔在南方——上饶集中营附近的一个山洼洼里去喂狼喂豹吧。
我之所以让妻把电报拍给庄熊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一点意味：第一，我看中了庄这个目标，我必须给他挂号施压，让他知道他对于我来说有一种无法推诿必须承担后果的义务；第二，我耍阳谋，我明着告诉庄我的家属要来对我毫无损害。火烧赤壁，诸葛亮还能准确算计出曹孟德必将逃往的去处。而我，虽有电文明言，他庄熊即便有权出动10万大军堵截也无法下手，因为电报语焉不详。妻的电文只告诉对方一个信息，“我已领着娃娃上车”，我就是要让庄熊焦急，迫他思索。第三，我想进一步试探庄对我的态度到底有多么硬？能不能有一丝丝良心的发现、醒悟或者和缓？
看来，经过庄召我去看电报和他的表演，都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了。
我确实感到有点儿遗憾，但又觉这样也好。再没有可以请示的上帝了，那么，我自己就是上帝。
我算着日子，从老家上饶到达银川途经北京，如果衔接得好，大约是4天时间。妻的娘家也在银川。我在来之前请示过老岳母，她特别强调组织纪律，她也要我就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她更无法理解我和她女儿在那里过的是一种怎样非人的日子。她在我来银川后把个大炕也拆了，她是不是怕我们一家来了会赖在他们家呢？因此妻要来，我是连她的娘家也不去说的。我是谁也不想依靠，自己栽下的苦果自己品尝。何况那时候的人都以阶级划线，谁知道那老太太怎么想，也许人家早已把女儿女婿看成了反革命呢？要把老太太说服过来颇费时间，说实在，我也还有我的傲骨和清高，我还不愿意同那样的老人婆婆妈妈。
干校里桌椅板凳砖头什么的有的是。我又找了一间宽敞的教室，扫掉了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墙上地上的尘埃和盐碱，弄进来几捆麦草，像老鼠做窝似的，这个家的一切都有了。
也许，上帝在安排人的命运时就爱开这种玩笑。当你遇难时顺境将在前面等待；而当你稍有愉悦它又将板起另一副生硬甚至可怕的面孔，压抑、打击，叫你焦急、忧虑个没完。
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在接到妻的电报之后四至五日，她准该到银川了，而让我急如星火的是在我等待一周以后她们竟然还没有来到。
这天是第八天，是我一生中苦煎苦熬着等待最漫长的一天。这天我同时收到老家弟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电，前者告诉我妻和孩子们在周前已经上车去银，问我是否安全到达。后者告诉我党组织派人在北京车站接站3天未能接到我的家属的详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接到我的电报后非常重视我的处境，专门安排了人员日夜值班接站，并安排了食宿，3天接了南方开来的百十趟列车，在站口还喊了广播，也未接到“一个从江西上饶来领着4个女孩的头发有点泛黄的女人。”出版社全体职工也为我的事情焦急。来电问我，家属是否从陇海线到达银川，要我速速复电，以释悬念。
我在银川车站重新翻看出版社党组的这些电文并盯着一趟趟开进开出的列车时便只想哭。是的，我感受到北京的温暖像一股感奋的电流在我浑身上下万千根神经中激剧跳荡，这情这爱只有来自北京、来自我们伟大的党和那里的战友才来得如此强烈，如此震撼着我的灵魂。它在激励着我、支撑着我、要冷静对待，不要因一时灾难而坍塌毁灭掉自己。而在另一方面，我真正感觉到从精神到肉体都支撑不住自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呵？难道又是哪个国家的元首来华访问，路上受阻？看看候车室的报纸，那些天又没来啥元首。难道发生火车碰撞事故，翻车了吗？这个把一切都搞得乱糟糟的“文化大革命”，确有这种可能？但经查询，银川车站站长认真负责地告诉我，绝无此事。他说，若有此事，当天就会通报全国。这是惯例。难道是有人拦路劫持，来了个讨不上女人的蒙面人贺老六，把妻当做祥林嫂那样劫持到一个什么偏远的山区去做他人的媳妇了吗？想想这种可能性也是子虚乌有，是自己脑子想入非非的幻象。因为她是个有着四个娃娃跟随的母亲呵，哪有这种贺老六，会一下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他承受得了吗？！
人的想象和分析能力都很有限。要不然人类哪会有那么多的意外，意外的喜悦和意外的死亡呢？
《敖包相会》是一曲很美的歌，常人那是很难做到的。对我来说这8天的苦煎苦熬不吃不喝的苦思冥想，便把我折腾成一个纸人鹞人，我轻飘飘的，晃晃悠悠，几乎一阵风就可把我刮倒。我一次次地看着北京或者兰州方向开来的列车进站、出站。一次次地寻找、检阅着下车的每一位领着娃娃的女人男人，这就成了我一次次的痛苦和失望，这是七窍冒烟五脏俱焚的苦痛和灾难，直至自己最后怎样失去自控昏倒在火车站的广场上，人们又怎样把我送往铁路医院抢救，我都还以为自己是在做着一个迎接亲人的美好的梦。
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进入了离开人间的美妙仙境。直至我清醒过来，在我的病榻两侧，我看见了一束束鲜花和比鲜花更鲜艳的娃娃们的脸庞和妻的脸庞，那一双双晶莹的眼睛，我们拥抱在一起哭了，这才确认她们是真真实实地来了。是的，生活本身就像戏剧一样，直至今日，当我在追述这段颇具戏剧色彩的记忆时，我那20年前残留的热泪，有时还迷蒙着我的虹膜。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呵？原来妻在动身之前给北京的表哥念尧打了电话。这在我们原议的三号方案中尚未编入密码程序。表哥热情无比，见了多年未能见面的表妹和这么好玩的外甥女儿，北京又是她们难得一来的帝皇京都，便挽留她们多住几日，领着她们游颐和园、动物园、十三陵、故宫，北京玩的地方又多，她们倒是玩了个开心。她们哪里知道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党组和全体职工都在担心着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还有家乡亲人的提心吊胆。而我却已经受不住《敖包相会》的苦痛，差一点等待得心裂肺炸，气绝身亡！
好了，总算等来了个意外的喜悦。公司党组秘书邓苔芸陪同我们一家人到达八里桥“五七”干校住下。她已有安排。她说，“就在这里吃住，有困难你们说话。我将向公司党组汇报。庄熊那里我会去说。到这里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
逝者如斯夫！在这个世界上，凭我的经验，好人总是很多很多的。我还会再怕什么？我们一家之所以要返回原单位，只求澄清事实，还我以历史本来面目。如能真正落实政策，我还想好好地生活工作。我因为太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了，我也因为太自信了，才如此执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