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内外》发表后（见《朔方》1992年8月号），在社会上曾引起一些反响。有的朋友还关心地对我说：“你何苦要写那样的小说，影响多不好。你老伴看了不找你的碴子才怪哩！”区内有的评论家甚至不敢品评，话不好听，说好说赖都不是，很为难，生怕惹出是非。
我到底写了啥呀？犯了啥呀？我不禁也怀疑起自己来了。好在当时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舆论不是千遍一律，在艺术上允许人们仁智互见，接着我又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广西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们在来信中表示对《家庭内外》极感兴趣。认为小说冲破了“老在爱的伦理道德上面兜圈子，并从而把爱情悲剧简单地分为要么相爱而不能相守，要么相守而不能相爱，却不探究既相守又相爱的情人间自身的伴随终生的几乎相安无事的悲喜剧，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家庭内外》有着无法替代的魅力。”另外，有几位年轻同志还给《朔方》写了几篇充分肯定的评论文章（见1992年12期的《从〈中途下车〉到〈家庭内外〉》，1993年3月的《畏：爱情的泛悲剧意识》），由于青年评论家们的指点迷津，我才明白自己原来写了这么一个有点意思的小说，我才又有了一点自信。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我以为这话大体也适用于创作者。我是个文学评论编辑，我在看他人的作品时，一向以为自己的脑子是比较清醒的，而自己一旦写开小说怎么又会迷糊住了呢？
我想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在创作时，我的脑子可能使用的是西半球大脑，运用的主要是形象思维活动，我当然也没法打开脑子来看，我想我不是不要理性思维把关，而是不像搞理论那样理性关卡把得那么严密。基本上是做到放开自己，随着形象思维、人物本身的活动规律的阶梯滑翔了。
席勒在写给哥尔纳的信中也曾谈到这类话题。他写道，“理性的批判力过早介入会扼杀创作的灵感。”如果理智对那已经涌入大门的意念，仍要作太严格的检查，那便扼杀了心灵创作的一面。这段话真是讲得太中肯太精辟了，不妨让我把它引完。也许，就单一个意念而言，它可能毫无意义，甚至极其荒唐的。但跟随着而来的几个意念，却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也许，虽有几个意念都是一样的荒谬，但合在一起，却成了一个甚具意义的联系。理智其实无法批判所有的意念，除非它能先把所有涌现心头的意念一一保留。然后再作统筹的比较批判。就我看来，一个充满创作力的心灵是能把理智由大门的警卫哨撤回来，好让所有意念自由地、毫无限制地涌入，而后再就整体作一检查，你的那份可贵的批判力，就因为无法容忍所有创造者心灵的那股短暂的纷乱，而扼杀了灵感的泉涌。这份容忍的深浅，也就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与一般梦者的分野，因此，你之所以发现毫无灵感，实在都是因为你对自己意念批判得太早、太严格了。”
对照席勒这位世界级艺术大师的经验之谈，我在《家庭内外》创作时，可能无意地做到了在形象思维的门口先撤去了理性的警卫哨，让灵性自由地、毫无限制地涌入。我若一旦考虑起作品里是否写了这个那个，是否小说的哪句话合了我们社会的法律条款，是否有碍传统的风化伦理道德，理性关卡把得过多过严，那么我的一点意念灵感早就被扼杀了。就只好把自己装满脑子的活性炭头永远严封密闭，无法点燃也无法发出它的光和热了。
我以为小说就是小说，小说进入创作的自由状态以后是想入非非的。严格说来，我在小说里制造的某些情节，多半是自由涌入的。例如，老庄同一位李清照式的女人跳舞的感觉，凭的就是想象。我一辈子难得跳舞。我有过跳舞的时候，那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北京，我那时还羞于找年轻的姑娘跳，我的舞伴往往是一些我所钦敬的老太婆，论年纪现在怕是已有八九十岁了。那时候的什么感觉我哪里还记得起。
我想说的是，创作必须展开充分自由想象的翅膀。如果关卡太多，我指的是你自己脑子里的理性关卡（并非出版局关卡），那么，你干脆做梦吧，但光做梦，却永远成不了小说。
说实在，我觉得从《家庭内外》创作实践中尝到了创作的愉悦，我还想在这条心理情绪小说道上滑下去。我以为写小说就是要真实地探索人类情感的秘密和各种可能性，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突破和创新，它最忌讳的就是陷入既定的观念和俗套。光是从形式上学习点外国的花里胡哨是不行的，创作者必须从思想观念上进行新的尝试。从《家庭内外》发表以后，我觉得要想写好一篇小说的胆识、勇气似乎有了点眉目，但该小说的生硬处，未能炖烂的酸涩和遗憾处还是有。我以为《家庭内外》是探索性的，我只觉得需要有人闯关，有人想些奇怪的事，有人自作主张走自己之路，做自己的冠军。我以为。
（原载《朔方》1993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