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母亲却给我留下了沉重的思考和启迪，留下了一笔丰硕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在幼小未能享受到的母爱，促使我在成人后升华为去追求世上一切唯善唯美唯真的事物，我后来之所以走向文学道路，一个人可以静悄悄地执著于某一件事、某个话题，像菩萨那样坐一两个月一两年，耐得住寂寞，实际就是想在别一方面寻找到爱的补偿。弗洛伊德以为性的压抑会让人变态发疯，或升华做成一项文化事业。这个理论自有它的科学实验依据，但我以为当一个人从小身处逆境，面临生存危机，如果兴不起来，又堕落不下去，那么，他同样也会得到一种升华的动力。是的，我只要想想小时的情景，想想我父母礼让的那碗稀粥，我浑身就有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力量。我觉得人一旦要为危机和生存去升华，比较性压抑引发的升华力量要大一百倍一千倍。是的，父母没有为我留下任何物质财富，但在他们身上我却读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人生至理。
1999年的清明时节，我回了趟老家，拜谒了父母两座隔离开10座大山的坟墓。南方的春色宜人，满山满坞苍松翠竹，山花烂漫，两座坟墓也都长满了唐棣、栀子、杜鹃等一些叫不出名的乔木和杂草，香气扑鼻，郁郁葱葱。我拨开墓前的草蓬才看见了母亲的墓碑。我跪在墓前点香烧纸叩头致哀，请求母亲原宥恕罪。我不知自己的一生何以会是这样的坎坷不幸，当我生活过好一些想到了要对父母尽点孝道时，他们却又不在人世了。真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也。”遗憾万千自不待言，而如今我只能借助于自己的梦幻去想入非非了！
如果母亲真的有知，而人又真的会有再生，那么，我请求母亲收纳我，就让我再做一回母亲的儿子吧！我想到来生，我将会是个懂事的真正孝顺父母的儿子！我又戏谑地叫了一声母亲听惯了的姐，我说：“姐呀，下辈子我相信算命先生都会死绝，我保证也就不会再克你了……”
2005年5月12日（原载《朔方》2005年第10期）并非荒诞的怀念我大学毕业分到报社，干的第一件好事不是因为自己写到特别好的头条新闻，而是让我查获了一名小偷。我更没有想到为这件事至今疚歉未尽，我觉得着实需要为他写点怀念性的文字了。
他确实让我很伤了一番脑筋。如果他仅仅是领走我母亲为我亲自制作的几个鳜鱼罐头，那倒没啥要紧。我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气度。那是“低标准瓜菜代”的特殊岁月，我们的整个民族面临自然灾害酿成的饥馑。任谁见了荤腥味都有点儿像馋猫。我那时的情况稍有不同，肠胃系统出了毛病，住院，彻底丧失了食欲。反正是吃的食物嘛，你吃他吃似无所谓。我伤心的是他领走包裹在我出院后好长时间都不给我说。从那柔弱歪斜的代签我的姓名的字体看，我揣摸很可能是个不理世事的小鬼、小丫头之类。也许动机本很简单，一念之差领去吃了，事后他或她又感到后悔，害羞了，甚至害怕了……我想，人都要活张脸皮，还是让这位小年青自己去悔悟吧。时间一长，我的这点伤心事也就渐渐地淡忘了。
引得我大动肝火的是这位仁兄吃了不说，还给我南方乡下老家的爸妈写信。这封信被我的小弟发觉，认定“这不是大哥的字体”，“即便因病请人代写也绝不会是大哥的口气和‘大作’”。因为在弟妹们的心目中，“大哥是好样的，是绝不会叫苦的铮铮铁汉，绝不会说出诸如此类丢人现眼的话的”。于是，小弟就把这封被怀疑的信件转来我看。信的原文我当然保存不下，但大致内容，特别是其中“最精彩部分”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意思是，爸妈寄来的鳜鱼罐头，可能是由于红烧之后又浸泡着麻油的缘故吧，尽管千里迢迢邮寄，却还没有坏。说是我在这个“边陲鬼城”工作不比内地，商店货架全是空荡荡的，啥也没得。间或来一两箱饼干这就要挤破柜台，打破脑袋，有时把妇孺孩童也踏倒了，压扁了，鞋也会挤得没了后跟。我是自然挤不上去的，宁愿到郊外田边地头去捡拾菜根。信是写得一派凄苦。说是我已经饿成了一个皮包骨头，肚皮和脊梁都贴在一块了。大夫说病是不重的，主要是肚子空，“胃亏肉”。希望爸妈有什么好吃的常想着点远隔七千里之遥的“浪儿”吧。否则，我就只好等待上帝的安排了。（前不久，人事部门在清理我那包鼓鼓的档案袋，把无用部分交还我时，其中有我一份揭发材料，我核对了一下，其内容与我上述回忆大致不差。）这封信顿时打破了我对那位冒领者估计得太好的幻梦。需知，我的老家当时也是穷得叮当响，喝那种照得见人影的稀米汤维持生计啊。只不过是因我有病，才绑紧裤腰带节食少吃给我寄这么点东西表示抚慰，哪有再开尊口再要之理呢！我觉得只有那种心地素质特别差劲的人，那种认定我在住院以后再也出不了院的人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继续冒充我父母的儿子，准备着以后长期的继续冒领。当我想及这一切时，我那惯常的善性和美好的揣测便丧失殆尽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气得再也说不出话。我暗暗下定决心非把这个奇特的偷儿查出来不可。
其时，鲁总编辑正好从收发室经过，我把这篇奇文递给他看。只见他不断地咬紧下颚骨，拿信的手也在微微颤动。我就注视着他的脸色，倏地由红变紫变白变灰。他毕竟是个很有涵养不大肯露声色的老人。他稳了稳神自叹道：“我们这是党报机关啊，未料及竟会生出这种咄咄怪事。”于是，他步履维艰地找到正在报社门口下棋的负责总务的徐经理。“老徐，棋子少下一点吧。”他说，“你把这桩怪事查一下。”徐经理从来就是个遇事紧不起来的慢性子。他头也不抬，也还是把最后一枚棋子安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这才拿下五六百度的近视眼镜，拉出衣袖不以为意地擦了擦，然后才接过信，从信的中部略扫了一眼，对我说：“你把信放在我这儿吧！”
一个月后，徐经理仍在报社门口同一位刻字老工人对弈，我问他查了没有。他还是把眼镜摘下，擦擦，戴上。反问我：“你叫我咋查？我说，算了吧，无非是两斤罐头，小事一桩，你说？！”那态度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从容。看来，他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我为他如此沉着的大将风度感到气恼。
再报告总编，告他的状，这不是我的行为逻辑。我见他这副神态是又气又好笑。我只好沉着气说：“这样吧，徐经理，反正我已出院，只编半天稿子，就让我查吧，你看如何？”他企鹅似的凝视着我，仿佛想了很久，才想出个深刻的提问：
“咋查呢？”
我告诉他只要他出面去跟财会科说一声，借一份领工资的带签名的工资表，把全体职工的签名和这封信和领我包裹的签名对照一下，我相信这么些字的笔迹难以伪装，对对笔迹就出来了。很简单。
这件事经理给我提供了方便。
当天夜里，我就把笔迹对出来了。经理这时以他那高度近视从未有过的认真把我对出的怀疑对象的名字拖到他的鼻子底下，看了我所写的“舒定”二字，不禁让他吓了一跳。
“不，不，这绝没有可能！”“为什么？”我也十分惊诧了。
“你可知道，这位舒定可是报社青年团的委员和先进工作者啊！”关于先进工作者和青年团委员会不会在一念之差下当了偷儿，我缺乏研究。但从笔迹看，那可就是他了。我详细地向他解释了二者笔迹的绝对同一而非相似，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但他还是摇头。
两人僵持不下，最后，我只好建议，把我查的结果送公安厅鉴定，他们那里肯定有辨认笔迹的专家。经理对我这种一味固执己见的姿态只好默默地点头。
一周过后，公安厅的鉴定出来了，其结论同我的识别完全一致。没想到，人家反过来查问我在旧社会的历史，是否干过秘密警察之类的勾当。好在有人告诉对方我在解放前才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这才释开了疑团。
这位舒定原是出版社的一位青年编辑。1960年前后报社和出版社还没分家，同在一个食堂用膳，其时，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我还叫不出他的名字。然而，他却认得我，并关心我。他每天在通往食堂的路上遇见我时几乎都要拍着我的肩膀问道：“查出来没有？”他也说这人太恶劣了。我感谢他的关心，并对他说：“事情本来不大，如果他能同我说出来就好了。那就没事。他这样是要误了自己的。”是的，我这人心地软，当时的情形常常是与“老右”为伍，是非难分。我是个极好说话的人，尤其在吃的问题上我更没任何原则可以遵循。可他就爱装蒜，不说实话。我哪会想到我所要查出的偷儿竟然是他呀。我愕然了，震惊了。
就像癌变到了晚期，舒定的问题不可收拾也挽救不了了。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我以后才知他刚结婚不久，爱人没工作还怀有孩子，也只好跟随了他去。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送他上火车。通过副食品公司朋友走后门搞到两筐桔子，四瓶罐头送他们路上吃。说了一番类似“塞翁失马，安知祸福”的好话。反正糊涂就糊涂吧，夜里上车，就只我一人相送，谁也没有看着。
漫漫岁月，20多年过去了。我在这期间也由于总是政治上糊涂，总划不清阶级界限受了许许多多莫名奇妙的洋罪，并在“四清”运动后期作为四不清下台干部（其实我啥时也未在台上）弄回老家乡下做了裁缝，为一家六口的生计曾作过好一场苦斗。诚然，不少同志也像我一样遭到过这样那样的磨难。不过，我这人一向达观，我当时自己也还幽默地给自己开玩笑说，就像到了金秋季节燕子都要漂洋过海，到观世音菩萨所在的大慈大悲世界去寻食物去了。不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苦难的“燕子”又都飞回来了，并且也都有了安乐窝（工作）。尤其是我，越发的好，还按我的志趣归队工作。
然而，我的内心却为这只未能回来的飞燕——舒定的命运深深忧虑。我每天上班，几乎都要从报社门口经过，报社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有的平房现在是五层楼房，但报社大院还在，那个大院啊，当年是几根稀稀拉拉的沙枣木，冬青树，现在是林木满园，郁郁葱葱。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报社门口经过，注意这个院子，注意每一个进出人的脸，就想看到舒定。他大约总有40多岁了吧，他当年就有两颊长长的茸毛，他也许现在长成了大胡子了吧。因此，我就对那些胡子拉茬的脸孔特别注意观看。这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情绪，这种情绪肯定非常糟糕。然而这种思绪几乎每天都潜意识地存在。每天上下班都要向这报社大院探望。就像期待着自己的情人，期待着一个未能告诉别人的约会。就这样拖到一个终于抑止不住自己的一天。
是的，我觉得应当积极地去打探一下舒定的情况。我能不能为他写点旁证材料呢，他那时那样年轻，仅仅因一时糊涂，历史经验证明那种糊涂任谁都难免发生。不过，就是恶劣了一点，给我家写信再要。但他毕竟是个不成熟的小年青啊，毕竟还可以改造，他不是也干过一些好事吗，否则，他怎么会是团的委员和先进工作者呢，对于他是否可来个两分法，双开处分是不是太沉重了点。我想为他写旁证的腹稿都打好了，我也想好了要为他请愿求情，为他辩护，如果真的要辩护的话。
可是，我得到的确凿信息是，他早在“文革”初期就死去了。在一番难耐的悲寂之后，我又找了找报社现在退居二线的鲁总编，我问他像舒定同志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落实收回？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鲁总编非常客气地接见了我，他肯定地点点头：“当然，应该，应该……我们已去信他们省里为他平反昭雪。对他的老母和三个子女我们也敦请他们作了适当安置……”至于舒定爱人情况鲁总他同我一样内心疚歉，我从鲁总那沉重、悔恨的面部表情就可看出来了，还需要深问吗？不必了。
既如此，我觉得自己怀念舒定的思绪也并非荒诞了，政治上也不出格了。诚然，我也就可以亮出自己对我这位“偷儿”朋友久藏不露的一点怀念之情了吧。说实在的，我能对他再说什么安慰的话呢，回忆以往，我觉得自己可能是认真了一点，我要是像徐经理那样悠哉游哉，下下象棋，擦擦眼镜，不就没事了吗；而舒定老弟，你当时又太爱面子了点，在你拍我的肩膀时只要你套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一声不就不查没事了吗，查那个劳什子干啥呢嘛，而你却又做不到。
而已哉，一切都成过去。我没承想象我这样的儒生也能害人，归根结底是我们生不逢时啊，舒定同志，您请安息吧！
（原载1988年1月10日《宁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