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有幸能结识雪峰同志，并由于他的关怀提携，致使我后来也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多舛的文学之路，成为一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50年代初，我从师范毕业后先分配到中共上饶县委会土改指挥部，后来组织上考虑我学的专业把我分回老家教书，充任中心小学校长。由于离家太近，我的地主母亲隔三间五要来学校找我，给我送吃的。我叫她不要送，告诉她，我这是革命，这个地方你不能来。可她是个不谙世事的聋子，有一双打雷也听不见声音的耳朵，同她说话即使大喊大叫也无法沟通，我只好蓄意地躲避着她。即便如此，也还是影响了我与乡亲们的关系，酿造了许多说不清楚的误解和隔膜。“怎么可以把贫下中农的子弟交给一个‘划不清阶级界限’的地主崽子去教育去领导？”这便是当时朝着我来的诸多议论中最为棘手、恼人和严重的一条。这当然是诬陷，为此我曾找县上主管文教的领导多次反映要求调离。而领导总是打哈哈，安慰我说，你就给我好好呆着吧，背后的议论你管得着吗？让你在那里当校长这就是组织对你的重视和信任，你敏感多心了。就这样，我在多种议论的夹击中熬着头皮在那里呆了三个学期。那是一种只有个人才能体味的苦涩，这说不出口的苦涩才促使我后来走了北京去考大学。我认为到北京去上学深造，才能释开我年轻时的困扰和烦恼。
1953年的暑假，不凑巧，在我到达北京的前夕，正好高校报考截止了报名。为此，我找到了教育部、北京团市委诉述我的缘由，他们都表示同情理解，但爱莫能助，既已截止，便不能破例再报。
在无奈中才记起口袋里装有一封我校姜老师的丈夫周元勋给冯雪峰同志的信，周与冯曾是上饶集中营铁窗下患难与共的牢友。行前，他们夫妇俩找到我，问我知不知道冯雪峰。我告诉他们在解放后我读过冯的一些著作，算是知道点吧，他们才放心地把一封写好的封口信神秘地交给我，请我务必亲自把信送给冯，我表示一定送到。
我同雪峰的认识就从送这封信开始。
那是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文艺报》都在那里，那是一个油门漆屋的深宅大院。雪峰那时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名望大，我一打听便有人给我指到这里来了。
门房老汉为我打进去电话，等了好久也不见回话。天气闷热，我在门口焦急等待，便自言自语，“唉，真是啥糟糕事都惠顾上我，这个冯雪峰架子可真大呀！”我要求门卫再打电话催催，问他倒是见还是不见，不见也就罢了。这时，在我背后有个操义乌口音的老头儿问我：“小同志，对不起，你是要找我吗？”我惊呆了。原来这老头儿在我身边已经转悠半天，我还以为他是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原来他是在悄悄地观察我。我疑惑不解地问：“是你，你就是冯雪峰同志吗？”他伸过手来笑眯眯地说：“那你以为冯雪峰还有另外一个？”我愣愣地从上到下打量着他。他两鬓灰白，身材修长，着一身陈旧的洗得泛白的灰制服、布鞋，说话诙谐随和，一点儿也看不出官架子。我看着他觉得好笑，总觉得这个形象与我脑子里构想的冯雪峰有些不符。
他把我让进会客室，随之便有服务员来给倒水沏茶。我看着他，我惊奇的是他只简单地看看信问问他那位牢友的近况后，便把话题转向我，详细地问起来。
“那么，你来北京除了给我送信，还想做什么？”他说。我告诉他我是来报考北京大学的。
“报考大学，考上没有呢？”他说，他显然并不知道报考大学的手续和时间。
我懒于回答，直摇头说：“名也没报上。”“那么，你现在怎么办？”他惶然了。
他似乎意识到我面临的危难，于是他换了个角度，又说了许多许多动员并表示他愿意出资送我回老家去的话。他是理论家，他的说理深刻严谨，我只好耐心听着，然而他的那些“抽象”最终未能把我说服。我说：“谢谢雪峰同志，出路费让我回去我看就不必了吧。”
他更惶惑了，又问为什么。
看来只好摊牌了，否则这样动员下去就没个完了。我终于告诉他，我已经把那里的工作辞掉了，户粮关系，团的关系也带出来了，我费了好大劲才办来这些手续，我也因办这些手续误了我报考的时间，我已经断掉自己的后路了。
他听后神情肃穆，愕然。他沉默了一会，又诙谐幽默地说：“看来你是要背水一战啊，那又是为什么，是面子问题？”不！我是在拒绝一种可怕的母爱和一种难以接受的重视和信任。我有难言之隐，我原本是胸怀坦荡的，可那天我却坦荡不起来。我没有说这些，我只简单地告诉他说，可能是为了面子吧。我有些焦躁，有些不耐烦，不想再听他的说理，便站起来向他鞠了一躬，向他告辞。我那时想的只是为了送信，我答应了周要亲手把信交给冯，没想要请雪峰帮忙，我压根儿也没动这份脑子。
我匆匆地往前走去，就在胡同的即将拐弯处，倏地听见背后有个声音在喊：“你等等，等等，吴信孚同志！”（这是我当年的名字，后因该名与“无幸福”三字谐音，在历经磨难后，似乎意识到点什么，便改叫吴江）我回过头来看见雪峰向我招手，并匆匆地向我小跑过来，他显然是一直关注着我的，从送我走出中国作协门口的那时起，我就从他那眼神里看出点什么了。我事后想到，我那时倘若往前再走三两步，他就再也看不见我了。这事确实有点蹊跷，也许这就是我与雪峰之间的缘分，是命中注定的吧！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关心我。我看见一个老人向我跑来很感动，我也就努力地向他跑去。我看着他在不断地喘着气摸口袋，摸出了6万元。他说：“就这么多，这么多！”他把钱压给我一定要我收下，我拒绝，我推辞，为来回压这6万元我们都压得出了汗，我甚至流下眼泪。他安慰我说：“吴信孚同志，你别焦急……过两天，你若有空，请你再来一趟好吗？”他叫我同志，很客气地征求我的意见，我们是初次见面，我想不出这诚挚这热情的缘由。我心里特别难受，便点点头。
我回到了北京丰台车站附近的郭公庄一位大娘的家里。我的一位与我有着同样命运的同学陈弘毅住在那里，他半年前就来了。我们俩都很自信，异想天开，都决心要离开家乡，半年前就约好了，都表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弘毅当年考上了河北医学院，也是大半辈子惨遭磨难，当过右派、现反，坐过大牢，不过晚年还好，平反后他当过保定市某医院院长，是中共党员，高级大夫，高级警官。我向弘毅汇报了那天给雪峰送信所遇到的这一切，像是天方夜谭。但弘毅聪明过人，他首先认为雪峰是大好人，当今时代的鲁迅，他说雪峰会帮忙，先给找个活儿干吧。我们俩在一块高兴了一整夜，都有点想入非非。
两天后我又一次到了雪峰那里。路上我往坏处想得多一些，叫我去干什么呢？继续动员说服我回去？或让我给他那位牢友带信什么的？我尽往坏处想，是为了避免一旦雪峰不理会也不失望。雪峰见到我时很高兴，在问到我爱好时，我告诉他从小爱好文学，在教书时编了不少以婚姻法和土地改革农民翻身为内容的供地方宣传演唱的剧本，上台演过戏，也还写了些小诗小豆腐干类文章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也还是《江西日报》《江西文艺》填了表的通信员哩。我随之从口袋里掏了一叠小豆腐干，不怕脸红地送给大作家看。他激情满怀，哈哈大笑，边看边说：“好嘛，好嘛！”我也非常激动，眼泪汪汪，再也不知说什么好，尴尬得无地自容，恨不能找到个地洞钻进去。
我就这样被介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有好长时间总好像自己是在梦幻中飘游，但这却是现实。在共产党里面就有这样好的大官，我后来在出版社要求入党，要为党的事业奋斗一辈子，就因为我看见了雪峰就好像看到了党的化身，我在1984年宣誓入党的刹那也想的是雪峰。是的，我现在可以说，我在大学未能报考的危机中是雪峰伸出援救之手，是他在爱护我提携我，才使我找到了一生的归宿。
我现在回忆，如果中国历史能够跳出1957年那个特定时代的坎该有多好！我来到出版社才知这里原来汇聚着众多的作家学者，有的不仅在国内且在国际上也有着显赫的声望。那是一个编辑出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汪洋大海，到处是书，书，书，好像是中国当代最大的翰林院，我到了这里犹若刘姥姥进入大观园般地沉迷和投入。有一年，出版社党组曾给我提供了到中国人民大学去深造的机会，我也没去。我以为在书的海洋里倘佯似乎比上任何名牌大学更要实惠。在那里，我读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好书。我是晚辈，在他们眼里，是一个不会让人讨厌的好学的孩子，我可以把自己的习作或稚嫩的诗作给任何一位专家老师去看，请求他们指点。雪峰是社长兼总编，我能常见到他并得到他的帮助、鼓励和教诲。
然而，作为一个年轻人，谁又能懂得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应当时刻保持警觉，我却一向坦荡、真诚、率直、随意，不知道警觉，也不如道如何掩盖自己保护自己。我似乎觉得啥错误也没犯，就突然栽倒了。
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有个朋友请我吃饭。席间他悄悄地告诉我雪峰成为右派了，问我有何看法。我如闻惊雷，震惊莫名。我哪里懂得这是上面的决定，便慷慨陈辞，率直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以为不可能，肯定是误会了，因为任谁都知道雪峰是经过血肉洗礼和严酷考验的长征干部，在上饶集中营坐过牢，是党中央从延安把他派去白区做过鲁迅先生工作的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同志，他若成了右派，那么这世界还有好人吗？我是认真地说的，我很生气谁在造谣。我没有想到这个私下里的谈话会带电带风，怎么就纷纷扬扬，在社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几天之后便有人找我做工作，团内开会，展开了对我的思想批判。那个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副社长王任叔（巴人）亲自到会主持会议，要我划清与冯的界线和交待与冯的关系。那仅仅是私下里的谈话顷刻成了公开，说是还不晚还可以重新认识检讨，转变立场，改了就好。而我却把原有的观点又重新解释一遍，并非不想认识错误，而是不知道错在哪里。这样一来事情更闹大了，其性质的严重性可想而知。（任叔同志据后来我见到的史料记载，他当时的思想极左，后来他又从极左变为极右，下放老家浙江奉化后精神分裂，给生产队搓稻草绳并用草绳捆绑自己说“我捆好了，你来拉吧。”就这样疯癫着死去。我理解当时任叔斗我时的积极表现，他可能不那样自己就不好交差吧。我谨向任叔同志表示我深切的哀悼。）幸好，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个大知识分子成堆麇集着大右派的地方，大树底下好乘凉，好遮风避雨，我在那里算是个小不点，也可能是照顾年轻幼稚、政治上不够成熟吧。据后来孟明义同志私下里告诉我，党内为我的问题争论了好一阵子，他和洪峰同志冒着风险为我据理力争，我才未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孟、洪当时是总编室秘书科科长，是我的顶头上司。然而，我这个胆大妄为“为全国文艺界最大右派冯雪峰辩护”的劣质污点却载入档案，这个阴影像哈雷彗星的尾巴那样紧紧地伴随我长达26年之久，直至1982年我到宁夏文联重新归队，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来人在我的档案袋里抽走13份材料才得以平息。
那时候，我们党有个教育干部的规矩就是下放。1958年冬我从北京下放到宁夏日报社，“双反”运动后我又从宁夏日报社下放到宁夏供销社，“四清”刚结束，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我又被下放。这回彻底，一直下放到江西上饶老家农村。下放的理由是反修防修，英明正确。没有人胆敢对正确的理论提出异议，然而我感受到的却是只好听任命运的摆布去做着它要我做的事情，听任着命运安排的路线、规定要经历的炼狱，去按部就班，把自己的一切都委托给命运，信马由缰。我在不断的像雪崩似的下放中，单是相信任何事物都不会永恒不变，单是希望命运会演变出一个好的结果。我想会的，会有那么一天。我每天都在策励着自己，做着每一件小事，非常认真，忘却了一切烦恼。我想雪峰在被命运操纵摆布着的岁月里，也会有着他自己的更为独特的深刻体验吧。
我担心的还是那份档案。它是尾巴，它长在我的尾骨上，无形，无法手术。它伴随着我，即便遁到了家乡深山老垅也无法摆脱。
我是这样观察到它存在的。五类分子开会同我有什么关系？队长却叫：“吴江，你去听一下！”我觉得是天大的污辱。我不是五类分子，凭什么我跟他们一块开会？不断地抄家，抬走家具，还把缝纫机也挑走，我的生活手段也要剥夺。娃娃不让上学，要他们去放牛，说地主的崽子上什么学，文化高了拿捏不住。单位并没有给我戴帽子，回去后队上却给我扔来了好几顶，什么现行反革命、右派分子、四清下台干部等。我笑，我乐，我从来就不在台上怎么下台？我问他们从哪里知道这些名词，一位公社的办公室主任说在县上看了我的档案。又是档案，我骇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