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坐落着一个面积仅为里、人口约1400人的城中之国，它就是世界上面积最小0.44平方公国家、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梵蒂冈是一个以教皇为首政合一的国家。别看它现在只是蕞尔小国，在中世纪，它的前身皇国可是当时欧洲历史舞台上一个颇为重要和显赫的角色。那，教皇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教皇拥有自己的领土又是什么时的事情？这就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欧洲。
各有所图
公元7世纪～公元8世纪上半期，在亚平宁半岛上分布着东罗帝国、伦巴第王国和教皇国三种势力。751年，伦巴第人攻陷东罗帝国控制的意大利拉韦纳总督区，直接威胁教皇统治的罗马公国。
当时的东罗马帝国将注意力集中在东方，无暇西顾。于是，教皇得不在所谓的“蛮族”国家中寻求支持，这样，在“蛮族”国家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自然是教皇关注的目标，而此时掌握法兰王国实权的宫相丕平又当然成为罗马教皇重点争取的对象。丕平怎样的一个人，此时又有怎样的打算？上帝能否眷顾教皇，让其成心愿？
丕平的家世颇为显赫，从他的祖父赫里斯塔尔·丕平起，祖孙代都是独揽大权的法兰克王国的世袭宫相，他的父亲是军功卓著查理·马特，他的儿子是后文中提到的开创加洛林王朝伟业的查大帝。当年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定居建国，最初的统治者是克洛建立前的墨洛温王朝诸王。但到墨洛温王朝后期，国王沉迷于享，懒于国事，王国的大权渐渐旁落到国王的仆人——宫相手中。
相最初只是国王的管家，但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使他有机会染王国机要，并逐渐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后来还进一步掌握了军权，为王国的实际统治者，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国王却逐渐成傀儡，成为名副其实的“懒王”。737年，作为法兰克王国唯一相的查理·马特，因为成功地击溃阿拉伯人的入侵而名声大振，改朝换代的政治条件已经成熟，墨洛温王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查理·马特非常谨慎，他将这个历史使命留给了他的儿子。他死后，整个法兰克王国便落到丕平一人手里，这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矮子丕平”。丕平虽然身矮，但却志向高远，较之于其父查理·马特来说，更有不凡抱负，他不满足于宫相有权而无名的特殊地位，夺取王位，名至实归成为他的既定目标。
但在当时，按照基督教教义，好的王和坏的王都是上帝在人间的旨意，好的王是上帝用来奖赏人的礼品，坏的王是上帝用来惩罚人的工具。丕平当时还不敢公开违抗上帝的旨意，因而，他要想夺权的话就必须寻求教皇的支持，给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这样，就在教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王室伙伴来保障自己的存在时，丕平为夺取法兰克王位同样需要教皇的首肯，双方互有所求，一拍即合，好戏就要上演了。
投桃报李
751年，矮子丕平派出使臣觐见罗马教皇扎恰里（741～752），其目的就是试探教皇对自己夺取墨洛温王朝王位的态度。使臣向教皇提出了如下问题：“是徒有虚名的人做国王好，还是让真有实权的人做国王好？”
教皇闻听此言，立刻心领神会，但却在故作沉吟之后才慢慢答道：“掌握实权的来当国王要比虚拥王位而无实权的更好。”在得到教皇的认可后，丕平大喜过望，立即召开由法兰克贵族及其附庸参加的苏瓦松会议，隆重宣布教皇的“决定”，“根据全体法兰克人的拥戴，众主教的奉献和贵族的宣誓”，废黜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在这年11月建立起新的法兰克人王朝——加洛林王朝，矮子丕平就是加洛林王朝第一任统治者。教皇斯提芬三世特派自己的代表大主教卜尼法斯为新国王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并为丕平涂上圣油，这一仪式给新国王和王朝蒙上了一层神圣的面纱，丕平的用意就是要人们知道：他是上帝选出来统治臣民的伟大的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反对上帝。
很显然，丕平能够顺利达成心愿，教皇功不可没，他自然不忘回报教皇。754年，伦巴第人入侵罗马，教皇斯提芬三世前往法兰克求援。矮子丕平亲自迎接教皇，态度十分恭谦。教皇赐给丕平“罗马贵族”的头衔，使加洛林王朝的君主成为罗马教皇的武力支持者。为了感谢教皇对自己即位活动的支持，应教皇的请求，丕平于754年、756年两次出兵，大败伦巴第人，从其手中夺回罗马城和拉韦纳总督区，并将这些土地慷慨地赠送给了教皇。这就是被基督教世界称颂千余年的“丕平献土”。教皇国的统治也由此开始，这便是今日梵蒂冈城国的前身。
丕平献土后，罗马教皇的地位有了重大变化，他一身而二任，既是天主教会的领袖，又是教皇国的世袭君主，这就为教皇势力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教皇的势力继续发展，特别是11世纪时因教皇极力鼓动十字军东征而势力迅速强大，13世纪时如日中天，达到鼎盛，各个王国的世俗权力都对教皇敬畏有加，罗马通过各种手段、各种理由参与到各个西欧国家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中，梵蒂冈一跃成为西欧最重要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的中心。然而，“丕平献土”却引起了东罗马帝国的强烈不满，建都于拜占廷的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向来自认为是古罗马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他们还援引《罗马法》，指出丕平和教皇不能随意私自授受原本属于东罗马的意大利中部土地，因而丕平献土是不合法的。当然，罗马教皇也深知其中有难以自圆其说之隐患，为了确保得到领土的合法性，竟然不惜造假，精心伪造了一封所谓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赠地书信。
据称这封写于公元4世纪的信是这样说的：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忽然得重疾，但在基督神灵的帮助下得以痊愈，感激之余，他决定迁都拜占廷（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把罗马地区交给罗马主教管辖。
丕平的献土和伪君士坦丁书信相结合，后来长期成为教皇国存在的最有力的法律依据，不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运用其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加以考证后指出，这封写于公元4世纪的权威书信并非真品，而是后来者伪造的。瓦拉指出，君士坦丁在位时，还是拉丁文繁荣发达之时，其典雅的风格和严谨的语法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但这封所谓公元4世纪的书信的风格和君士坦丁时代的拉丁风格大不相同，它使用的竟然是充满了“蛮族言词”和粗糙词汇的拉丁语，这种拉丁语只是公元9世纪拉丁语和日耳曼语相结合的产物。显然，所谓君士坦丁书信是后来的教皇用来欺骗世人的道具。
影像深远
作为法国加洛林王朝的开创者，矮子丕平为儿子查理留下的历史遗产不仅仅是称霸西欧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有一个延续了1100多年的在西欧拥有重大影响的教皇国。此后，教皇和世俗王权之间的既相利用又相争夺的行为就成为西欧中世纪政治斗争的主线之一。
从历史角度来看，丕平献土迈出了西欧政教联盟的重要一步。矮子丕平与罗马教廷的结合，是实力与声望、新兴军事霸主与传统精神权威的结合，这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西欧的日耳曼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化，已逐渐适应了带有明显罗马特征的文化，而罗马的教皇和基督教也只有在日耳曼人的保护下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教权和王权的相互利用和联合，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和明智的选择，它有利于推动西欧社会的发展，日耳曼蛮族文化与罗马基督教文化的结合也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底色。
同时，教皇国的建立对于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罗马教皇风头很旺，成为影响欧洲政治力量平衡的重要一极，除了教皇本身的号召力，教皇国这个物质基础极为重要。“数世纪以来，法兰克人和教宗之间的联盟影响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政治和基督教进程，它通过向教宗提供可以依赖的西部盟友，取代了至今为其反伦巴第人唯一提供保护的拜占廷，从而加速了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的分裂。它创立了教皇国，该国直到19世纪晚期都在意大利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它向西部政权提供宗教支持，这种支持不断促成教皇和帝王之间的明争暗斗”。
此言不虚，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大分裂，西欧基督教称西方公教（天主教），东欧基督教称东方正教（东正教）。1077年的卡诺萨觐见，就是王权让步、教权胜利的突出体现，而14世纪“阿维农之囚”又反映了教皇受制于法王的尴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