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所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一直被公认为是所有出土金银器中等级最高、品质最好、制作最精的一批。一千多年的地下黑暗不仅没有遮掩它们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色泽，相反却更增添了它们的神秘与雅致。多少年来，大批的学者、艺术家和普通百姓都沉醉其中，一遍又一遍地欣赏那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佳作。在这二百余件金银制品中，狩猎纹高足银杯更是备受瞩目；当我们今天再一次端详把玩它时，不禁欣喜万分，因为除了更详细地观察了它深受西方影响的器形和由传统而来的狩猎纹外，我们对它的制作又有了进一步的新认识。
杯通高7．3、口径6厘米，重100．8克，由杯体、托盘、高足三部分组成。
杯体为敞口、圆唇，筒形腹。腹下由一托盘托住杯体。高足上部较细，中间有算盘珠式的节，下部为喇叭形底座。杯身通体以鱼于纹为地，上部一周突棱及下部一周条带将其纹饰分为三组：上部及下部均为波浪形缠枝纹，中部是器物的主题纹样狩猎图，描绘了两个狩猪场面：其一为一人骑马转身向后射箭，后面一人骑马向前射箭，两者之间为一头野猪。其二为一人在马上转身将弓挟在怀中，注视着身后，而后面的骑马者箭刚离弦，射中马前方一头小鹿，箭头己穿透鹿身，此鹿上方还有一头惊恐万状的鹿，前方则为一只正在逃跑的狐狸。托盘立面为一周二方连续的缠枝纹，底部为一八瓣莲花。高足中部算盘珠式的节上錾刻一周联珠纹，下部的喇叭形底座表面怖四朵桃形花结，器底刻有“马舍”二字。
这种高足杯是来自西方的一种酒器，杯体用来盛装液体，器足用以执手和放置。北京大学教授齐东方先生对此做过深人研究，他将唐代高足杯分为三型：A型杯体深，高大于宽，筒形腹。高足较细，中部大都带有“算盘珠”式的节。B型杯体浅，宽大于高，折腹或弧腹。C型杯体深，斜壁，花口形，高足较粗，底部多为花瓣形。这件狩猎纹高足银杯属于A型，目前所发现的外国实例中，与它形制最相似的是1912年黑海沿岸的彼尔塔瓦市郊出土的4件金、银高足杯。齐先生认为这种银杯最初应是罗马风格的器物，拜占廷时沿用，后由萨珊经丝绸之路传人我国。唐以前金银高足杯在我国很久己发现的几件，如1970年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中出土的3件鎏金铜高足杯和西安城郊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金、银高足杯等已被专家考定是西方输入产品，它们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与唐代高足杯有一定差异。唐代金银高足杯的数量明显增多，仅目前所见，收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唐代银高足杯已超过30件。而以铜、锡、石、陶瓷和玻璃等材料制作的高足杯更是多不胜举，如广西桂州窑址中一次出土了17件唐代青瓷高足杯，可见唐人很喜爱使用这种高足杯饮酒，这当然与唐代频繁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有关。但是唐代是一个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时代，它在崇尚和追求外来事物时绝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有选择地吸收和扬弃。这件狩猎纹高足银杯就深刻反映了唐代的这一文化特色，因为杯的总体造型虽取自域外，但其杯体特征却与南北朝以来的陶瓷杯一致，即直口、直壁、深腹。而且它的主题狩猎纹样也是传统的本土题材，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件高足杯是在拜占廷风格影响下，由中国工匠在中国生产的仿制品。
以狞猎场面作为器物的装饰题材在中国由来已久，在战国铜器、汉代壁画和画像石、魏晋砖画中都曾出现过。唐代由于统治者对狩猎活动的极度热衷与重视，狩猎纹也成为重要的艺术表现题材，在墓葬壁画、铜镜、金银器及石刻、陶俑中都有体现。这些狩猎图形象地反映了古代帝王贵族的狩猎生活，更成为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以及服饰、武备等各方面情况的线索。在这件高足杯的狩猎图中，四位马上武士的英姿印证了骑马射猎是唐代主要的狩猎方式；文献中有关马上骑射的记载很多，如《太平广记》卷449引《宣室志》载：京兆人林景玄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大唐新语》卷二记高祖在高陵骑猎大获等。图中的猎物主要有鹿、野猪、狐狸，而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的狞猎纹铜镜中的猎物为兔、野猪、鹿、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仕女狩猎纹银杯中猎物主要是虎、兔、鹿、狐。《太平广记》卷四五一引《广异记》讲，刘众爱“少时，好夜中将网断道，取野猪及狐狸等。”《朝野金载》讲武则天时将军李楷固“善用索……将猿鹿狐兔走马遮截。”《大唐新语》卷一记“太宗射猛兽于苑内，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箭射之，四发殪四豕。”等等，可以了解唐人猎获的主要动物就是狐狸、兔、鹿、野鸡、野猪、猿、虎、豹等。另外除了猎区内野生的动物以外，五坊里还饲养着专供帝王打猎用的狐、兔等。图中猎者均手持弓箭，说明唐代弓箭仍是一种重要武器。有弓就会有装弓的袋子。《旧唐书？李晟传附子听传》记有：“乃令兵士匣刃橐弓，休于野外，魏人遂安。”《旧唐书，令狐楚传》又记“咸令橐弓解甲，用为前驱，卒不敢乱。”文中的橐即指盛弓的袋子。有学者考证西安市城郊唐杨思勖墓出土的两件石刻武士俑、唐章怀太子、懿德太子两墓壁画中的狩猎图、仪卫图中的武士以及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骑马狩猎俑身上所背的弯月形物就是这种装弓的袋子——橐。而在这件银杯的狩猎纹中，四位猎者身上也都背有这样的弓袋，它们的斑点花纹清晰可见，应是以豹皮制成，其中一件还配有完整的兽头。从外型上看，它们与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骑马狩猎俑所背弓袋最为相似。懿德太子墓修建于神龙二年（706），这说明8世纪初期比较流行这种弓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将这件狞猎纹高足银杯时代定在8世纪前半叶是正确的。关于此类银杯的制作，以前的学者因为只能看到器物的外形，因而只是笼统地认为杯由杯体、高足两部分组成，如齐东方先生说：“（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杯体，……下部是器足，…高足的顶部很细，部分带有一个圆饼状的托盘。”韩伟先生说：“（杯的）高圈足上部为一小平盘，与杯身焊接相连，中部突出一团圆棱，下部为喇叭形状。”他们都将托盘划归到高足部分。这一次经过我们仔细观察，尤其是比较了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同是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一件银高足杯残件（藏品号：七一139）后，基本可以确定此杯应由三部分制作而成，即杯体为捶揲成型，后经打磨抛光，再望刻纹饰。托盘也为捶揲成型，并在中间留孔。高足中部的算盘珠节及下部的喇叭型底座则为一次制作，亦为捶揲成型。杯体与托盘为焊接，焊接口仅为托盘那窄窄的口沿，而且口沿截面呈内低外高的弧形，与杯底弧度恰好吻合，其制作的精妙由此可见一斑。托盘与高足则为铆接，即将高足上部的细管插人托盘的孔中，再将其端部捶打开使高足与托盘自然铆合，因此托盘在整件器物中实际起到了承上接下的作用，是一个独立的部分。而錾花的托盘口沿立面则正好遮挡了不好看的焊接口和铆接口，唐代匠人的奇思妙想的确令人惊叹2至于杯底“马舍”二字的含义，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器主名，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工匠名，不过一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1999年，西安市南郊雁塔区发现一座葬于武周神功元年（697）的唐墓，墓主人为姚无陂夫妇，墓中出土一件素面银杯，杯底錾刻“匠郑卿”三字，明确錾工匠名是第一次出现，它至少为“马舍”是工匠名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1970年发现的西安何家村遗宝，不仅仅是唐人留给我们的巨额财富，而更像是唐人留给我们的千年谜语。虽然多年来有关其中金银器具、贵重药材、宝玉珍饰、中外钱币等等问题不断有学者在研究、解析，但仍然有许多围绕着何家村的谜底没有揭晓。比如何家村遗宝的所有者是谁？他为何将如此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制作精美的珍宝匆匆掩埋？在何家村遗宝中为何还有大量末完成的金银、玉器呢？仅就银高足杯来说，除了这件刻划了狩猎纹的以外，还有两件素面的，那么为何还会出现一件没有杯体的高足器座？是丢失了还是本来就未做完？这一个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一再吸引着我们走进“何家村”，去尝试着解开这些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