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炮的父亲娶了媳妇生了子，仿佛好事到了头。就在马大炮还不到一岁的时候，被枪毙了。
他的罪名是私通国民党军队，通风报信，带路围捕共产党的草原游击队。枪毙他的时候，后背上插着的牌子上写着：国民党特务。连名字都没写，只在国民党特务上面打个红叉，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国民党特务草原深处地下联络员。脖子上挂一条绳拴着的三个空弹壳，这正好和事实相符，国民党兵给一只羊一枪，对空放了两枪。诱惑他带路时给的一个弹壳，文革草原突击队不知道，搜家的时候也只找到三个弹壳。举报马大炮父亲带路的牧民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国民党兵开了三枪，最让他痛心的是其中一枪把他家的羊打死一只，而且当晚就让国民党烤全羊了。
四个弹壳，三个陪葬了马大炮的父亲，剩下的一个就在当时不到一岁的马大炮手里紧紧握着。还不到一岁的马大炮根本不知道要隐藏罪证，是他父亲几天前就翻到了弹壳，拿出来一个给他玩。让他在地毯上抓来抓去，锻炼他的手劲和反应力，以备以后在草原上抓兔子擒羊。
这天，马大炮刚把弹壳抓在手里，文化大革命草原突击清算队的十几个人就冲进了家，还没等到把箱子砸烂，房顶捅破，就顺利地找到了三只弹壳。马大炮的父亲跟着三只弹壳五花大绑离开了家，就再也没回来。这是马大炮和父亲的最后一面，一脸恐惧的马大炮没有哭，手里紧紧握着弹壳，像一尊小型米勒佛打坐在地上，望着父亲被几个带着枪的一身草原色军装的人带出了家门。
马大炮的父亲喊叫着——我犯什么罪了！我犯什么罪了——回头看马大炮，这是父子俩最后相视的一眼。马大炮当时一直在看着父亲，也只是和对他母亲的印象一样都不在记忆中了，是后来听奶奶像故事一样讲述的。
马大炮手里的弹壳，在他父亲被带走后，就被苗兰花从手里抠出来。黑夜里，苗兰花把子弹壳深埋房后的草地里。子弹壳沉默七年后，终于有一天被马大炮无意发现。马大炮对子弹壳深深沉迷，竟去了解放军大炮靶场，偷了一个炮弹壳，重达十几斤。
枪毙马大炮父亲让草原突击清查队伤透了脑筋，也费了一些功夫。草原汉子不是那么容易降服的，他被关压的几天里，一直五花大绑着。他除了睡着的一会儿外，醒着就破口大骂，骂累了就喊叫着放他回去看儿子。草原突击清查队不得不打乱程序，取消了游行的环节，怕管不住他的嘴，直接枪毙了。
草原文明比农耕文明要落后，他们的经典文化里还没有太多对付犯人说话的方法，比如灌哑药、割喉什么的，最简单的方法住嘴里塞石灰的方法也没有学会。也许草原上都是帐篷或木草结构的房子，用不到石灰吧。简化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把审判大会也取消了。本可以公开的枪毙，弄成了暗杀，让本想看热闹的人唏嘘不已。
关押马大炮父亲的县城，比汉族聚集地的县城小，但管辖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这地方离马大炮的家近一百公里，骑着快马，也跑得一上午。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千里马，在人类文明发达后就没有了。也许是绝迹了，也许是退化了，只留传说安慰着一代代想有飞翔梦想的人们。马大炮的母亲和爷爷是骑着生产队圈养的和驴差不多的马来县城的。
他们办完手续，签了字，交给一毛二分钱的子弹费。钱是马大炮的爷爷交的，给了两毛，找回八分。马大炮的爷爷说啥也不要找零，以为儿子的命多花八分钱，好象也值得。公家人是公事公办非找不行，还说你这是侮辱我请你尊重我。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马大炮的爷爷只好收起八分钱。
他们跟五花大绑的马大炮的父亲见了一面，场面并不悲壮。他们没说三句话，马大炮的父亲就骂苗兰花，为什么不把儿子带来见一面。苗兰花说怕吓着儿子。马大炮的父亲说见不到儿子死不瞑目，还是骂苗兰花。苗兰花找公家人说情，看看能不能延期一天执行，回家把儿子带来见一面。遭到公家人的断然拒绝，才放声大哭起来。
刑场在县郊外一个民兵训练打靶场。地上的草已经被天天在这里摸爬滚打的民兵磨破，一片一片的只剩下枯黄的草根，像皮肤病人头上的癣。有几块铁皮牌子像哨兵似的歪歪斜斜站在周边，锈迹斑斑，上面的字依稀可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