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乘车离开库兹明斯科耶，来到两位姑妈让他继承的庄园，也就是他认识卡秋莎的地方。他很希望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处置这里的地产。
聂赫留朵夫到了庄园后，走进花园里想着心事。
“老百姓纷纷死亡，他们对死已不当一回事，因为经常有人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老百姓一步一步落入这种悲惨的境地，他们自己却未发觉，也不怨天尤人。而我们就认为这种状况历来如此，理所当然。”
现在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知道并经常提及，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唯一能用来养家糊口的土地被地主霸占了；他十分清楚，儿童和老人纷纷死亡，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吃，而之所以没有牛奶吃，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放牧牲口，又收不到粮食和干草；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的全部灾殃，或者说老百姓遭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享有土地所有权，靠老百姓劳动过活的人手里。老百姓渴望土地，由于缺地而死去，但土地又靠他们耕种，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又被卖到国外去，这样地主就可以给自己买礼帽、手杖、马车、青铜摆件等东西。这一点聂赫留朵夫十分清楚，就像不放马到牧场上去吃草而把它们关在围墙里，它们吃光围墙里的草就会消瘦，就会饿死一样……这种现象真是太可怕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存在下去。
必须设法消灭，至少自己不能参与。“我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他在最近一条桦树夹峙的小径上徘徊，同时想。“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和报纸都在讨论老百姓贫穷的原因和改善他们生活的办法，唯独忽略这种切实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不再从他们手里夺走他们必需的土地。”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的基本原理，想起当年他对它的信奉，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
“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不能成为商品，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人人都有权享用土地，享用土地提供的一切。”现在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一想到处理库兹明斯科耶土地的办法，就感到害臊。他在欺骗自己。他明明知道谁也无权占有土地，却还要肯定自己享有这种权利。他把一部分土地收益送给农民，但在灵魂深处他知道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今后他不打算再这样做，并且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那套办法。他心里拟定了一个方案，把土地交给农民，收取租金，并规定地租是农民的财产，由他们自己支配，缴纳税款或用作公益事业。这不是单一税，但在现行制度下是最接近单一税的办法。不过主要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当聂赫留朵夫把他的建议向农民们宣布了之后，并不要他们当场答复，而是劝他们同大伙商量商量，再来给他答复。
农民们说他们会去同大伙商量，然后再给他答复。他们告别了东家，心情激动地走了。
他们响亮的说话声，久久地从大路上传来，越来越远。但村子里农民们的谈话声从河上传来，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农民们没有干活，都在讨论东家的建议。全村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建议对他们有利，没有危险；另一派认为其中有诈，但不知道诈在哪里，因此顾虑重重。不过到第三天，大家都同意东家的建议，走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整个村社的决定。在接受东家的建议上，有个老太婆的一番话起了作用。她说东家在考虑他的灵魂，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灵魂。老头儿们同意她的话，这就取消了对东家行为有诈的忧虑。聂赫留朵夫在巴诺伏逗留期间施舍了不少钱，这也证实老太婆的解释有道理。不过，聂赫留朵夫在这里施舍钱财，起因是他第一次看到本地农民贫穷和困苦的程度，大为震惊，因此虽然知道施舍是不合理的，但还是忍不住散发了一些钱。目前他手头的钱特别多，因为收到了出售库兹明斯科耶树林的钱，还有出卖农具的定金。
老百姓听说东家对求告的人都给了钱，顿时就有许多人从附近各村赶来求他帮助，其中主要是妇女。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按什么原则行事，该周济谁，该给多少。他觉得既然他有的是钱，就应该周济那些确实很穷的求告者。不过，有求必应却是没有意思的。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走了事。他就赶紧离开这地方。
在巴诺伏逗留的最后一天，聂赫留朵夫来到正屋，清理房子里的杂物。在清理时，他在姑妈那个配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柜底下的抽屉里找到许多信件，里面夹着一张几个人合拍的照片，上面有索菲雅姑妈、玛丽雅姑妈、做大学生时的他和卡秋莎。卡秋莎显得纯洁、娇嫩、美丽、生气勃勃。从正房的杂物中，聂赫留朵夫只取走了信件和这张照片。其余的东西都让给了磨坊主。磨坊主通过笑嘻嘻的管家的介绍，以1/10的价钱买下这些东西，包括巴诺伏的正屋和全部家具。
聂赫留朵夫回想他在库兹明斯科耶时如何舍不得放弃财产的感觉，感到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现在他越来越感到放下包袱的轻松愉快，并且像旅行家发现新大陆那样觉得新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