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23日，在中国乒乓球队备战2008年奥运会战略研讨会上，最后发言的徐寅生，在开场白中首先夸奖了一番蔡振华：“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说这次战略研究讨会算是蔡振华上任的第一把火，这把火烧得好，看似务虚，却很务实。看来我们这些老将可以隐退了。”
而就在两天前从北京去青岛开会的飞机上，蔡振华在闲聊中也提到徐寅生：“虽然徐主任几年前就退居二线了，但因为他的为人和处事，他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始终都把他当成中国乒乓球界的领头人。”
看来“人走茶凉”的俗话，对于中国乒乓界是不合适的。
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超龄服役”两年多，徐寅生于2000年正式离岗。这之前，他在1999年国际乒联换届选举中让贤，不再担任国际乒联主席一职。对于徐寅生的“承让”，沙拉拉心知肚名，所以在成为国际乒联的第一把手之后，一直对这位前任主席非常尊重，聘以国际乒联顾问，一是因为徐寅生在国际乒联任职20多年，有着丰富的经历和经验，二是中国乒协在国际乒坛举足轻重。所以一些重大的事情和改革举措，他都会事先征求徐寅生的意见。
其实，第三任国际乒联主席荻村伊智朗也是如此，而他对中国人的信服和敬重，则要推溯到日本“乒乓王国”被中国人颠覆的北京第26届世乒赛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出色的组织工作，周恩来总理的高瞻远瞩以及对中日友好的重视等等，都给第一次来访中国的荻村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事隔三十多年后，对于中国第二次举办天津世乒赛，身为国际乒联主席的荻村先生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他多次抱病来到天津视察指导场馆建设和组织工作，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目睹第43届世乒赛的盛况。1994年12月，荻村先生病逝之后，瑞典的哈马隆德被推选为国际乒联主席。1995年10月，这位国际乒联第四任主席也因病仙逝，徐寅生当选国际乒联主席。
作为世界冠军和世界冠军队教练，徐寅生赢得过“智多星”的美誉。执掌国际乒联，他仍然是力主创新的“改革家”。从这以后，国际乒联创立和完善了职业巡回赛，新设了女子世界杯赛和世界俱乐部锦标赛，世界锦标赛也开始有了企业冠名赞助。通过近十年的磨合，国际乒坛的职业化和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1999年，民营企业——天津大维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个用重金为中国企业争得了世乒赛的冠名权，现在世界锦标赛的冠名权身价见涨，为承办者和国际乒联增加了一定的收入。
徐寅生还积极推动改用大球。这“两毫米的革命”从最早酝酿到2000年国际乒联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经历了荻村伊智朗、哈马隆德、徐寅生和沙拉拉四任主席。可见国际乒联改革之难度。
把世乒赛的团体和单项分开举办，早在荻村时代就有人提出来，但众说不一。反对者认为，有不少协会经费不足，一年参加一次世界锦标赛，既给协会带来了经费上的困难，又让运动员疲于奔命；赞同者认为，七项比赛一起搞，时间长，规模大，开支大，组织工作困难，只有少数协会有能力承办。徐寅生在任期间，深知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世乒赛将难以为继。但事关重大不宜草率做出决定，于是他采用了缓兵之计。然而，世乒赛是分是合，却因为一场战争，促使国际乒联加快了决策的速度。
1999年3月，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国际乒联不得已将原定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45届世乒赛易地改期。同年在荷兰举行了世乒赛的五个单项比赛，隔年，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世乒赛的团体赛。经过实践，世乒赛一分为二，利多弊少，得到了大多数会员协会的认可。在沙拉拉担任国际乒联主席后，国际乒联正式做出决定，世乒赛的团体和单项分开举行。
对徐寅生来说，没了国际乒联主席的头衔之后，反倒给了他自由。每逢奥运会和世界大赛，他都会得到国际乒联的邀请，以国际乒联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既可以和其他顾问委员一起“发发牢骚”，还可以向沙拉拉主席直接面陈意见。看球时，他更是体会到了不当官的好处，他经常坐在离中国运动员最近的地方，有精彩场面出现和中国运动员打出好球时，他可以放开嗓门大声叫喊，手舞足蹈，无拘无束。他还经常地给运动员喊上两句战术，当起了场外教练。“比赛期间场上教练不能乱说乱动，不然就要受到裁判员的警告和处罚。我不受裁判控制。”徐寅生说。“1991年千叶世乒赛，中国男队输给捷克队，名次降到第七。当时我在国际乒联参加会议，人在会场，心想球场。等我赶到球馆时，中国队已经输了。亚特兰大奥运会，邓亚萍和陈静争夺金牌，比赛打得非常紧张，我因为陪着萨马兰奇主席看球，要克制情绪。现在我可以像普通观众一样乱喊乱叫了。”每当说起这些，徐寅生给人返朴归真和解脱的感觉。
从体育部门领导岗位上退休后，徐寅生仍然对乒乓球情有独钟。在国内举行的乒乓球比赛，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还热心帮助组织群众性的乒乓球活动。国家队集训期间，他常到球场观看、了解情况。大赛前的动员会上，徐寅生的讲话最受欢迎，他把训练和比赛上的事情讲得那样透彻，既风趣幽默又切合实际，退休后，他的《乒乓世界》名誉主编的头衔，又恢复到1981年创刊时的主编，被他审校过的稿子，每页上都会留下密密麻麻的字迹。一向低调的中国乒协主席，只有在宣传《乒乓世界》杂志时，会变得唱唱高调，有时还会手里举着《乒乓世界》让人给他拍照。
对于参加过无数次国际性会议的徐寅生主席来说，1999年3月25日那天的国际乒联执委会是最特别的一次。对1926年成立的国际乒联来说，1999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世乒赛有了冠名，世乒赛因战火而改期易地，世乒赛的单项和团体第一次分家。
3月25日，漫长的一天——国际乒联执委会特别会议纪实1999年3月25日3月24日，科索沃谈判第一次搁浅之后，国际乒联会议宣布，把3月25日定为做决定的最后期限。之后，国际乒联执委会获得各国协会的授权，全权决定第45届世乒赛的举办问题。会议最后被确定为通过电话方式举行，电话会议的技术控制中心设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兼总干事沙拉拉在那里。
北京时间凌晨3点，北约开始袭击南斯拉夫。
北京时间18点57分：
渥太华方面开始呼叫世界各地的六名国际乒联执委，沙拉拉是其中比较辛苦的一位，此时那里的时间是早上6点。
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已经坐在北京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的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副主席汉斯·吉塞克（德国）和叶荣誉（马来西亚）分别位于马来西亚的两个城市，他们那里的时间与北京的一样。另外两名副主席尼日利亚的塞贡和瑞典的博格斯特罗姆都在欧洲，时间是中午。
北京时间19点整：
徐寅生宣布国际乒联执委会特别会议开始。他说，因为情况紧急，又是电话会议，所以今天先把主要问题尽快定下来。鉴于科索沃局势进一步恶化，他要求大家对延期举办世乒赛表明最后的态度。
执委们先后表态，一致同意第45届世乒赛延期举行，这个过程用了不到1分钟。
沙拉拉随后介绍了几天来的工作情况，国际乒联市场部的通斯特罗姆先生在美国迈阿密与一家电视公司交换了意见，试图重新寻找一个对世乒赛和电视公司都很合适的时间。在洛桑的国际乒联技术主任约迪·塞拉先生当天上午已经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通报了世乒赛的情况，后者表示，国际奥委会的立场是完全尊重国际乒联的决定。
10分钟后：
在讨论执委会正式声明的时候，塞贡提出，应在声明中加上“易地”字句，其他副主席均表示应尽快明确“易地”的意向，使下一步工作便于开展。
徐寅生表示同意，“延期并易地”的字样出现在最终的声明中。
沙拉拉随即向执委们通报了已经提出申办的国家，包括欧洲的荷兰、克罗地亚和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这时，马上有副主席提出，如果比赛改在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举行，是“对南斯拉夫的侮辱”，建议避开这一敏感地区。
徐寅生的发言终止了这一话题。他提醒大家，还有半个多小时，原定的抽签仪式就要开始，应立即把国际乒联的决定通知南斯拉夫方面。他同时请沙拉拉继续征求意见，还有哪些协会愿意承办第45届世乒赛。
北京时间19点20分：
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出现在已经等候多时的记者面前，宣布了第45届世乒赛改期易地的消息。
北京时间19点30分：
中国乒协的传真机上出现了从国际乒联总部发来的正式声明，此时距南斯拉夫方面预定的抽签仪式还有整整30分钟。徐寅生的讲话被一名工作人员打断，说主持抽签仪式的国际乒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姚振绪从贝尔格莱德打来电话，那边负责抽签仪式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到位，交谈大约持续了10分钟，徐寅生请姚振绪转告贝尔格莱德组委会和南乒协负责人，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国际乒联执委会决定世乒赛改期易地，这是迫不得已的决定。国际乒联非常感谢南政府和乒协为世乒赛所做出的努力。
回到会议室，徐寅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第45届世乒赛改期、易地，对国际国内各种比赛及各队运动员都有影响，最好今年把团体和单项都解决了，因为这涉及到奥运会选拔，国际乒联排名靠前的部分选手可直接进奥运会，其中有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团体打了，单项没打，名次怎么排？”
“世乒赛规模大，赛期长，举办一次不容易。这次临时改期、易地，情况特殊，还要考虑承办地提出的时间、赛场和接待条件，此外，还要考虑电视转播等问题。国际乒联要权衡、比较后再做决定。”
“世乒赛的比赛方式很可能因为这次改期易地而发生变化，为了减轻主办国的负担，有可能把团体比赛和单项比赛分开举行。有可能今年先在欧洲搞单项，明年再在亚洲搞团体，这也是为今后的世乒赛改革做一次尝试。”
19点50分：
新闻发布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