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的重要》是王尔德倾注了其全部才智的代表作，不细读其原文，是根本无法体会那份“拍案惊奇”的；就如我的老翻译家朋友所言，无人能够把那份“睿智，幽默和挖苦”全部翻译出来。纽约大学教授泰特尔（NathanTeitel）如是说：“一路读下去，那喜悦就像是打开的香槟里的泡沫那样朝我涌来……”
有位旅美华人评论家摆出权威的口吻说：“王尔德的唯美，根本不知道美为何物。”且慢！美不美，要“以诗论诗，以文论文”。猜想那位评论家该是没有读过王尔德的原文吧，否则，以其才气断不会说出如此武断的话来。宇宙之大，品类之盛，何况人乎！什么样的奇迹不可能？莫扎特为人浮夸，却创作出那么多纯而美的音乐来；录其语：“我这个人很庸俗，但我的音乐不庸俗。”王尔德亦然，其张狂轻薄的外表不妨碍他以简美流畅的文字创作出充满睿智幽默也极为深刻的社会戏剧。
以高超的英语文学造诣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家邱吉尔曾经被人问及，来世愿意同谁订交倾诉衷肠，他毫不犹豫地回答：“OscarWilde！”那位才气横溢的评论家自认为能够超越邱吉尔吗？
拉雪兹墓园里也有很多纪念和象征性的壁墓，其中最熟悉的是玛利亚·卡拉斯。歌唱家里被冠以“伟大”字眼的不多，卡拉斯是为数不多的例外。
欧洲人对墓园都有一份亲近感，不像华人有所忌讳和迷信。拉雪兹墓园在市区，所以它也是巴黎市民、特别是老人们常去休闲和读书看报的地方。每次，我都会遇到有人在墓园内作素描或油画，也常常看到有人捧着一本书在静静阅读。这里非常宁静，这里的人们都珍惜这份宁静。
艺术败笔蓬皮杜中心
巴黎是美的，无论从哪个地铁站走上地面，看到的都是十九世纪中叶拿破仑三世改建后留下的奥斯曼风格的建筑，虽然得不到所有巴黎人的认可，但大致还称得上赏心悦目。然而，在巴黎往往也可以看到一些叫人哭笑不得的东西，因为巴黎人有容忍败笔的气量。在我遇到的所有曾经到访过巴黎的朋友里，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蓬皮杜中心是巴黎的头号大败笔。
如果从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出发，朝北过圣母院桥进入塞纳河北岸的巴黎最高档区笔直朝前北行十分钟，就可以在路西侧见到一座高大的、像是没有完工的现代化“石油化工巨型厂房”。该大厦四周布满了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各种管道，还有许多灰色粗大的通风系统和许多好像是尚未拆除的“脚手架”之类的金属框架。显然，高污染的“石化企业”是不可能建在巴黎的正中央的；原来这是一座标新立异的“艺术杰作”——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其设计师为意大利人皮亚诺和英国人罗杰斯。这到底算是艺术还是在开玩笑？不过想想，如果巴黎只能容忍“大革命”的政治家们胡闹，而不能容忍艺术家们胡闹，那岂不是太不公允了么！事情还往往如此：艺术上，也包括政治上的小胡闹，往往会遭到反对和呵斥；索性是故弄玄虚的大胡闹，索性让皇帝不穿衣服，倒反而会有人大加追捧。
一些现代的建筑师，既没有老一代建筑师的文化艺术底蕴，又没有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耐心，更没有维护古城整体协调的那份历史责任感。他们强调的只是自己的所谓个人风格而一味地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这个艺术中心的外表虽是败笔，其内部倒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开放式图书馆，还有现代艺术画廊等，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第二个败笔也许会多些争议，就是卢浮宫广场上贝大师设计的玻璃金字塔。这现代时髦的玻璃金字塔同卢浮宫的建筑极不协调，更破坏了卢浮宫那古建筑的典雅和庄重。
也有人把埃菲尔铁塔也排入了败笔的行列。到巴黎多了，慢慢也认同了这一点。这座大铁塔是为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而建造的，把它作为会场的入口。这在当时就遭到普遍的、特别是巴黎民众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个大铁架同整个巴黎的格局太不协调。但慢慢地人们也就习惯了这个既成事实，从丑陋之中也体味出了几分美来：铁塔从远处眺望，特别是其夜景，还是不错的。然而，在大白天走到其身下，抬头望见那零乱的铁架，犹如一大堆笨重而高耸入云的废铁，就乏善可陈了。不仅如此，它还阻挡了从开阔的夏乐宫（PalaisdeChaillot）朝南眺望出去的视线。
我一点不在乎这个庞然大物，宁可多看几眼萧邦和王尔德墓前的几朵小花。
被缪斯怠慢的国度
来到巴黎才真正体会到法文的重要，不懂法语在此寸步难行。每个民族甚至于地区都会为自己的语言文字而骄傲，这很自然；但法国人对于法语的那份执着和自豪感则表现得尤为外露，甚至于有点过分。
人道是，法语为最优美的语言。按理，最优美语言的国度应该是诗人辈出的国度。然而我到了巴黎，才发现自己居然说不出一个法国诗人的名字。
看来，虽不能说法国没有诗人，但法国毕竟没有出现过像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那样的伟大诗人，也没有出现过像拜伦、雪莱、济慈、席勒、海涅、泰戈尔那样的杰出诗人。
据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精确的语言，所以许多国际会议的公约、文件都必须有法文的版本存档。从语言角度看，太精确的语言，适合于描写——难怪出了个普鲁斯特，却不利诗歌。记得有一位语言学家曾经说过，越是丰富而成熟的语言，越是会包涵更多的不规则。英语特别不规则，但英国恰恰出了最多的诗人。
法国最了不起的诗人恰恰就是大名鼎鼎的雨果（VictorHugo，1802—1885）！大家往往只知道他的小说，而忽略了他的诗歌；更可能是，他的小说太出名，以至于掩盖了他在诗歌上的成就。其实，雨果在十四岁时就已经是一位丰产的诗人，终其一生都是一位诗人。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AndrGide，1869—1951）称雨果为法国“第一诗人”。可惜我读他的小说多，诗歌却少之又少。雨果最著名作品是《悲惨世界》，而我更喜欢《九三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人道主义高于革命原则。
其实，一项简洁的数学公式，也像是一首诗。不禁让我想起一位了不起的法国诗人：数学的缪斯笛卡尔（RenDescartes，1596—1650）。他的传世名言“我思，故我在”——原文为拉丁语“Cogitoergosum”，是一首最短最美的诗。笛卡尔不单单是伟大的数学家，也是物理学家，更是哲学家，是十七世纪斯宾诺莎、莱伯尼兹的理性主义在法国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笛卡尔坐标系是科学史上了不起的大发明，把几何学和代数学结合到了一起，变为富于诗意的解析几何，从而开启了可以用数学来描写和解析空间的时代，例如：
x2+y2=r2
一个半径为r、圆心在坐标原点的圆，可以被表达得如此简单明了，很像一首短诗。
莫把谎言带进先贤祠
拉雪兹墓园是巴黎最大的墓园，而先贤祠（Pantheon）则是最让人肃然起敬的特殊墓地，有人称之为“伟人公墓”。然而，拉雪兹墓园却远比先贤祠有魅力得多，可以让我一次次地光顾而乐此不疲。先贤祠则是我最后一次到巴黎时才去补的课。个中原委，不仅因为先贤祠的气氛过于凝重，更因为我对入葬先贤祠的标准和条件实在是太不理解，不敢恭维。在这里，似乎也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式的伟大和胡来。
在法国大革命前期的1791年4月4日，制宪议会通过决议，将圣女热内维耶伏教堂改建为先贤祠。就在这一天，大革命著名的鼓动家和演说家米拉波（ComtedeMirabeau，1749—1791）被葬进了这里的墓堂。这是他去世后的第三天，米拉波成为入葬先贤祠的第一人，也是建祠以来入贤最快的人。但他也是从这里被驱逐出去最早的人，因为人们很快就发现，原来这位大革命家在暗地里和王室关系密切，并接受过王室的大量贿赂。虽然不至于“开棺戮尸”，但终究于三年后挖出并驱逐之。先贤祠一开头就选贤错误，出师不利。
历史上入葬这里后又被挖出和请出去的共有四人，其中包括大革命高潮期间著名的平民造反派、雅各宾党领袖、后被人谋杀的马拉（Jean-PaulMarat，1743—1793）。他于1794年入葬后不久就被移走。理由听起来很滑稽：安葬于此不符合其平民精神。在往后的动乱岁月里被人挖走而失踪的又有两人。这样，到现在这里已经入葬了六十九位对法兰西民族作出过“非凡”贡献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建筑师，唯独没有音乐家。
在雄伟壮观的新古典式建筑的正面上方，镌刻着“伟人，祖国感谢你们”的文字。里面的大厅富丽堂皇，庄严肃穆。先贤们的灵柩或骨灰瓶（其中有六位只留下了心脏）被安置在底层的地下墓室（Cript）里。地下墓室有四翼墓区，墓道都呈十字形。在这倡导人类平等的国度里最具崇高地位的先贤祠内，先贤们自己就没有享受到平等——人的贡献的确有大小之分：有多人墓室，双人墓室和单人墓室。伏尔泰、卢梭这对宿敌则特享殊荣，各有单独的墓室，而且位置显要。
伏尔泰的棺木上写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的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墓室前有他昂首挺胸的立像。伏尔泰是我敬重的法国人，尽管他爱财，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无可非议。
卢梭的棺木上则写着：“自然与真理之人。”太好了！这位缺德的伟人把真理带来了这里，把天花乱坠说不尽的谎言留在了杨树岛上的空穴里。卢梭的棺木上刻有手握着的火炬，他的思想照亮了别人，却照不到阴暗处的自己。
奇怪！既然马拉安葬于此不符合其平民精神而被移走，那么最标榜自己代表平民精神的卢梭，为什么留在这里？
雨果和左拉合用一个墓室，看了很不是滋味；雨果完全有资格独享一间墓室。更不可理解的是，几年后这里居然又挤进来一位俗不可耐的大仲马，把雨果的墓室降为三居室。
虽然布鲁塞尔大广场边的一块门牌，曾让我想起了雨果的小小不检，但一叶不遮光辉，我对他还是情有独钟。五十年代后期，在反右紧接着大跃进的风声鹤唳中，我开始偷读雨果的作品。现在想想还觉得不可思议，在那样的环境下居然还能够有时间偷读许多“坏书”，会经历如此大反差的文化生活。我至今对当年被斥之为“阎王殿”的文化部还心存一份感激之情，当年许多图书馆里还能外借那么多的“坏书”！在农村劳动的稻田里休息时，居然还有人在争论着雨果的《九三年》，争论着那个布列塔尼亲王，那个反革命的却又舍身救人的朗德纳克侯爵，争论着到底在革命的最高原则之上，是否还有一个更高的人道主义？
让人心悦诚服的是，居里夫妇在先贤祠中独占一室，位置突出。居里夫人是惟一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卓越科学家，也是有史以来大科学家里唯一的女性。她不仅业绩伟大，更是人格高尚；同牛顿、卢梭那种思想伟大、人格低下的例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曾经以她对于科学家朗之万的恋情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但那是纯洁的感情。爱因斯坦曾说，在他所知道的著名人物里面，居里夫人是惟一不为盛名所毁的人。
入葬先贤祠的标准原应是严格的，都要经过国民议会长时间的反复讨论研究才能通过。令人诧异的是，大名鼎鼎的狄德罗居然没有被请进来，也没有柏辽兹、巴尔扎克和乔治·桑，更别说莫里哀和莫泊桑了。话得说回来，若真要把乔治·桑请来此地，那必定是大大地违背了她的心愿：她要的是“绿的”，绝不是这让她会感到窒息的地窖。
更让人诧异的是，这里又多了一位谎言家。1996年法共元老和政治大滑头马尔罗16居然也被请了进来，据说是以“伟大作家”的名义。我和许多老朋友都觉得太不可思议，竟然假话说尽的马尔罗会比巴尔扎克更了不起。把马尔罗请进先贤祠，是又一个大败笔！一个将笛卡尔、狄德罗、柏辽兹、巴尔扎克排除在外，却请进了大仲马、马尔罗的先贤祠，在我心中的分量就大打了折扣！
不过，先贤祠毕竟还是给了我一个好的启示，从这里可以看到法国社会对两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明确而无声的评价：大革命中一个个叱诧风云的人物，没有一位被请了进来，连卢梭的弟子、大名鼎鼎的罗伯斯庇尔也不例外。这让我由衷的赞赏和宽慰，说明暴力、专制和恐怖不得人心。
走出先贤祠，想说的还是这么一句话：让里面留住光辉！莫把谎言带进先贤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