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19日，665团团长张绍骞在师部开完会回来，召集全团连以上军官开会。洪图应邀参加，张团长讲：“现在放着两条路，一条靠中央，一条靠八路，如果后者，谁给我们发饷？四川万县百十家子谁来养活？我们还得靠中央，又讲万旅长太红了，他还当旅长，对本师不利，我们劝他不要干了，他已递了辞呈，不回来了，你们要掌握好部队，不要出乱子。”全场肃静，面无表情，散会时，张团长留下洪图说：“从师部回来时，陶参谋长交代：宣传队的人全部调回师部，你们料理下，就回师部去吧！”当时665团距师部驻地有两日行程，洪图说：“我们还有些事，停两天走行不？”张团长犹豫下说：“你们自己决定，团里就不派人送了。”
洪图曾问管团附：“是不是万旅长病了？”管讲：“什么养病，被扣押了。”洪图问他怎么办？他冲口而出：“逼上梁山。”
洪图和小组成员们讲了，大家心情郁闷，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洪图一行五人，走了两天，返回师部驻地朱磨村，在路上，他一度想逃跑，但他没有把握，自己安全了，大伙呢？会不会累及大伙，只好硬着头皮回去了，进入宣传队大院，门口站着哨兵，这就失去自由，周丕炎见面后高兴地说：“各团的人都回来了，就差你们几个人，担心你们跑了，私通八路的罪名就要加在我们头上了。”
宣传队二十余人，全部关在一个大院里，前后院七八个房间全住满了，洪图一行人在一间大房子里打地铺休息，洪图见到夏红英，她问：“你们怎么回来那么晚？”她讲661团几个人返回的情况，由持枪的两个士兵押送回来的，像犯人一样，怕他们跑了，洪图讲了他们回来的情况说：“看来张团长还算念旧情，放了我们一马，没有派兵押送我们回来。”夏红英问：“我捎去的信收到没有，你这个人真懒，连封信也懒得写，薛秀可受不了，她想你都想疯了。”洪图说：“真对不起，叫你们惦记着。”洪图又见到薛秀，她讲2月17日晚上，关参谋到队部，对周丕炎讲，外面有行动，你们宣传队的人不要出去了，免得不安全。接着大门口就站上岗，周丕炎对大家讲：要镇静，宣传队光明正大，没什么可怕的，为了避免麻烦，有什么不妥当的书刊，那就烧了吧！许多人烧报纸、烧书刊，东厢房厨房的大锅烧了一锅水，开水咕嘟嘟直响，灶堂里还续书刊进去烧，几乎烧了一宿，薛秀说：“哥，你知道我不问政治，手头空空，用不着担心受怕。”洪图说：“不求进步，还好意思说。”
从各团返回的情况各有不同，662团比较友好，孙立基团长接到陶景奎的电报，通知宣传队员到师部集中，他把电报交给孙卜菁阅看，向他简要讲了事变经过，由他自行返回师部，不派人送，一路要注意安全。孙卜菁和孙学仁连夜把来不及处理的书籍埋在马庄住处，不料一场春雨，埋书处土壤下陷，房东挖出所埋书籍，转交团部，幸运的是，它被孙立基团长扣留，未落入国特手中，邹强等人在666团就不那么幸运了，因清理不细，被搜去民主妇联的一本小册子，幸运的还是665团，他们没被搜查，也没有押送，返回师部，未被检查，还偷偷地带回两支手枪，一支是邰曼伯的，另一支是董钧的。宣传队队部，因早做准备，及至搜查，除炉灶里烧光的灰烬外，一无所获。
同期被扣押的，还有抗演六队，新调来顶替王维平的曹健华，译电员张苏平，电台台长李政宣等人均被扣押。仅每日抄写新闻稿的宋景龙尚能自由活动。
周丕炎召集各团负责人开会，分析形势，周丕炎说：“抗演六队女队员小姜疏通哨兵，偷偷进了院子给我们通风报信，说他们得到消息，要将抗演六队和宣传队一起押往鲁苏战区处理，抗演六队领导认为，他们有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的招牌，到战区仍有活动余地，而宣传队就不同了，无社会关系，要吃大亏。因此，宣传队争取就地处理较好。大家研究，宣传队在111师土生土长，与部队关系密切，在111师可以玩得转，到战区就玩不转，一致同意抗演六队领导的意见，采取一切措施，争取就地处理，决不去鲁苏战区任人宰割。
果然如此，国民党政治部派人送来通知，即日出发，送往鲁苏战区政治部，周丕炎当即拒绝这一通知，接着师参谋处来了两个参谋传达陶参谋长的指示，要宣传队执行师政治部的通知，周丕炎、孙卜菁、邹强据理力争，双方谈崩了，两个参谋一副无奈的心情走了。
为了宣布拒绝前往鲁苏战区的正义立场，由孙卜菁起草了一份致陶景奎书，大意是：我们这一批爱国青年，是为了抗日救国，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不拿薪饷，不受官阶，背井离乡，跟着111师共同战斗了三年多，这是广大官兵有目共睹的，我们爱国有理，抗日无罪，如果你们信不着我们，可以解散宣传队，我们回老家去，不会干八路，更不会当汉奸，决不去鲁苏战区总部，署名是全体宣传队员。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就是宋景龙借故来宣传队说的，他已冒险去了坪上镇，转托一店老板向八路军捎信，告知111师政变情况，包括宣传队押送总部的情况。他估计：八路军会在押送途中伏击，掩护宣传队逃跑。这一信息给一些人带来侥幸心理，在各团负责人会议上，就有人提出：万一被迫押送，应组织突击小组，与伏击的八路军相呼应，掩护大家逃跑。周丕炎赞成这一提议，邹强、孙卜菁则表示怀疑，认为没有把握，太冒险了。
会后，周丕炎与洪图商议，要他动用665团带回的两支短枪，在适当时机，掩护大家逃跑。洪图接受任务后，就与原665团的宣传队员李复炎、陈信南、董钧、邰曼伯商量，这些小伙子个个热情高，勇于承担突击队任务。研究了一些方案，如中途住宿时，乘其不备，缴了哨兵的枪，发出口令，掩护大家选择路线逃跑。再就是对宣传队不可靠人员，如小李之类，要有专人监视，防止泄密等等。
周丕炎忽然接到指示，也是宋景龙转来的，宋景龙利用关系，探访了在通讯连扣押的曹健华、张苏平，反映了情况，曹、张研究后，不同意采用暴动逃跑的决策，认为这样太冒险，后果难以设想，要宋景龙设法转告：要采取其他办法争取留师处理。周丕炎立即召开各团负责人会议，决定背水一战，动员宣传队全体队员，开展绝食斗争，以必死的决心，要求111师反动当局收回押送宣传队去总部的乱命，周丕炎要洪图起草另一份致陶景奎书，也是一份誓死捍卫自由的宣言书。
洪图于午夜写好致陶景奎书，他到前院找周丕炎等人过目，同意后持信返回后院，这时，夜深人静，春寒料峭，他匆匆迈入前院过道时，闪过来一条黑影，猛然抱住他，黑暗中看不清人，嘴巴喷来的气息使他辨清，那是薛秀，“呀”一声尚未吐出，他已被火辣辣的嘴唇封住，一条火热的舌头塞入他的口中，吮咂得失魂落魄，她不安地扭动着、喘息着，她低声说：“小洪，我好想你。”后院北屋有什么动静，他俩松开臂膀走开了。
天亮了，许多人起床漱洗，工兵营一连连长穆占鳌带了几个兵，威风凛凛地到了大院里，大声嚷：“上级命令你们立即出发，如不听命令，两个弟兄架一个，不走也得走。”嚷了一阵，也没人理他，十分无趣地走了，形势危急，洪图找原班人马商议，议论未完，就得到通知，到大房里开全体队员大会，墙上挂着烈士陈瘦秋的遗像，屋内鸦雀无声，由孙卜菁动员，他回忆义勇宣传队的历史，一群爱国青年在南通组织起来，其后随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历经艰险，无怨无悔，现在遭到陶景奎之流的迫害，剥夺我们抗日救亡的权利，更要送往鲁苏战区的集中营，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指着烈士遗像，说我们深深怀念革命烈士，要学习烈士精神，以绝食斗争去维护我们的尊严，坚持我们的要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慷慨陈词，泪流满面，全场为之动容，不少人泣不成声，一致通过决议：即日起宣布绝食斗争，包括个别走狗，如小李之类。也不敢表示异议，洪图当众宣读了《致陶景奎书》。
陶公参座钧鉴：
日前关、王二参谋来队传达钧命，即日起登程前往鲁苏战区，听候处理。此乱命也，碍难接受，吾等乃莘莘学子，热血青年，有感于东北军孤臣孽子披甲还乡之宏愿，投笔从戎，于今已三年矣！转战苏皖，进军鲁南，教歌演剧于战地，演讲宣传于街头，鼓舞士气于火线，救死扶伤于战场。吾等已与全师官兵同生共死，血肉相连，情深意重，天日可表。不料流言肆虐，竟以莫须有罪名，集体扣押。尚未还我清白，即欲置之于绝地。夫事莫大于忠信，人莫贵乎尊严，经全体队员一致决议，即日起宣布绝食，以必死之心，争自由之权。吾等生而投百十一师抗日救亡，死而为东北父老尽忠守节，参座之知可泯，部属之志难移。永别矣！夫复何言，专此顺请。
戎安！
义勇宣传队全体队员谨上
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悲愤壮烈，铿锵有力，一致举手通过，念完坐下时，不知何时，薛秀竟挨在身边，她的手在暗中压住洪图的手，一股暖流传送给他，不时转首注目，给以会心的慰藉。
第一天绝食，陶景奎置之不理，忽然传来《抗演六队队歌》的齐声合唱，这是双方约定的出发暗号，抗演六队被押往鲁苏战区了，大家立时集合，齐声合唱高尔基的《囚徒之歌》，为共同斗争的战友送行，第二天绝食，一些队员眼睛红红的，无精打采，直冒星花，房东家难过得直哭，做了几次饭，没人吃一口，陶景奎派人来劝说复食，宣传队坚决拒绝，不答复要求，宁死不屈，第三天绝食，许多人支持不住了，或倚或躺，气息奄奄，洪图一点不感到饿，就是迈不开步子，走路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堆上，宣传队绝食消息不胫而走，不少人同情宣传队遭遇，终于有几个正直军官面见陶景奎，要求收回成命，师部附近的662团团长孙立基也给陶景奎传话，说宣传队是我们从南通带出来的爱国青年，和111师有感情，不愿去战区，何必硬逼，要是逼死人，影响太坏了，陶景奎迫于舆论压力，就把周丕炎找去，同意收回成命，假惺惺地说：“那封信是洪图写的吧！写得那么凄切，读不下去。”大院房东一听复食，喜笑颜开，煮了一大锅小米粥，抹着眼泪说：“可怜见的，快吃吧！”
夏红英对洪图说：“你那封信写得好，义正辞严，很有感情，把陶参谋长都打动了。”薛秀说：“那还用说，我哥的文笔就是好。”薛秀又说：“我是准备饿死的，断气之前，我要抓住我哥的手，我会安心地走的。”夏红英说：“最好你俩抱得紧紧的，那有多浪漫。”薛秀说：“是啊，我怎么想不到，那样死该有多亲密！”
陶景奎尽管收回成命，迫害又进一步展开了，他把大多数人调出大院，另作安置，大院里仅留下主要骨干7个人，由师政治部主任龚晓清，师军法处长侯小鲁分别审问，每审问一个，即送直属连队分别关押，最后仅剩下一个人，就是洪图，没有提审，因审问一无所获，失去兴趣，又全部放回原来的大院软禁，割断主要骨干与广大队员联系，寻找突破点，达到迫害目的。洪图很纳闷，为何不提审他，七人委员会成员中就他一人幸免，是龚晓清断定他没有问题，还是另有图谋？
关押在一起的宣传队主要骨干7个人，他是周丕炎、邹强、孙卜菁、王悟民、王英才、杨奇英、洪图。这里面有4个共产党员。即周丕炎、邹强、王英才和洪图。有的是上下线关系，有的同在一个支部，嘴上不说，相互间亦心知肚明。几个人经常在一起闲谈、聊天。邹强告诉洪图，他接到家信，说徐惊百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治病，徐惊百见到你的女朋友小许，据说在法租界《华报》馆做事。洪图大吃一惊，许雪华怎么跑到上海去了，百思不得其解。周丕炎是湖北人，对1927年国共分家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些趣闻轶事，知之甚多。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共产党人，为了掩护身份和一个思想进步的女青年扮作假夫妻，在国民党的一个核心单位里工作，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哪知日久生情，扮作假夫妻的女青年，按捺不住爱火，要求进一步发展关系。而这位党员党性极强，拒绝了她的要求，这女青年恼羞成怒，不经意间，暴露了男方的政治身份，结果男的被捕遇害，女的悔恨自杀。这一故事给洪图很大的冲击，他想他和薛秀之间所发生的情感，有无此类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