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书上，戏曲里，演义中，我们看到的曹操常常是阴险、奸诈、多疑的。然而，这远不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至少加入了人为的演义。他对人才的爱惜与渴望，以及他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的制度同样是非常突出的。为留住关羽这位超重量级人才，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既封官，又许愿。可以说，一位领导者能够采用的一切挽留人才的办法，他都采用了。他的诚意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后来曹军在赤壁之战后败走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使他逃过了一劫。在用人上，曹操打破豪门士族的小圈子，不论出身，唯才是举，把大批出身庶族寒门的人才罗致自己的手下，形成了“文武并用、英雄毕力”的盛况。不仅政治人才军事人才他兼收并蓄，就是一些很难伺候的文人们，也被他吸引到自己的麾下，服服帖帖地为其服务。以“建安七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就是他一手培育起来的。在他们父子三人的大力提倡和亲自参与下，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建安文学”。所有这些，都是他同时代的刘备、孙权之流无法比肩的。
他的诗歌《短歌行》就是他的人才宣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寓意深沉的诗句，是他渴望人才的自然流露。人才来了，他欢快地唱道：“呦呦鹿鸣，食“之苹。我有嘉宾，鼓琵吹笙。”人才未到，他忧伤地唱道：“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发现人才的所在，他禁不住“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淡宴，感念旧恩”。面对天下人才，他郑重承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确实也做到了，共患难、同富贵，对人才从来不吝啬高官厚禄。
和曹操相比，他的后继者曹丕就差得多了。他一改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良策，接受陈群的建议，确立了“九品中正制”，使统治集团固定化。在这种体制下，形成了新的士族，扩大了社会等级隔阂。从此以后，由创业到守成，曹丕的进取心弱化了，选才用人的视“也狭窄多了。曹魏政权渐渐由基本上代表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逐步转向大地主阶级。此举扼杀了其父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
在丢掉了曹操长处的同时，曹丕却把其父性格中的弱点继承下来，猜忌功臣，并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发展到一种极致，这在曹丕对待他兄弟们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曹操一生共养育25子，除曹昂早逝，曹冲短命以外，还剩下23个。曹丕继位后，立即把他们打发出京，并命令他们：不得擅留京师，不得随意行事，不得离开封地，不得互通音讯。同时，他还给每一位兄弟配备专门的监国使者，对他们的言行严加督责，稍不如意，即奏其过失，弄得兄弟们人人自危，如履薄冰。对生性刚毅威猛的曹彰，他不惜用毒药将其毒死。对于和他有太子之争的曹植，他更是无所不用，让曹植一生都在郁郁寡欢中艰难度过。曹丕人才政策的结果，使得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曹魏集团变得门庭冷落，对曹姓诸王的压制和打击，更直接地动摇了他的统治基础。最后，等到司马氏集团起而攻之，竟然不费吹灰之力，悲夫！
如果说，曹操性格的弱点是那个动荡混乱、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话，曹丕在相对稳定的背景下采取的做法，则更多地暴露了他自身性格上的嫉贤妒能和缺乏自信。
由此看来，人才政策的优劣，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又显示着领导者的人格与胸怀。
汉景帝刘启
周勃曾经跟随刘邦东征西战，战功卓著，后封为绛侯。周勃死后，其长子周胜之继为侯爵，但因罪被除。汉文帝乃择周勃庶子中贤德的人，众皆推崇周亚夫，乃封亚夫为条侯。
汉文帝临终时，训诫太子刘启说：“假如有急事，周亚夫是真正可以付与统兵作战重任的人。”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
汉景帝三年，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当时叛乱军队力量十分强大，并且叛军有很好的后勤保障，因为吴王濞所在的吴国地处东南膏腴之地，不但物产丰富，而且还有产铜”炼之业。其他各诸侯也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吴、楚早有叛乱之意，军队也训练有素。相形之下，汉代天子的力量反而不及吴、楚。敌强我弱，叛乱军队很快占领了大片地盘，形势万分危急。汉景帝刘启想起乃父临终的嘱咐，马上任命周亚夫为太尉，东击吴、楚。周亚大出发前，对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请求让梁国先吸引他们的主力，我先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战胜他们。”周亚夫用此计果然平了七国之乱。但功勋太高，因而跟景帝有了介蒂。
有一次，景帝在皇宫中没事，宣诏条侯周亚夫进见，赐食。孤单单地在餐桌上摆下一盘大块肉，又没有刀具可将肉切碎，甚至连筷子也不摆。周亚夫心不平，回头叫宫中尚席官去拿筷子。景帝视而笑曰：“这些不能令君满意吧？”亚夫免冠谢。景帝站起了身，条侯周亚夫“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这个人如此心怀怨恨，断不肯做我少年皇帝的下臣！”
没过多久，周亚夫的儿子为了替年老的父亲预办后事，便违反规定，到国家工官尚方署买了甲盾五百副，准备殉葬之用。后来有人借此事告周亚夫想兴兵造反。景帝知道此事后，便把此事直接交给一般狱吏办。吏簿责条侯，条侯周亚夫心想自己乃高贵出身，便不搭理狱吏。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便叫把亚夫解到廷尉处。廷尉责问周亚夫说：“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这真是欲加之罪，问患无辞。周亚夫被下到狱中，周亚夫因绝食五天，呕血而死。
这样的例证还很多，像隋朝的高颖，既是开国元老，曾助隋文帝杨坚篡周；又是建国重臣，曾为恢复战乱后隋朝的经济和社会正常秩序，作出过巨大贡献。他担任宰相20年，终于使隋朝江山稳固。这时，隋文帝便听信独孤皇后等人的谗言，罢免了高颖。并且还厚颜无耻说：“自从我罢了高颖后，便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颖者。”到炀帝时，更是把高颖对隋朝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最后竟罗列罪名杀了他。
周亚夫乃一代英豪之子，在西汉王朝危难之时，为其平定七国之乱，对刘汉王朝来说，可谓功益日月，恩泽千秋。可是一待政局稳定下来后。汉朝皇帝便全忘了急难之时，反以功高盖主而嫉恨周亚夫，屡屡找岔刺激他，置之于死地。汉景帝这种做法，确实太过苛刻，失去了人君应有的气度，更失去了知恩图报的千古美德。虽然景帝日后多有善举，但在对待周亚夫这件事上确属不光明之举。
以上这些君主过河拆桥，残害功臣，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使国失大臣、忠臣，导致国家处于危亡境地，像东晋最后免不了被篡夺、隋朝因炀帝的胡作非为而成了短命王朝，唐朝最后也逃不脱覆亡的命运。这个道理很简单，尽忠报国，反遭灭顶之灾，那谁还敢再尽忠报国呢？
这个教训，从赵宋王朝的倾覆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民间传诵着杨家将的故事，宋朝天子难至则用杨家将，难平则弃、则害，这些传说并非没有根据。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宋朝统治者一直对武将防范、猜疑。高宗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杀了岳飞。从此，有志、有能力之士为此寒心，不再以习武报国为本。到孝宗时想再行北伐，可朝中已无可用之将，最终导致惨败。从此宋朝的苟延残喘，蒙古铁蹄一到，便随之瓦解了。
许多案例证明，在现代的经济行为中，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甚至夫妻之间也是如此。经营者如果不能适当对待同患难的人才，不但只会将人才推向竞争对手的一方，还会令企业后来的员工心寒。古代之所以有养士之风，一是为自己招揽人才；二是不让人才为竞争对手所用。
一个企业的成功是每个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人是事物的决定因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企业家们应该时时悬为明镜，以检言行，以照心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