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行业分工的日益精密，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是无法成为全能者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个人在社会的发挥作用的程度降低了，恰恰相反，管理者的地位却越发的崇高了。他作为企业的核心如同一个乐团的指挥，只有他的高水准才能保证演奏的高水准，发挥音乐的和谐统一。他对现代企业的贡献价值，不光体现在产品决策，市场分析，信息判断这些方面；而这“高水准”不惟学历高，智商高，专业知识水平高，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对人才恰当的运用，对人事统筹驾驭的水平高。
“集合众智，无往不利”，这是至理名言。的确，在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人才，利用人才。一个人的才干再高，也是有限的，且往往是长于某一方面的偏才。而将众才为我所用，将许多偏才融合为一体，就能组成无所不能的全才，发挥出无限巨大的力量。
虚心征求意见
任何领导者都必须明白：高层的领导和管理绝非一个人可以胜任，它必须由一个集体来工作。高层领导层是一个团体结构，这个团体有它的科学形态和结构。他的个人的力量在组织中是极其有限的。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和使命，有其很大的依附性，必须依靠下属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
汉元帝时，珠崖地方造反，好几年都平定不下来。皇帝与有司商议，打算派军队平定叛乱。待诏（官职，相当于顾问）贾捐之认为，应该放弃珠崖。皇帝又问其他人的意见，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出兵征讨，丞相于定国赞成贾捐之的意见。于是汉元帝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撤掉了珠崖郡。
汉成帝时，匈奴派使者说打算投降。成帝下诏公卿商议此事，参议者大都认为应该接受匈奴的投降，只有光禄大夫谷永持反对意见，并提出了他的理由。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果然发现匈奴是诈降。
北匈奴强大时，西域各个国家（即现在的新疆）都与汉朝断绝了外交往来，依附北匈奴。公卿们都认为应该关闭玉门关，从此与西域不再往来。当时执政邓太后拿不定主意，特地召熟悉情况的军司马班勇征求意见，班勇认为绝对不可关闭玉门关。于是邓太后听从了班勇的意见。
宋朝时的历史学家洪迈对上面的事例有一番评论：“汉元帝、成帝等都不是明主，却都能虚心听从意见，而持不同意见的大臣们也能被有理的一方说服。倘若每事都能如此，天下能不治理好吗？”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要集思广益，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能否有效地聚集人才，特别是在对待才能高过己者上，既反映出领导者领导水平和驾驭人才的能力，又是一把检验领导者胸怀度量的尺子。
回天之力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是治世的明君。
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他说，古代、、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
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浑然不知。如果采纳臣下的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
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只是小事一桩。
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奏折中，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
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
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
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
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
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正因为唐太宗能够做到从谏如流，群策群力，加上用人得当、政策对路、轻徭薄赋、宽刑轻法，使得唐太宗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太宗的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之所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主要是由于他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听，昏君偏信。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个人在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个人力量再大，也只有在群体智慧得到充分调动和发挥的前提下，其作用才是无限的。
讲究民主的帝王
曹操在用人上是讲究民主，让部下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看有没有跟自己的观点相符的，他从不先抛出自己的观点，以免束缚部下的思想。每次战争前，他都召集大家，集思广益。曹操每当对军国大事作出决策时，都要征求部下的意见，这是他的事业所以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反映了他进步政治家的积极进取精神。这在权力至上的当时，对一个管有重兵，把持朝政，集兵权政权于一身的诸侯来说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袁术、袁绍这些人当初拥兵之重不小于曹操却败于曹操，这方面就是曹操取胜的关键原因。
唐玄宗在统治前期是位开明的不可多得的皇帝。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唐玄宗为了鼓励大臣们多提宝贵意见，大胆批评建议，便吩咐用黄金打制一个特别的金匣，然后广开言路，把一些好的奏章挑拣出来，放入金匣中，留着自己反复翻阅，以免自己办错了政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