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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大腕其人

对于众多房地产大腕,大家能看到的是他们成功后的风光,但他们的成功也都是主客观、内外因工作起作用造成的,他们的成功之路各有千秋,他们的生活也有不同的精彩,性格、人格也都不相同,有的人关注他们的成功模式,关注他们的第一桶金,而我常常思忖的是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事方式。

张力:

初识张力、认识张力、读懂张力这三个过程确实是这几年来我跟张力先生接触下来对他认识的一个过程。

初识张力的时候,感觉他没有什么大老板的架子,中等身材,待人很和蔼。虽然张力没有耀人的学历背景,但是他身上那种传承于书香门第的气质还是让我这个文人感到非常亲切。张力到今天的成就,和他们这个家族、和父母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的。

张力的父亲张张慕林先生毕业于扬州中学,后曾经担任过南开大学助教,张力的母亲在原天津工商学院读过书(现为天津外国语学院)。2008年夏,张老夫人曾携张力的妻子、张力的姐姐来到过天津。这次天津之旅是来寻访老人记忆里60多年前的天津以及和张力的父亲相识、相恋时的点点滴滴。

坐在车上,老人很少说话,但透着慈祥、智慧。在南开大学张老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小楼前老人独自照了一张相以此留念,在南大的校园里的小河畔,老人踩着踏着碎步仿佛在寻觅着那已经逝去的岁月。在南大不仅仅有张老先生工作过的地方,也有着他们昔日曾经约会的地方。张老先生工作过的小楼仍在,但其中已经物是人非。老人还去了她的母校,现在为天津外国语学院的校园。每到一处,老人都会认真地看,仔细地想,并且默默地听我们随行人员的讲解,很少打断我们的话语,更多的时候,老人的思绪仿佛游离到了另外的地方。当风儿将老人的白发吹起时,虽然老人的面容平静,但是我们知道她内心实际上是心潮澎湃的。此时的她,老伴刚刚过世没多久,这次天津之旅是来寻找他们共同的青春记忆以及不老的爱情。

张力很孝顺,百忙之中也要尽量抽出时间带上父母出国转转。张老太爷跟着他把世界都看遍了。张家是扬州的书香门第,为了圆父亲的报效家乡的梦,张力还出资兴建了扬州中学分校。在新建的校舍里,有一些楹联,比如“池泽何舫观蕙兰,丘恋亦可思慕林”是把二老的名讳嵌在了其中。张力作为人之子,为父母做的,以及他们家族文化在扬州的传承,显示了他人性的一面。我们作为张力的下属,有缘多次与二位老人见面,因为张力很想让公司的同仁们与他父母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更加体现了富力的家文化。两位老人的与世无争、大度善良也在无时无刻的感染者我们。家族的力量对张力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是入骨入髓的。我从张力以及他父母身上体会到了骨血的奇妙力量。

张力年轻时曾任广东一家工厂的团委书记,后来任广州花园大酒店总经理,一直到后来的地产大佬、全国政协委员,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走来都好像是计算好的、踏到的地方是别人踏不到的地方。张力今天取得的成就当然和他努力分不开,另一方面也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分不开,国家的改革开放让他得以在房地产方面展露其商业才华。张力其实是大专学历,但他从来自称为小学文化,第一批富起来的大佬们有几个有高学历的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到张力他们第一批搏击商海的人进入市场时,中国还没有专门教授市场经济的大学,就连当时的学术界还在讨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哪个好?要市场还是要计划?张力没有受到过什么高深的市场经济理论教育,但他确实是第一批实践者、开拓者,也是成功者。他曾经给我讲过他下海第一桶金是从给人做装修、工程赚来的,确实非常辛苦。当时为了拿项目,张力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广东的各个地区,有一次,外地有个项目要拿,恰逢他患了严重的肝炎,腰椎也不好,还发着高烧,为了拿下工程奔波于广州和那个城市之间,几个小时的摩托车骑下来,整个人都是僵硬的。拿下工程来也是没得休息,为了保证质量、守信用按期交工,张力在工地上几乎是连轴转,歇下来,一闭眼就能睡过去。当拥有第一个100多平米的办公室时,张力对我说,那时心里美极了,坐在那里的感觉比现在我在珠江新城50多层的大办公室感觉好太多了。当时公司人很少,十几个人挤在100多平米的办公室里,公司开盘、卖楼、市场调研、设计、施工很多工作都是李思廉和张力两人亲力亲为,冲在第一线。张力说当他和李思廉拥有各自独立的大一点的办公室的时候,那心情是更加激动了,说话时张力一脸的向往,仿佛那是最幸福的岁月。

成功的商人是经验积累、打拼的结果。从家族传承下来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信心,当张力走向房地产业的时候,他是如此的热爱,从事一个自己喜爱的行业其实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从这一点上来说,张力很幸运,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喜爱的是什么,也比任何人对自己真实,自己喜爱的就去付出、就去争取。老天是公平的,付出自有回报说的就是张力这样的人吧。

成为大佬之后,高手之间的比拼实际上比的就是观念问题了,张力不墨守成规,一跃而进入北京市场,站到了走向全国的高度,乃至日后的香港上市,面向国际,每踩的一个点对当时的同一水平的竞争对手来说都是无上的制高点。

我接触过很多老板,地产界确实是江湖,由于要买地,要和很多大佬谈判,和他们有过退守、谈判、对决、针锋较量,在谈判中有很多大佬确实是个中高手。因为买地我和张力有过很深的接触,很多时间张力并不在幕前,他在幕后算账,我在幕前和地产大佬们直接过招。谈判最关键的就是看你怎么算账?张力的算账方法是按长远算、按未来算,算了你的利益,也要计算进我的利益。所以,我在珠江买地时,都是我谈了七七八八时,朱老板出面拍板。而在富力却是张力和我进行讨论,最后与人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显示出了他独特的高明和独特的思路。富力拿地快也和张力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接触过这么多老板,还和业界的潘石屹、冯仑、任志强等人是好朋友。张力和他们有南北文化的差异,任志强、潘石屹在精神层面的要求可能会高一点,在策划方面、故事多讲得多一些,但是张力一是一,二是二,可能不善交际,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也不太注重所谓的小节,但是他很直白,有点纯粹。比如他能够在媒体上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某些敏感问题老冯、老潘可能会避而不谈的,他却能在媒体那里直言。表明他不唯上、不唯下、只唯真的性格,这也是在众多大佬中罕见的率真、可爱的性格。当然,作为商人,他也有他狡黠的一面,人是多面的,有这点可爱的狡黠也是必然的。

大佬之间的比较还在于老板说话算不算数,待人是小气还是大方。张力一言九鼎,对人承诺的事情他怎么也不会忘,说到做到。对他的朋友、员工而言,他是言而有信的,现在这世道人情凉薄,言而无信的居多,张力秉承家族诚信遗风,不像有些老板:“说的好听,放空炮,巧使唤人。”

张力是有胸怀的,我自己曾经多次反思过自己的冲动,比如在富力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南北文化冲突问题我给老板很是提了一些意见,而且有的意见还非常尖刻,提意见的时候没有顾忌到老板的感受。又比如我在《新富力》杂志上写了卷首《谁的富力》,对富力的现行管理进行了批评;再比如在新人选用上,我曾经给张力发过一条措辞严苛的短信,建议张力要启用职业经理人,自己选接班人是黄老之术,帝王思想。老板给我回了一条短信就四个字:“有容乃大。”其实自己在一些事情上是过于敏感了,开罪了老板不自知,事后反思自己是不是过于直谏了?但是张老板不计较,全不在乎我这文人的酸劲和傻劲。

确实,进入富力我有几件事情冲撞了老板,就是写这本书时,在文字的流淌之间我也经常想到张力,张力经常在会议上告诫大家要讲实话、讲真话,实事求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说实话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大家都不好!张力对我的冒犯行为并没有在意,仍然对我包容、支持。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性格是如果你能够给个呼吸的空间,他肯定会以死效命的。我想起了闻一多,不是说张力是强权,而是说他的胸怀,说他的宽容,允许你在他的阵地上发出批评的声音这就是一种胸怀。

作为企业家首先是胸怀,多大的胸怀做多大的事情,这是真理。张力正是有这样的胸怀,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业。作为一个文人,我从不想吹捧任何人,也不想看别人的脸色,因为我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张力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张力还是一个性情中人,我还是希望这些大佬里面多一些像他这样的性情中人。

任志强:

在地产界煮酒论英雄,任志强自然不会漏选。我们随时可见的是任志强愤怒的脸,他机关枪一样的语速,他那急于想表述的欲望。“我一个也不宽恕”,他的愤怒很真实。他曾一度被媒体评为“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这个敢怒敢言,血液中都有着“叛逆”基因的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急流勇进,摸爬滚打中实现了从一个转业军人到商人的蜕变,最后与房地产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了“乱世出英雄”的典型代表。

英雄注定要举起旗帜,注定要成为脊梁,注定要背负着责任和希望。任志强在商言商,理性地面对商人的职责,以自己职业的道德去实现社会的道德,他说的一些话也许不中听,但让人无法不去思考。而他的思想,早已超越了一个商人的一己之私,他说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买房,但他个人及其所在的企业何尝只想给几个富人盖房,地产业界有几个不希望买房的人人都变成富人啊,关注社会,做好企业公民的角色,已经越来越成为地产企业的共同追求。在市场言论中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任志强虽然让很多人记住的是“语出惊人”的形象,但其学者风范更是光彩照人。他研究之精到,考证之确实,逻辑之严明,比喻之生动,皆可自成一家。很多大作非对地产了如指掌的人而不能为也。其文往往说理有据,事实充分,论点鲜明,极富逻辑性,体现了一个商人,一个企业公民的代表对社会的责任之心。

再大的英雄也是人,只不过遇到了造就英雄的时势,其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在那样的时势中发酵,一番作为之后成为了我们所谓的“大腕”。

作为大腕的任志强有点不太像大腕。因为他总是那么口无遮拦,总是那么古道热肠,全然没有一点大腕的架子与矜持,没有那种游历社会的老练与圆滑。他高干家庭出身,但历经了生活的磨砺,下过乡、插过队,当过兵,还因为误会而入过狱,但并没有因此而愤世嫉俗,依然保持着一种豁然和憨直的生活态度。另一位圈内好友,银信地产的张民耕对任志强的处事风格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我觉得还是十分到位的:他说老任,一是把自己的事不当事;二是把别人事当自个事;三是没事找事。正是因为老任总把别人的事当自个的事,朋友需要帮忙一般极少推辞,凡事认真参与,才让人感觉他总不是对自己的事不够上心,把自己的事不当回事。所以,他是我创办的“富力新论坛”上的常客,也常会为了我们的项目奔走。对于没事找事,民众可谓是有目共睹了,同样一个意思完全可以用一种圆滑一点的腔调去说,而他偏不,常常一言既出便惹来众怒。很多产业内的问题,即使跟他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他也要站出来理论一翻,非要争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且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在有些人看来有点“混不吝”的劲。但是他时常会惊世骇俗的言论却往往有一些十分精确的数字和事实依据作为支撑,让有些人骂过之后又不得在内心里产生些信服来,当然那些媒体为吸引眼球而断章取义有意为之的肯定不能算在内了。而且,这家伙发言的时候还从不看稿,逻辑上也不会乱,语言也很生动,所以很多人喜欢听他说,也有些人喜欢和他论战,他似乎对别人的评论也不是很在意,正如他出的几本书先是《任我评说》,再到后来又有《任人评说》,有一种举世皆醉我独醒的状态,挟一股霸气和一股侠气,成为了地产圈的“独孤求败”。正是他在地产理论研究上下的功夫,曾一度让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俞正声差点动了让他去做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念想,虽然他的父亲曾官拜部长之位,但我想就凭他这副脾气,在官场混就显得过于为难他了。

本来地产商的言论就广为社会关注,而老任又如此什么都敢说,一不留神就成了广大愤慨网民的出气筒,也成了我们地产圈里的意见领袖。十分难得的是,他对于一些疯狂的谩骂和刻意的攻击都能够做到泰然处之,这一点让我对他的心境也很是佩服。在这个狂躁、浮华的物质主义时代,资本密集,快速而高企的财富积累,“房地产”三个字似乎成了一种象征,而地产商则是房地产的最直接代表,因而,地产商不管你人品、不管你质量,必须自然而然地背负起社会不满的包袱。也因此,当任志强声称房地产应该是暴利的,必然会招来众口一词的抨击;而当他问:“有几个人看过《反杜林论》,又有几个人看过杜林的书?”时,所有人都会漠然而过。

不要以为他对什么都不在意,大多数时候他对人、对事都是很认真的。他喜欢评价人,而且很直接,让有些人难以接受,还是因为他性子直,过于较真。圈内的事,行业的事他都会直抒胸襟,从来也学不会看人下菜。房地产界的风吹草动仿佛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总是在密切注意着产业动态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思考着别人抛来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富力地产的老板之一,张力先生曾半开玩笑地说:老任是房地产界的总理。我看说的很是到位。

记得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有一期节目主要意图是想控诉房价问题引发的“房奴”现象,把我和老任还有孟晓苏、黄玺庆等人都请了去作为被批判方的角色。节目的背景是一个年轻人花了巨资买房,然后写了一篇“房奴日记”,节目录制现场这位房奴并没有按照日记中的内容去控诉那种如万恶旧社会般的生活,而是说自从买房之后生活更有奔头,工作更有干劲,这让主持人有些尴尬,大概这样的表白太让许多同情房奴的人失望了,房奴如果不是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岂不是减轻了开发商的罪恶?于是主持人解释说,这位年轻人是因为今天上电视心里有顾虑,不好意思直接说。听了这话老任就坐不住了,直接向主持人开炮:你们想引导的与实际情况相比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在误导观众。后来,双方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量力而行,要不要超越自己的经济实力盲目去购房,以及房价过高是否该怪万恶的开发商等中心意思展开了唇枪舌剑。任志强与于凌罡越说越激动,双方在话筒前几乎是在各说各的。场面开始渐渐有些失控。孟晓苏不得不多次打圆场,可能是主持人见问题不够统一,目标不够明确,于是又挑出开发商是否只给富人盖房的问题,直指任志强。老任还是被激怒了,他直接指责主持人为什么故意把他的原话歪曲了,他的原话是商品房是给富人提供的,并且拿出一叠文件,说给富人提供商品房是国务院的文件写的,为什么媒体不去认真研究一下政府的文件,而只在那里断章取义。可能是老任有过很多言论被媒体出于某种目的有意无意地歪曲过,所以他越说越愤怒,忍无可忍最后说道:我宣布抵制你们播出本期节目,你们必须为舆论负责。然后,拂袖而去。中途,孟老哥多次提醒老任克制,注意场合,可老任说不管什么台也得实事求是。这节目最后播没播我也不大清楚,不过老任的拧劲儿我是愈加清楚了。

后来我为上长江商学院的事情也找过老任,想让他给写封推荐信。他满口答应了,后来还专门问了学院的要求,我本还想自己写了之后给他送过去让他过目签名就行了,也让他省点事,可他径自写了直接寄给学院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推荐信里到底写了啥内容。

老任这个大腕在别人看来,他的大在于他的事业,或许还有他的嗓门,而圈里人更看中的是他做人的态度。

潘石屹:

我和老潘最先有的是时空上的交集,那个时候我们同在海南,同在那片充满希望和梦想的热土上。但我们却没有任何交往。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去万通拜访冯仑的时候,那时也只是一面之缘。在老潘与冯仑分道扬镳之后,老潘搞他的现代城时,我们才算真正的熟识起来。我有些外地的同行朋友来北京想要参观现代城,我都是找老潘,他总不厌其烦的亲自安排。后来我们一起搞了一次富力城项目与现代城项目的联合招标采购,他还多次参加过我们的“富力新论坛”。因为都有过闯海南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彼此也都谈得来,交往也越来越密切。所以我们搞的那些活动,老潘也都很积极参加,也经常会出谋划策,后来我们也曾一起谈过一些地。

比如在我赋闲的一段时间,我接触到泛海国际居住区那块地,本来这地原属北京东风乡,后来经过转手被泰国正大集团的杨总拿到了,杨总在拿这块地之前问过我的意见,我帮他算了一下账,这块地确实很值,于是杨总先期付了6亿首付款拿到此地。后来老潘找我想让我推荐一些地块,我就想到了这块地,正好杨总也想倒手变现,于是我成了牵线人,把他们约在国际俱乐部大酒店咖啡厅一起谈这块地,杨总同意将此地的所有权益转让,但其垫付的首付款需要返还给他10个亿,老潘觉得贵,心说你凭什么白挣4亿,可能心里也有点不平衡,所以犹豫不决。后来还没等老潘下定决心,这块地就被泛海国际果断地拿走了,就有了后来非常热销的泛海国际居住区,我想对这块地老潘回想时还是可以稍稍惋惜一下的。

在世人眼里,潘石屹是一个成功的地产商人,一个行业的形象代言人,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甚至是“企业界的娱乐明星”。另一方面,潘石屹依然保持着一份农家子弟的质朴、真诚和爽朗,虽然他很精明。

在性格方面,老潘和老任可以说是泾渭分明。潘石屹没有一点任志强的拧劲,而是非常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作为外来户潘石屹更像一个策划大师,随时、随处可能会迸发出灵感的火花,他善于玩概念,敢于打破常规去尝鲜,不仅擅长于项目的包装和营销,更擅长规避风险,在市场浪潮中稳扎稳打,如鱼得水。不得不说他是个有激情但不冒进的人。他和孙宏斌同龄,孙四处圈地的时候,潘只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着,而且完全是按照自己的风格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畴里延续,他喜欢去宣扬他的公司商业模式价值以及他的项目所推崇的新生活模式,从未显露过要作大鳄的野心,因而在土地储备上让人感到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其实,这正是一种风险意识使然,也和老潘的性格有关。善于前瞻的孙宏斌没能让顺驰挺过难关,而谨小慎微的潘石屹却一路风光,老潘在公司海外上市阶段遭遇了市场对他的土地储备不足的轻视后,一鼓作气咬牙拿到北京三里屯南街和前门改造地段,最终也取得了海外资本市场的信任。攻守之间,足见智慧。

剑走偏锋是潘石屹的惯常招数。从早期的精装修概念,到商住两用(SOHO)、开放社区(建外SOHO)概念,潘石屹就是在与主流市场有所区别中,逐渐清晰自己的品牌个性,逐渐发展壮大。后来老潘经过自己的判断和分析比较,勇敢的选择了“弃住从商”,旗帜鲜明地表示要放弃住宅主攻商业地产。

潘石屹对创新有着独特的理解,在他眼里,所谓的创新,无非就是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路,不受同行的影响,人家已经成功了,再走人家的路就不是创新了。所以他觉得创新就是独立探求的过程,有时候可能非常苦,前后都没有坐标可参照,如果总是借鉴别人的做法,那就不是创新,而是模仿了。

潘石屹的营销很有一套,他常常将项目的推广与自己个人的推广以及思想文化的推广完全融合起来,把潘氏品牌不断放大,而且有一种商业勇于献身的娱乐精神。他曾经充当数码时尚产品的广告男模,出演电影《阿司匹林》男主角,长期热衷于写博客、出书,甚至把一些互联网方面的创新引入公司运营。他把自己有点卡通的形象印成巨幅海报悬挂在自己的楼盘上,亲自出任形象大使,即节省广告费,又提高知名度,一举两得,也算特立独行的人物,圈内其他人士无人能及。

老潘还是一个孝子,我曾在大望路附近的一个叫面酷的饭馆偶遇过他,那时她的母亲还健在,只不过身体不好,行动不便,老潘身后跟了很多人,而他顾自用轮椅推着年迈的母亲出来吃饭,不让任何人代劳。他和母亲说话时那种谦恭温顺的目光让人印象极为深刻。他曾对我说过他母亲一些事,记得他曾说老人家有一次看到老潘楼前的户外广告牌上有一幅画面为老潘破碎的脸的平面广告,老人家很生气,跟潘说,是谁把我儿的脸搞成了这个样子,老潘不敢明说,只好硬着头皮佯装生气哄老人说,我一定去查查,是谁这么缺德,一定不放过他,我得告他!把自己臭骂了一通。

说起任志强,人们想起的一定是一双怒视的眼和一张紧绷得脸,而说起潘石屹,人们眼前浮现的一定是一张戴着小眼镜,笑眯眯的脸。谦和的他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一种亲和力。他积极进取,似乎又很容易满足现状,正是这种状态的纠结让他做事总有一种尺度,很难偏离航向。有人曾评价他的身上有农民的谨慎,小官员的逢迎,生意人的狡黠和艺术家的取巧。我认为还是较为恰当。

早在我刚离开珠江时我就有过要写本地产江湖的册子的念头,那时和老潘说了,他很爽快地答应要给我写个序,后了还真写了一篇,稿子我一直还留着,时过境迁,现在读来还挺让人怀念那段日子。

老潘是这么写的:

地产商最近接二连三地出书,有些人在说:不好好盖房子,出什么书啊!

谢强请我给他即将出版的书写《序》。我还没看到书,但是我觉得不管从事什么行业,把自己做过的、想过的,记录下来,是十分宝贵的。等过一段时间,再看一看。对自己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如果确有值得与别人分享的东西,出书当然是件好事情。但千万不要把报上的文章和秘书代写的发言稿,凑成一本书。凑热闹,是没有价值的。

认识谢强也是近两年的事情。他先在珠江操盘,当时正逢“南军北伐”,南方房地产商们信誓旦旦,扬言要“重创北京地产市场”,唯有谢强出言谨慎,透出几分成熟。

接着他出任富力城总经理,接手了北京首块招标拍卖的“东五厂”,我也是竞拍者之一。我佩服他们对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判断和勇气。后来富力城中标了,我也最终失去了拥有这块地的机会。建外SOHO与富力城一河(通惠河)之隔,这么近的距离很容易形成竞争格局。经过仔细观察,我终于放心了,我们不但不是竞争对手,反而可以成为盟友,因为我们之间的产品风格差异太大了。谢强看过我的房子后说:“只有白黑二色,就能卖出去,老潘和我的老乡张艺谋一样,成精了!”

最终结果证明是:我们的房子卖得好,谢强的房子也卖得好,市场再一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中!

老潘曾出过一本《我用一生去寻找》的集子,看来他也没少受冯仑的影响,也有意在思想领域有所创建。老潘能有今天的修为,与他的内心关系密切,就像他所说:“对灵魂的追问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对于精神范畴的爱、理想、信任、和谐、磋商、幸福、成功、新世界等宏大命题都提出过一系列哲思。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发现和利用内心力量的人。他的妻子张欣已经皈依巴哈伊教,而老潘即使不皈依宗教,他也一定会成为理想主义的教徒,但我感觉他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在现下的社会取向中,由物质而精神是一种趋势。作为中国新经济时代的精英,老潘应该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冯仑:

很多人喜欢冯仑是从听他讲话开始的。老冯讲话决不讲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套话,而惯常是从一些段子引出,根据场合其中还有些涉黄的意味,但几乎没人指责它的格调,也许,段子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了。因而他也习惯了常常一上台就会以村姑啊、少女啊之类的内容引出话题。很多人都喜欢听。

记得冯仑在2007年(第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强调未婚女青年推动房价上涨,他说据他调查90%的女性没有房子是不嫁的,待嫁的年龄25岁到30岁,把买房的年龄大大提前了。这一说法让与会人员耳目一新,同时也引起了媒体的震动,各大媒体上支持者和反对者炒作一团。其在指责有些对房地产的批评和分析眼光陈旧时说:5岁穿开裆裤是天真,20岁穿开裆裤是流氓。劝导人们要有历史观点,并进一步用他惯用的方式解释说,任何行业,加工业、制造业在5岁的时候也是随地大小便的,那时候不是儿童自己不懂要上厕所,而是家长没有把他领到厕所,家长有责任。任何行业初期的时候,如果有不成熟,不完全是企业的问题,有社会、体制各种各样的问题。到十几岁为什么不穿开裆裤了,因为家长告诉他应该上厕所。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体制不断完善,政府说不能搞这个,大家就不搞这个,于是规范了,于是由天真走向成熟,由成熟变成体面,由体面变成任总这样的偶像。他还不忘了顺道调侃一下任志强。

还记得2005年春上,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联合举办“环渤海论坛”,我和冯仑都作为演讲嘉宾。此兄一上台就先讲布拉格的“投降主义”,说他最近去了趟布拉格,发现那里是二战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城市。德国大兵一来,当地就投降了,虽然说气节失了,但民族文化和城市文物得以完好保存下来了。由此推出,房地产商也应学会“投降”。这个类比也许不是很恰当,但他的意思却让人很直白的理解、很生动的接受了,无非是说面对时局、面对国家政策和宏观调控,地产商也要学会顺应,不能叫板,而应低调。当然,“投降”这个字眼有点不太严肃,好在大家也都理解他的用意,莞尔一笑不去深究。好几年过去了,我对自己的发言内容都记不很清了,而对他的发言却还记忆犹新。也许,这就是“冯段子”的魅力吧。

冯仑和我是老乡。我们的青春岁月都留给了古都的厚土,那时我们两家离得还挺近。后来各自奔了海南。我比他先去,他去海南的时候我已在省人民政府工作。他去海南之前还在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任职。当时除了北京,全国当时还有三四个省设有体改所。海南刚刚建省,冯仑身先士卒,主动请缨带两三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那时的冯仑还是满心的壮志凌云,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还在进行艰苦和有成效的研究,从童年起就有的指点江山、誓要为全世界受苦人民有所担当的豪情还在强烈的燃烧着这个男人。而我当时还在延续着我的文学梦,虽然进入了官场,可我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和文字打交道,我们在海南,初期都是想在体制内打拼,这一点我们是相似的。

到了后来冯仑才一点点把心思放在了商业经营上,这一点上曾作其下属的潘石屹要比冯仑走得快,在体改所,潘石屹从开始就是所办企业的一个骨干,而冯仑那时的心思还是放在政治研究,体改研究上。所以后来冯仑从商以后人们惊讶他富于思想,精于口才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本身就是个学者型商人,骨子里还是喜欢有深度的东西,然而又善于观察世情,知道大家更乐于接受浅显的东西,于是乎,自己总在琢磨,如何把深奥的东西变得更加浅显,于是乎,房地产界的思想家诞生了。再加上他曾跟随牟其中左右,见证了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的野蛮生长,自然增加了胆识。据说那个时候,牟其中总是在周末的时候把冯仑他们一干人等带进京郊的山里,海侃两天再回来,我想有那个时候的历练,冯仑的侃功自然也是得到了很好的积淀。正因为如此,在老部下潘石屹的眼里,冯仑就像个导演,一点没有地产商必备的脚踏实地的气质,在网民们的嘴里,“冯主席是个思想家”,冯仑自己坦承:我是个职业董事长,信奉老庄,不善理财,说话写字比较专业,万通需要我这样具有前瞻性的人。以冯仑的个性及其在万通的作用而论,把冯仑比作房地产思想家倒也恰如其分。当我们捧读“冯仑语录”、“元旦社论”等冯仑著作时,跃然纸上的口号宏论,使房地产思想家冯仑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清晰起来。

与老潘看冯仑比起来,冯仑看牟其中就更加深刻了。冯仑认为牟其中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并且他在解读牟其中的过程中还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看来经过了改革开放的洗礼之后,冯仑对时代的命运感触很深,所以他认为自己也是一个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他眼里,他现在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

冯仑曾经提出过“学习万科好榜样”的口号,通过对万科在战略、文化、治理结构、团队、产品、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的解构,思考和探索更适合国内实情的地产商业模式以及行业发展的方向,成为了地产界的指南针。如果说任志强是地产界的“意见领袖”,那冯仑应该算是地产界的“教导主任”。还记得我还在珠江时,有一次因为冯仑想把“万通理想世界”和亚运村的项目推荐给我,就约了我,还有他的副总胡家方一起吃饭。那时冯仑刚提出学习万科没多久,席间他谈了一些对于万科的理解,之后却突然话锋一转,说现在他们万通不仅在学万科,还在学习珠江,珠江的管理模式、运营模式、扩张速度、操盘手法都值得研究和学习。听他说了那些,我本来想调侃几句自嘲一下,但看到他一本正经、坦诚相见的神色,我还是忍住了,由衷地对其关注行业发展,尽心做事,全心投入,认真研究和思考的态度表示钦佩,他对企业的褒奖和对我的鼓励,也成为了我在工作中的一种动力来源,跟随了我很久。

在时代浪潮中,个人往往会显得渺小。冯仑恰恰是把自己的命运融入了时代的洪流里,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时代这个舞台,所以他的时代感非常强,总能思前想后,博古通今,所以他自己也说,万通需要他这样善于前瞻的人。其实何止万通,哪个企业不需要呢?正是冯仑的思想、理论这些无形的财富奠定了万通坚实的发展基础,也成为了万通系拓展的资本和发展的养料。作为精神领袖,冯仑带给万通的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不同于万科培养了一批职业经理人,万通培养了一批老板。冯仑曾自豪地说:“万通人有做老板的遗传基因”。其实这些基因中有冯仑的言传身教,早在万通成立初期,冯仑就为万通立下了一系列“军规”,什么正派执著啦,有责任感啦,追求理想啦,倡导牺牲精神啦,有点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因为在他看来,你境界高,大家都高,合作空间才大。这种思维是值得推崇的,企业的未来与企业人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决定作用,实践证明发展长久的企业必定要有强大的精神内核,所以,冯仑这样的“思想家”注定会有用武之地。

曾伟:

这几位“腕”中,我认识最早,最为熟识的应该算是曾伟了,早年,我们一同在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工作。只不过,我当时是给常务副省长做秘书,他在处里做文字工作,所以我们在工作中直接交往并不多。我还记得从他办公室门前经过时,他总是用一口“川普”喊我:谢秘书,来,过来坐坐,聊聊。没想到的是,他文质彬彬,却深具生意头脑,早早便下了海。

他先是在省人民银行做了一阵办公室主任,30岁时候,曾伟已经成为了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但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一年后,他放弃了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决定下海,开始了他从商的生涯。在很多人看来,都无法理解这种做法。不过性格刚毅的曾伟却对自己的选择有着足够的自信。刚开始曾伟做了一家投资银行,1996年开始涉足房地产,并赚取了第一桶金。不过,直到曾伟开发了北京棕榈泉国际公寓这一高档项目后,他才广为业界所知晓。

可以说曾伟是个有目标,有追求的人。1983年从西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建设部,其后调至四川省委任职,曾经曾伟年轻气盛时的理想是当个县委书记,但他在四川却感到无法施展抱负,也陷入一个人生的低谷,于是他去了海南。后来做地产以后,曾伟一心要在公寓里打造出有五星级酒店的大堂,因此他每到国外高档酒店,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电子测量尺蹲下来测量数据,也不怕别人纳闷的目光。

从四川到海南,从香港到北京,从中国到世界;从科技到医疗,从农业到金融,从高尔夫到房地产;从盈科中心到棕榈泉国际公寓,从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到北京世纪朝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沙河高尔夫球会董事长、深圳人一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可以说,曾伟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有他自己明确的想法和强大的执行力。

曾伟为人也比较低调,不事张扬。因而媒体和公众对他的了解也并不多。在08年四川发生地震灾害以后,有媒体注意到他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300万元。并在博客中表示,“灾区的老师和孩子们,如果能有我们帮得上的忙,也请随时告诉我。”曾伟在其个人博客中写道: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变化,故乡的一草一木,也都是我的牵挂。得知家乡受灾,我夜不能寐。我知道他这份牵挂和付出是多么的实心实意。

曾伟有理想主义的风格,他常常在困境中也能看到美好的未来,在做棕榈泉项目时他坚信自己可以实现一个美丽如梦般的构想。在棕榈泉运作之初,那里交通不便,朝阳公园、CBD商圈、东直门的规划都未具雏形,而项目附近的甜水园路、朝阳路均未修好,虽然与使馆区毗邻,但却几乎是两个世界,可以说这块地是块公认的冷地。而后来,这里被世界知名的物业评估机构戴德梁行称赞为做豪宅的绝版地带,业内也一致将朝阳公园附近看作是北京最具升值潜力的地区之一。而棕榈泉项目在曾伟的倾心打造下,这个占地面积达到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到32万平方米的以欧式古典现代派风格著称的建筑群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了高端消费群体对居住品质的要求。

曾伟的眼光独到,视野宽阔。早些年,他与台友集团合作开发了建筑面积为21万平方米的富国广场,独具慧眼的盈科数码动力的李泽楷收购了它,并改名为盈科中心。后来美国波音公司、IBM公司、芬兰的诺基亚等国际知名企业纷纷进驻。美国大使馆也购入了30多套公寓作为高级行政人员公寓。出租率长期高达100%。曾伟对国际化有着清醒认识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美国大使馆在购买公寓后,对户型进行了几乎是100%的改造,这让曾伟认识到,目前国内的国际化从本质上与真正意义的国际化需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也让他憋足了劲要打造一个纯粹的国际化人文社区,因而在做棕榈泉时他就十分在意这一点。

曾伟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业界不少人还记得其曾经做棕榈泉项目时搞过的“一诺千金,入住供楼”活动,曾伟把他的金融才学发挥到了极致。该政策是指自购买棕榈泉国际公寓的人交付首付之日起至入住,这段时间内的银行月供将由开发商一并承担。此举一出,在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曾伟疯了,因为此举无疑要求开发商要先期垫付总价过亿的按揭款,也有人说,曾伟在炒作,但是在久久没有热闹场面的均价每平方米上万元的顶级住宅市场竟然出现了连夜排队的火爆场面,不少人赞叹曾伟的魄力与实力,有人甚至已经把此举当作顶级住宅市场营销手段的成功案例。

不管是从政从商他都比较重朋友,因而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后来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在他经营“棕榈泉”的过程中,也时不时的和我一起探讨项目的产品定位、风格以及推广等环节的策略,我也都尽心尽力地和他一起出谋划策。

在我赋闲的时候他也曾几次拉我去他那,但我总觉得,朋友是朋友,如果把朋友变成了老板与雇员的关系,那朋友关系一定会受损,所以我还是更愿意以朋友的身份为他帮一些忙。在我们都进了地产圈打拼的这些年,我们来来往往,关系不断。

世事无常,以前也没想过,我们这俩以前在机关里跟文件打交道的人,现在又都在地产圈里各自闯荡,也许,人生就是在一次次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雕琢而成的吧。

张宝全:

在人们评说地产圈里“不务正业”人士时,常常把我和宝全连在一起说。也许是我们都是曾经当过“文化人”,并经常还对文化圈眷恋有加的缘故吧。

地产圈里雅士颇多,在经营事业之余,很多人还在努力实现着自己心底的梦想。和王石那种砥砺人生,征服自然的梦想不同,宝全心底留存的应该是一种解读自然,诠释美好的文化梦。牢固在内心的是一种文化情结,在方寸间,让生活充满诗情画意。

他时常拿自己的名字来调侃,“搞经营、懂电影,还爱搞艺术的,没有比我更全了”。确实,论经历的丰富程度,鲜有人赶得上他。张宝全做过木工,当过战地记者,在北影读的是导演系,去海南赶过地产热,但据说真正致富是在海南从事海运。直到1994年,张宝全返回北京做地产,他才将“地产商”的职业守了下来。而且守得也不是很纯粹,在这几年他仍旧没有停止对电影事业的投入,前不久《叶问》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让我们这些友人为之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

宝全也许不太喜欢商人的角色,相比较更喜欢艺术的氛围,所以常常沉浸在自己的艺术殿堂中,有时候人们会把商人和艺术家的两种角色混淆,说他是商人,他又有着艺术家的灵感和冲动;说他是艺术家,他却又有着商人的犀利和果断。也许,经商只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而艺术永远是内心的崇尚。在我认识的商人中,他是对艺术的最狂热的追求者。而他评价自己时却总说自己不过是一个对生存价值不断思索、执著的前行者。

在外界看来,宝全和我最相近之处就是都喜欢写字。宝全的书法运笔流畅,不拘一格,丝毫没有传统书法的束缚,章法匀整而随意,自成一家。别人都是右上起笔,左下收笔,落款在左上或左下,而张宝全是在中间落款,很是特立独行。他挺喜欢贾平凹的字,我和平凹交情不错,所以也曾作了一回中间人,帮他要来过一幅。另外,宝全也很喜欢爬爬格子,也出版过一些报告文学、中篇小说等集子,成果颇丰。

宝全也是个热心人。在我做北京富力城项目时,我们可以说是竞争对手,当时不少人拿富力城和苹果社区做方方面面的比较,大有针锋相对之势。但我在做项目推广时,搞些活动邀宝全参加,他也会毫不推辞。在我离开中途离开富力的那段日子里,宝全还时时惦记着我,经常打来电话约我吃饭、聊天,还和妻子一道很正式地邀我帮他打理企业,我虽欣然,但未能从命。

虽然热衷艺术,但在房地产主业上,宝全也可以做到尽心尽力,全情投入,而且常常把房地产与文艺相嫁接,相得益彰。让我惊讶的是他总那么精力充沛,总那么充满干劲,不管有多少困难险阻总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他。他这一路走过了不少沟沟坎坎,面临了无数次的取舍抉择,没有一种乐观和进取的精神,难有今日之宝全。

有文艺梦的人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宝全定不例外。而他也是受过现实的窘,所以总能认清现实,是一个敢于让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以实现的人。曾经一心想当个好导演的他必须要面对想拍电影就得自己找钱的现实。于是他“咬牙切齿”地想挣钱拍自己的电影,于是,上了经商的“贼船”下不来了,于是,有了这个“多面”的宝全。于是,有了精彩而丰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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