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乱而治，治而乱，纷纷扰扰，使政治家几家欢乐几家愁。能在乱中取胜的政治家，必有其惊人之处，在治乱中失败的政治家，必是容小人，近奸佞之臣。当我们重新翻开历史，定能总结出众多心得，对于今人无论创业还是经商做人都会有所帮助。
1．楚汉相争论成败
刘邦与项羽争霸，项羽自刎乌江，刘邦喜登九五。其中胜败缘由，两千年来一直受人关注。其原因说穿了也很简单：刘邦之前，统治者必然出身贵族豪门，血统的重要性胜于其他一切，投胎不巧，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从刘邦开始，中下阶层的人们也有机会登上皇位，才智开始成为决定性因素。如此，刘胜项亡的原因才值得更多的人们关注了。
继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项羽和刘邦之间为争夺封建统治权力，又进行了长达四年多的楚汉战争。在楚汉战争过程中，项羽由强逐渐变弱，刘邦则由弱变强，最后终于战胜了项羽。其中的成败得失，很值得后人深思。
在秦末农民大起义过程中，陈胜、吴广相继牺牲后，刘邦集团和项羽集团成为反秦武装的两支主力。秦二世三年（前207），刘邦、项羽相继率兵入关，推翻了秦王朝。按照原来楚怀王的约言“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先入咸阳，理应王关中，但项羽自恃功高，企图称霸天下。当时，双方兵力极为悬殊，沛公刘邦兵力十万，号称二十万；项羽四十万，号称百万。刘邦自知实力不敌项羽，只好听从张良的劝告，在鸿门宴上卑辞求和。项羽随即阳尊怀王为义帝，徙于郴（今湖南郴州）。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分封十八路诸侯，以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今陕西汉中东）。
项羽进入咸阳后，大肆烧杀抢掠，加上封章邯等秦降将为王，使他失去了关中秦民的支持；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也使他丧失了战略上的有利地势，特别是关东屡经战乱，经济残破，使他日后不可能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至于封王诸侯，更是他在政治上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他贬义帝于江南，迁刘邦于巴蜀，徙故王于恶地，王亲信诸将于善地，以此挑动和加剧了各路诸侯之间的权力纷争，迅速激化了他与刘邦之间的矛盾，而且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局面。
项羽分封诸侯后即罢兵回归彭城。不久，田荣起兵反楚；于汉元年（前206）五月迎击田都，杀田市，自立为齐王；并以彭越为将军。彭越于七月击杀济北王田安。田荣并王三齐后，命彭越击楚，又以兵援助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迎故赵王于代，复为赵王。齐、赵的起兵，对西楚的项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为了制止事态的扩大，项羽先派萧公角将兵迎击彭越，结果大败，不得不调遣主力击齐，以稳定局势。僻处巴蜀的汉王刘邦乘田荣起兵反楚、项羽无暇西顾的有利时机，听从韩信等人的计议，决策东向，于同年八月出故道，击降项羽分王的章邯、司马欣和董翳，迅速还定三秦，由此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帷幕。
楚汉战争之始，项羽即在战略上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他认定齐地的田荣为心腹之患，而张良也致书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又以齐反书递交项羽说：“齐与赵欲并灭楚。”以此麻痹项羽，项羽信以为真，遂无意西向，专注东方，在战略上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后来，项羽虽然击杀田荣，复立田假为齐王，但由于他在齐地烧夷城廓房屋，掳掠老弱妇女，激起齐民的反抗，使田荣弟田横得以收散卒数万人，据守城阳，并以汉二年四月立荣子田广为齐王，号令齐地百姓抗击楚军。楚军主力遂困于齐地，无法脱身。刘邦以此得以乘隙击降魏王豹，虏殷王印，并声讨项羽“放杀义帝”的罪行，然后率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顺利地进据彭城。
项羽得知彭城失陷的消息后，立即部署诸将击齐，亲率精兵三万人回师彭城。而刘邦此时却为轻易取得的大捷而陶醉，收其宝货、美人，逐日置酒高会。在楚军的突然反击之下，汉军五十六万乌合之众一败涂地，士卒死伤过半，睢水为之不流。刘邦本人仅以身免，其父太公和妻吕雉却作了楚军的俘虏。
彭城之战后，楚汉之间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刘邦败退荥阳，诸侯皆背汉向楚，幸亏萧何及时调发关中老弱未成年者补充兵力和韩信的有力增援，汉军才得以重整旗鼓。项羽遂将战略重点移至西线，但他始终未能摆脱两线作战的厄运，无法越过荥阳、成皋一线西进。从此，楚汉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从刘邦这方面来说，这种相持是积极的。相持阶段一开始，刘邦就着手组建了一支骑兵部队，有效地阻挡了楚军的进攻；与此同时，汉军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一方面坚守荥阳、成皋一线，一方面在楚军后方和侧翼开辟新战场。这一部署打击了项羽的致命弱点，很快收到了成效。
汉二年前八月至次年十月，韩信接连平定魏、代、赵、燕，矛头直指齐地，逐渐形成包围西楚的态势。项羽主力虽在汉三年前四月、六月再度攻陷荥阳、成皋，但由于刘邦采取了“高垒深堑勿与战”的战术，不仅保存了汉军的实力，而且牵制了楚军的主力，使项羽更进一步陷入两线作战、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特别是项羽不能用人，不但韩信、陈平等人弃楚投汉，连他的重要谋士范增也得不到信用。这更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连连失策，使刘邦得以调兵遣将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汉三年前五月，刘邦命彭越率兵渡过睢水，袭杀楚将薛公，直接威胁彭城。八月，刘贾、卢绾将卒二万渡河，进入楚地。彭越在汉军协助下攻徇梁地，连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完全截断了荥阳、成皋一线楚军主力的后勤补给线。同年九月，项羽不得不命大司马曹咎固守成皋，亲自回师救援，一举夺回了陈留、睢阳、外黄等十余城。但与此同时，刘邦乘项羽回师之机诱使曹咎出击，于是大破楚军，收复成皋。东线的韩信也袭破齐历下军，进据临淄，并消灭了楚将龙且率领的号称二十万的援军，尽定齐地。项羽在正面和侧翼战场上接连遭到重大失败，有生力量丧失殆尽，腹背受敌，进退失据，陷于汉军的战略包围之中。
成皋之战后，楚汉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项羽日益孤立，粮秣得不到补充，韩信又继续进兵西楚。汉四年前八月，项羽向刘邦提出议和，楚汉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正当项羽率兵东归，刘邦却采纳张良、陈平的计策，乘机追击楚军于固陵，并且调令韩信、彭越等人率兵围歼项羽，命刘贾渡淮河包围寿春，诱使楚大司马周殷畔楚。次年十二月，项羽被围困于垓下，汉军四面唱起楚歌，楚军士无斗志。项羽率少数骑兵突围至乌江，自刎而死。楚汉战争最后以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王朝而告终。
项羽骁勇善战，几乎每战必胜，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战术指挥员。他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直接导致了他在战略决策上的连连失利。可是，项羽至死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乌江自刎前仍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司马迁在《史记》中批评他说到：“自矜功伐，奄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与项羽相反，刘邦却从楚汉的成败得失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不过，就在当时，人们就已总结过其中的经验教训。韩信初拜大将时，当面就问刘邦：勇、悍、仁、强，你比项羽如何？刘邦默然良久，曰：“不如也。”韩信就此分析项羽为人，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名虽强，实失天下心。刘邦在平定天下后，也有一次问众臣己胜项败的缘由，并自评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筹给养，我不如萧何；运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我能用此三人杰，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能用，这就是我胜项败的原因。
刘邦虽然出身不是大姓望族，但他的见识远在刚愎自用的项羽之上。项羽虽然豪气过人，才智也非一般人可比，但其不能深谋远虑，广纳人才，常居功自傲，源自百姓却不敬百姓。又无权谋欺诈，最终四面楚歌，乌江饮恨。
2．光武“柔道”复兴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宽松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软弱，刚柔相济。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他总结前朝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今湖北枣阳西南），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秀生于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秀兄弟三人，长兄刘縯，次兄刘仲。刘秀9岁而孤，养于叔父刘良家。刘秀谨慎宽厚，勤于稼穑。王莽天风年间，至长安，师从中大夫许子威，受《尚书》，略通大义。
地皇三年（公元22年），时绿林、赤眉起义已先后爆发，新莽政权呈败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扬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鼓动刘秀举大事。十月，刘秀与兄刘縯及李通等起事于宛和舂陵。刘秀时年28岁。舂陵军初战不利，不久加入王匡、王凤所领导的绿林军。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王匡、王凤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国号“汉”，年号“更始”。
五月，王莽派重兵镇压起义军，刘秀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王莽大败。自此后，刘秀声名大震。
同时，刘縯因功劳卓著，引来刘玄的嫉妒被杀。刘秀深知自己力不敌玄，于是以退为进，得到重用。刘秀到河北后，废除王莽苛政，释放囚徒，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了当地官僚地主的支持，并镇压和收编了铜马等各路起义军，力量迅速壮大。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帝位于菜，国号“汉”，年号“建武”。十月定都洛阳。
此后经过11年的征战，刘秀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统一了全国。
光武帝复汉之初，社会经济凋蔽，各地农民起义时伏时起，另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社会动荡不安。光武帝长于民间，亲身参加了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深知苛政的恶果。所以他决定“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务用清静”，恢复汉初的“无为而治”，以“黄老无为”作为他统治的指导思想。他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光武帝的“柔道”就是减轻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与民休养生息。具体政策如下：
（一）安抚“盗贼”
东汉开国之初，许多百姓流亡在外，还有的则是占山为盗。光武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招流民还乡，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凡是参加赤眉等农民起义的，“自殊死以下皆赦之”。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因度田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豪强裹胁农民暴动的事件，光武帝下令，对参加暴动的群“盗”，可由他们自己纠察揭发，五人共斩一人，只要以后不再举事，其余一律免罪；对那些组织暴动的“魁帅”，也不治罪，只迁往它郡，给予田宅，使其安生业。这种安抚政策，旨在使流民还乡，组织生产，各安其业。随后，东汉社会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景象，社会秩序安定，农业劳动力增加。
（二）释奴赦囚
光武帝自即帝位第二年起，就着手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先后6次下诏，释放官私奴婢，并制定了保护奴婢人身及生命的法律。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连下三次诏书，禁止残害奴婢。光武帝还大批赦免囚徒，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下诏，全国的罪囚，除极恶的处死罪外，其他罪囚一律赦免为庶人。光武帝释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和赦免罪囚的诏令，对阻止变自耕农为奴婢，提高劳动者的身份地位，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生产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精兵简政，轻徭薄赋
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光武帝在向人民征收“十一之税”的同时，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组织士兵屯田。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下令精简国家机构，裁缩官员，共裁并400多个县。第二年，又大量裁减军队。建武六年（公元30年），国家财政好转，恢复西汉旧制“三十税一”。同年，汉王朝罢郡国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试，且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光武帝还提倡节俭，以身示范，并多次赈济鳏寡孤独及不能生活的贫民。光武帝实行一系列精兵简政，轻徭薄赋的措施，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光武帝也曾试图解决土地兼并和豪强侵占人户的问题，下召“度田”。此令一出即遭到了地主豪强们的反对。地方官吏与地主联合，欺压农民，反而激起了农民的武装斗争，一些豪强地主还乘机兴兵作乱。光武帝在发兵镇压无效的情况下，最后只好作出让步，度田不了了之。土地兼并问题虽未解决，但阶级矛盾尚未激化。
以上诸“柔道”措施，使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遭到破坏的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并发展，土地得以开垦，人口大量增加。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2100多万。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宽松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软弱，刚柔相济。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他总结前朝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一）退功臣，抑外戚，制宗室
在东汉王朝的建立中，跟随光武帝打天下的将帅们，位高权重，成为汉室潜在的威胁。对这些开国的元勋，光武帝给予他们显赫的荣誉，丰厚的待遇，而解除他们的实权，不授以执政的官职。功臣位尊无权，减少了对皇权的威胁，保持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和谐稳定。
对外戚，光武帝禁止外戚干预朝政，并规定凡后族、宫戚，都“不得封侯与政”。
对地方行政体制，光武帝也和西汉一样，实行“郡国并行”制。但东汉的王国封区小，诸侯王只有经济上的食封权，无政治上的治民权。多数侯王久居京师，不就国。对待宗室，光武帝严加限制，重申旧制“阿附蕃王之法”。对外戚、宗室诸王的抑制，加强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
（二）进文吏，虚三公，重台阁
光武帝在组建政权方面，不用功高的勋臣，而选拔有治国安邦之才的文士为官，尤其器重那些有气节，不仕王莽新朝的儒流名士。光武帝屡次下诏求“天下俊贤”、“天下义士”。重视儒家的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因此，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光武帝亲自接待，授官任职。但是，对任职的官吏，特别是近臣、大臣，光武帝则以法理督责极严，对不称职或失职者，严加惩罚；对于事涉刑律的大臣，更是决不宽贷；对于禀公执法的官吏，则予以奖励。光武帝治国之术，宽以待民，严以责吏，确保了吏治清明，社会秩序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