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河间王司马颐又联合长沙王司马义起兵讨伐司马冏。从此之后，齐王、成都王、河间王、长沙王以及东海王司马越，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为了战胜自己的对手，他们不惜勾结乌桓、鲜卑、匈奴兵参战。于是由宫廷政变酿成了诸王的混战，诸王混战又发展成各族之间的大混战。太安三年（306），西晋中央政权落入东海王司马越手中，他毒死了愚昧无知的晋惠帝，另立惠帝之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八王之乱集中表现了司马氏集团的残忍性和腐朽性。这场十六年的混战不仅直接导致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导致了西晋的灭亡，而且导致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导致这八王之乱的根本则在于晋武帝的“分封”，权力分散，诸侯则拥权自重，朝廷难以管辖。晋惠帝的愚蠢无知，贾南风的阴险毒辣，无疑是这场混战的最初原因，但事实也正如《晋书》作者所说：“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详观曩册，逖听前古，乱臣贼子，昭鉴在焉。”内乱只能造成社会的灾难，削弱国家的实力，八王乱晋的历史教训，还是值得后人记取的。
7．巫蛊事变
征和二年（公元前91），西汉王朝爆发了一场“巫蛊事变”：汉武帝与卫太子兵刃相见，在长安城中激战五日，以死者数万人，卫太子、卫皇后自杀，大批官吏受株连而告终，这场剧变使得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骤然由鼎盛转向衰败。
巫蛊是西汉时盛行的一种迷信，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使用巫术诅咒或用木偶埋于地下可以害人。武帝祀神求仙，招鬼用巫，方士神巫多聚京师；女巫更出入宫中，教唆那些斗妍争宠、排挤倾轧的后宫妃嫔们制作木偶埋入地下，祠祭祝诅，以蛊害情敌，争夺皇帝的宠幸，这就是所谓以巫蛊行妇人媚道。因此，争宠后宫与巫术相结合，就构成了武帝时期宫闱斗争的新特色。在元光五年（前130）和征和元年（前92），曾经两次发生了因巫蛊而引起的宫廷及朝廷的大屠杀，史称“巫蛊之祸”，它们都是汉武帝的皇权专制统治与其声色犬马、祀神求仙的宫廷生活相结合的直接恶果。
然而，发生在征和二年的这场“巫蛊事变”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宫闱斗争，它是一场由奸臣精心策划的政治清洗与政治迫害，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危及国家、殃及民众的祸乱，其罪魁祸首是担任直指绣衣使者的江充。
江充（？—前91），西汉赵国邯郸（今属河北）人，原名齐，字次倩。他因告密而得到武帝的赏识，官拜直指绣衣使者，职在“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太始三年（前94）时，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驶于专供天子交通的驰道之中，正好遇上江充，江充依法拘押太子家使并没收车马。太子闻之，派人向江充求情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讯，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江充根本不听，很快就将此事报告给武帝。
这件事情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不然，它是当时业已存在的帝党与太子党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反映，是江充对太子的有意陷害。太子刘据为卫皇后所生，史称卫太子。刘据少时很得父亲的欢心，但长大之后，武帝嫌他“材能少，不类己”，爱心日少，而卫后也色衰失宠。刘据性格仁恕温谨，思想方法与统治策略均与武帝不同。武帝用法严峻，奖用酷吏，而卫太子则为政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好大喜功，屡兴大役，征伐四夷，卫太子每每加以谏阻。天长日久，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帝党和太子党两个政治集团。太子“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由于奸邪之臣的不断挑拨和诋毁，武帝对太子的猜忌与不满日益加深，太子的地位愈发岌岌可危。就在太始三年，武帝宠幸的赵捷妤在怀孕十四个月之后生下少子弗陵，武帝六十四岁又得一子，本来就喜不自胜，而弗陵之降生，又与尧母怀胎十四月而生尧的传说相仿，因此武帝更加奇爱他，以为天命在弗陵，“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善于察颜观色的奸邪之臣立刻从中窥探出了汉武废长立幼的意愿，于是便更加有恃无恐地加紧了谋求改换继嗣的活动，江充扣押太子家使及车马一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从此以后，江充与太子公然结仇。他担心以后太子即位于己不利，处心积虑地寻机作虐，成为“用法深酷”大臣集团中迫害太子的急先锋。
征和元年底，江充受命究治丞相公孙贺祭诅天子一案，这使他抓到了一个除去卫太子的良好时机。公孙贺之妻是卫皇后的亲姊，是卫氏外戚集团的重要成员。江充穷治案犯，于征和二年初，杀公孙贺父子，其后，又接连诛杀了卫皇后所生阳石、诸邑两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等人，后宫及大臣数百人遭株连而死。通过这场屠杀，江充事实上先为除去卫太子扫清了外围障碍。同年夏天，他又向因体弱多病、精神恍惚而苦恼不已的汉武帝进言，一口咬定武帝之病是“祟在巫蛊”，武帝不知他别有用心，便“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一场大祸，由此发动。
江充对卫太子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这次领旨究治巫蛊，最终目的是迫害卫太子。为了确保成功，他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策略，先从民间开刀。他率领胡巫在三辅地区“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大肆收捕，然后用严刑拷打的手段，逼迫百姓“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不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一时间，巫蛊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江充如此大张声势，就是想要促使武帝更加坚信巫蛊之害，同时也为迫害卫太子制造必要的舆论和气氛。果然，武帝看到江充捕杀了如此之多的巫蛊者，愈发怀疑“左右皆为蛊祝诅”，加害自己，江充发现时机已经成熟，便上言长安城“宫中有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武帝于是命江充“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江充等人事先交代胡巫在宫中埋入木偶，制造巫蛊的痕迹，然后开始穷挖滥掘，从失宠的嫔妃、卫后的居宫，一直挖到太子宫，弄得“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江充四处扬言“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准备奏报武帝兴大狱。当时武帝病居长安城外的甘泉宫，江充治巫蛊又封锁消息，皇后吏和太子吏多次去甘泉请安，但却一点消息都得不到。而对杀气腾腾的江充，卫太子集团惊惧不安，太子少傅石德建议太子“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卫太子起初不允，要亲自去甘泉宫面见武帝。但江充自以为太子必败，咄咄逼人，“持太子甚急”。卫太子愤而诛杀江充等人，然后报告卫皇后。“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于是“长安扰乱，言太子反”，武帝闻变大怒，急命丞相率兵捕斩，卫太子见事情无法挽回，只得铤而走险，发兵抗拒，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在封建时代，围绕着立储、夺储而进行的宫廷斗争屡见不鲜，但像“巫蛊事变”这样激烈、残酷，并引起京郊动荡民无宁日的还不多见。汉武帝一向被认为是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但毕竟年事已高在“巫蛊事变”发生前的一个时期，只听信江充之言，不察事实，铸成了这场父子交兵，自相残杀的惨祸。
8．诛尽“太平”方太平
在唐代历史上，自武则天退位至玄宗改年号“开元”的短短七、八年间，宫廷政变迭起，皇帝更换频繁，弑杀、祸乱交错，政局、人心动荡。李隆基以皇室庶子身份卷入斗争漩涡的中心，经历了八年多的艰苦奋斗，进位至太子监国，最终登基，为唐玄宗，开创出“开元之治”的局面。
玄宗艰苦创业不同于其他帝王之处，是他始终置身于宫廷，为铲除“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之弊，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权力争夺来实现的。
中宗复位后，皇后韦氏“颇干朝政”，使得安乐公主、武三思等权倾天下。神龙三年（707），太子李重俊政变未遂被杀，李隆基生父相王李旦受株连，李隆基亦出为潞川别驾。从此，李隆基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两年后，李隆基回到长安，他面对的仍是权倾天下的韦氏集团。在这种情势下，李隆基所能够做的，一是厚结禁军，“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得其欢心”，二是广交有识之士，暗结私党。景龙四年（710）夏，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秘不发丧，皇后亲总庶政”。同时，制造“韦氏宜革唐命”的舆论，并在禁军中安插亲党，控制兵权。此时的李隆基不敢公开与韦氏集团抗衡，只得以继承“唐命”为号召，进一步拉拢禁军万骑中的中下级将士。他还利用了韦后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争取到姑母太平公主的支持。经过十九天的周密准备，一举取得宫禁战的胜利，斩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这次政变，李隆基是打着为国为父的旗号，利用其父相王曾经当过皇帝的声望和影响进行活动的。政变成功，相王即位，是为睿宗。
睿宗称帝后，李隆基立即遇到能否被立为太子的难题。他虽然有“计平韦氏之功”，但不是长子，而且嫡兄李成器早在六岁时就曾被立过太子。经多方协商，为避免“喋血宫门”的事变重演，睿宗以“推功业为首，然后可保安社稷”为由，使嫡长子李成器相让，立李隆基为太子。李隆基一举诛灭韦氏集团，被立为太子，在“拨乱反正”的路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时隔四个月，“太子非长，不当立”的流言四起。制造这一舆论的不是长兄李成器，却是姑母太平公主。李隆基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形势。
太平公主是睿宗唯一的亲妹妹，“诛二张、灭韦氏，咸赖其为”，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功劳。加之她“沉断有谋”，议政处事胜过其兄，睿宗便“常与之图议大政”。若其“不谒朝，则宰相就第咨之”。史称“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但是，依附太平公主的，多是“外饰忠鲠，内藏谄媚”之徒，“谄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饥虎，贪若饿狼”。而太子李隆基及其支持者则“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太子与“太平”两大势力间的争斗，不可避免地加剧起来。“太平”一方，“睹太子明察，恐不利己，仍阴谋废黜。”首先挑动李成器说：“废太子，以尔代之。”接着又邀宰相，“讽以易置东宫”。同时，在太子身边安插耳目。史书这样记道：“公主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太子一方，则以东宫“有大功于天下”揭露废黜阴谋，同时策动太子监国，以为“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以为这样可以熄灭两大集团的争斗，便下制令太子监国，代行国务。太子一方，初步挫败“太平”一方的废黜阴谋。
从监国到登基，李隆基经历了更为艰难的一年半的时光。
“太平”一方废黜太子的密谋未得逞，便以“离间骨肉”的罪名迫使睿宗贬谪太子的心腹姚元之、宋璟。实际上，这只是睿宗在太子与“太平”两派势力之间进行平衡的结果。短暂的平衡背后，埋伏着更加激烈的争斗。“太平”一方，加紧结党，把一批私党举荐为宰相，而把支持太子的宰相撤换下来，造成“宰相有七，四出其门”的局面。进而，广树朋党，以致“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尤其注意收买北门禁军，“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
面对亲妹妹与亲儿子的势不两立，睿宗已束手无策，终于萌发了不愿当皇帝的念头，欲传位皇太子。“太平”集团极力反对，来势之猛，致使太子不得不表示“让位”于长兄李成器。史称：“太平思立孱弱，以窃威权，太子忧危。”
睿宗既偏袒妹妹的利益，又要维护儿子的地位。鉴于当年安乐公主骄纵擅权危害中宗的教训，延和元年（712）七月，睿宗下制传位于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为玄宗。“太平”阻止不了传位，便又另出新计，劝睿宗“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企图架空新皇帝。于是，再度出现妥协：“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这一妥协不仅没有起到平衡两大势力的作用，反倒成为政局进一步动荡的催化剂。“太平”一方，“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一面“谋废立”，欲废掉新君，一面“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企图毒死玄宗。此计不成，便寄望于羽林兵作乱，妄图发动宫廷政变。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面对越来越急迫的形势，玄宗及其支持者也在密谋策划。当确切知道“太平”一党定于先天二年（713）七月四日作乱的布置后，玄宗采纳了崔日用“先定北军，次收逆党”的防变制乱的建议。七月三日，玄宗率亲信十余人、卫兵300余人，召禁军将领常元楷、李慈至，立即斩首，没有引起禁军骚乱。接着，在朝堂、内客省捉拿并斩杀了依附“太平”的宰相萧至忠、岑羲及大臣。第二天，上皇睿宗诏诰天下：“自今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太平”势穷，逃入山寺，数日后回来，赐死于家。“穷治公主枝党”，一直延续到年底，“太平”的残余被彻底铲除。十二月，改年号为“开元”。这样，唐朝的历史才由动荡转而进入安定的“开元之治”的新时期。
自武则天成为女皇之后，唐朝的妇女地位愈加提高，因此，李唐王朝的公主不乏机智权谋，野心勃勃者。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引出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导致国无良策，上乱下不能安宁，没有稳定的局面，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