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国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在历史上两国恩恩怨怨，却总是有割不断的关系，因而中日关系也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和一个永久的话题。60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仅从总体上改变了国际关系，同时也改变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奴役与屈辱以及侵略与被侵略的严重不平等关系。然而，战后不久的冷战对峙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导致了中日两国分属不同阵营，中国倒向苏联，日本则成为美国的盟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被国际形势所左右，日本追随美国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致使中日官方关系断绝，并长期处于政治上的对立状态。但是，由于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没有官方关系的情况下两国仍然保持了民间关系，展开了独特的“民间外交”。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东西方冷战对峙主要角色的美国和苏联，其力量对比发生逆转，苏联在战略和常规武器方面已接近和超过了美国，在第三世界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美国则由于越南战争而元气大伤，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准备实施总体战略收缩，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也同样感到了苏联的威胁。与此同时，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但是过去作为盟国的中苏两国在经过十几年意识形态的争吵之后终于发展到了兵戎相见，60年代末在两国边境地区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国的安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开始接近，中日两国在战略上也互有需要。1972年9月，通过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在相互敌对20多年后中日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且随后按照《中日联合声明》的规定，先后签订了中日贸易、海运、航空、渔业、文化交流、科技合作等协定，使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中日友好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为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日本，将中日友好推向了高潮。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继田中角荣之后访问中国，并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日关系也进入了近代以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针对苏联70年代的扩张，再次重整军备，启动了所谓“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让步与退却，东西方关系开始有所缓和，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感到苏联的威胁相对降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相对减弱。与此同时，中国为实施改革开放战略而在1982年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明确提出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日本则随着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日过去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需要有所下降，在实际的交往中，两国关系中本来就存在而并未得到解决的一些潜在矛盾逐渐暴露了出来。例如，在1981年发生了所谓“宝山冲击”，1982年和1986年发生了两次历史教科书事件，1985年发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以及随后的光华寮事件等，都曾引起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一度紧张，其中有些问题甚至成为中日间长期的外交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些摩擦伤害了中日两国国民的友好感情，使70年代的和平友好气氛大为淡化，两国关系的基础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经过这一系列摩擦，中日关系从70年代近乎狂热的友好逐渐变得比较冷静和现实。当然，在这些问题出现的同时，中日关系在总体上还是得到了全面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也同样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冲击。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后一段时间，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中日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日本首先打破政治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封锁，迅速恢复了与中国的全面关系。然而，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的解体已经使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成了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试图改变和限制的主要国家。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即作为政治大国的中国正在同时成为一个经济上也日益强大的国家，并且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和对国际事务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而出现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同时却在政治上变得日益强硬，其国内政治发生急剧右转，日益保守化，对外则追求政治大国，开始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日两国同时作为东亚地区的综合性强国而存在。这一新的历史现象给中日两国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新问题，即两强如何共存于这一地区。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美国的存在和东亚地区国家的多样性所造成的差别妨碍了地区合作，使得强大起来的中日两国处在了一种安全困境之中，并由此引发了众多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围绕历史问题、领土问题、能源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同盟问题等，中日两国就常常出现外交争端甚至民族情绪对立。
当然，中日之间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在于两国不同的国家发展战略和两国在新时期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认知及其相互矛盾与冲突。不过，中国和日本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已在1998年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又宣布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双方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密切，文化交流的规模也在继续扩大，也都在试图促进多个领域的地区多边合作。因此，虽然目前中日之间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是历史已经昭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作为东亚地区最为重要和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不但要考虑本国的利益，更需要有一种全球化时代更广阔的思维和视野，即超越国家与民族的地区乃至全球的思维和视野，在更大范围即地区和全范围来定位两国关系，有意识地促进地区多边合作并在其中共同发挥作用，在这一合作过程中增加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并以此来冲淡历史中的不愉快和其他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共同为东亚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中日关系中独特的“民间外交”
（一）日本对台湾的选择
战后初期，由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实施了单独占领，日本完全丧失了对外交往的权利，加上由于中国爆发国共内战，中国本身也无力参与管理和改造日本，因此虽然战争的结束从实质上使中日两国结束了战争状态，但是却并未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反而陷入了一种几乎没有来往与完全停滞的状态。
直至《旧金山和约》缔结前后，即日本即将恢复独立之时，恢复中日两国关系的问题才开始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对于即将重返国际社会的日本而言，不能不考虑如何重新确立与其邻国中国的问题。但是，日本政府在面对因中国内战造成的大陆与台湾分裂的问题时却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如果选择承认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肯定会遭到美国和台湾的反对，而日本不可能不顾及美国的态度，也会多少考虑与台湾的关系，但是如果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则势必会恶化与北京的关系，而北京才是真正控制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的政府。也就是说，只有与北京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才可以说真正结束了自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争以来两国间一直存在着的不平等和不正常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两国间真正平等的新关系。
在1951年9月召开旧金山和会之前，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曾明确表明不接近北京政府的意向，但是在和会结束以及《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的1951年10月，首相吉田茂却在日本参议院回答议员就对华外交方针的质询时表示：“对中共的问题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是当然应该从现实外交的立场出发自主地做出决定。目前对中共的关系，从通商贸易上考虑，视中共的态度如何，最好能在上海设立驻外办事处。”“日本现在虽然被定为有选择媾和对手的权利，但如何行使这一权利，亦须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国情及中国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打算轻率地做出决定。”与此同时，作为日本政府发言人的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也在会见台湾驻日代表时表示：“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等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
日本这样做实际上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而对美国做出的一种试探，即想要既保持与台湾的关系，同时又保持与大陆的关系，或者至少与双方保持经济上的关系，然后再自主地决定同某一方的政治关系。但是，日本政府重要人物这一系列的发言，自然引起了台湾和美国的注意。台湾立刻向美国提出质疑，怀疑日本是在美国的默许下做出如此表示的，美国则予以否认，同时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压。1951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杜勒斯飞赴东京同日本首相吉田茂会谈。他说：“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承认，台湾是远东的军事战略要地，日本政府同国民政府进行和约谈判，是最符合日本利益的。”虽然吉田茂仍然以影响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为由主张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但是遭到杜勒斯的拒绝。随后，杜勒斯交给吉田茂一封由自己起草但却署名吉田茂的信函要吉田茂同意。这一信函在经过双方多次磋商之后形成了著名的“吉田书简”，并由吉田茂签字后寄往美国。1952年1月16日，吉田书简在华盛顿和东京同时发表，其主要内容有：（1）日本政府愿意与其邻国中国建立和平的政治和通商关系；（2）日本政府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重建两国政府间正常关系的条约；（3）双方条约及其条款将适用于现在或以后属于中华民国政府管辖的全部领土；（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是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条约；（5）有理由可以认为中共政权正在支持日本共产党进行旨在以暴力推翻日本立宪制度和目前政府的计划；（6）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共政权缔结双边条约。
《吉田书简》的发表，意味着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最终选择了台湾，并且在其后不久日台之间即通过谈判签订了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双方建立起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对此，中国政府当然进行了强烈谴责。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同日本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对日关系主要放在了人民而非政府层面，即首先从民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开始，通过这种一点一点的积累来促使官方政治关系的改善。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以及日本一些对华友好人士的响应下，中日两国在没有官方关系的情况下展开了独特的“民间外交”。当然，所谓民间外交主要是对日本而言，对中国方面来说其实仍然是官方外交，即中国政府与日本民间之间的关系。
（二）中日民间外交的展开及其所受干扰
中国和日本两国虽然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长期以来两国密切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在日本国内已经培育了一大批对华友好人士。也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的民间外交才具有了雄厚的基础。
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建立前夕，日本经济界就开始呼吁重开两国贸易，以此作为恢复与振兴日本经济并实现中日友好的途径。为此，日本的一些企业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国会议员先后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和“日中贸易会”，并在1950年初同中国展开了贸易活动。1950年10月，由日本各界对华友好人士组成的“日中友好协会”成立，开始积极推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
1952年5月，就在日本和台湾之间签订“日华和平条约”之前，在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三名日本国会议员不顾日本政府禁令，接受中国代表的邀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首先来访的日本国民访问了中国。访问期间，他们同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一份《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一协定中规定的贸易额虽然不大，但是却意义重大，使中日两国的民间外交有了实际的内容。后来，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日之间又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尽管这些协定所规定的贸易额并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却促成了中日两国的往来与交流。
随着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开启，两国民间的各种交流活动也逐步展开，中日交往的大门渐渐被打开，两国展开了学术交流、工会交流、文艺体育界互访、地方团体交流，一些日本在野党成员或国会议员也相继访华。同时，中日两国通过民间机构还处理了一些带有半官方性质的事项。例如，1954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之间签订了在华日侨归国的备忘录，据此先后帮助35000多名日本侨民返回日本，其中甚至包括了1000多名被释放的战争罪犯。1955年4月，中日之间又签订了民间渔业协定。
对于中日民间外交的这些交流活动，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刻意阻挠，甚至还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只不过受制于当时冷战的国际形势以及双方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日本政府不可能做出大的举动，以在政治上有所突破。
但是，1957年2月岸信介内阁成立后，中日民间外交却受到了严重干扰。6月，岸信介访问台湾，在同蒋介石的会谈中，岸信介公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日本对中华民国的困难处境甚为同情。”“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收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随后，岸信介又在访问美国期间，同样大讲共产主义与中国对亚洲的威胁，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共政权。
岸信介的这些言论自然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严重不满，导致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趋于恶化。1958年5月，日中友好协会在日本长崎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挂有中国国旗，但是台湾驻日使馆却要求日本外务省通知展览会拿下国旗。在这种情况下，有两名日本右翼分子扯下了中国国旗。但是，日本警察却仅仅将这一事件作为一起普通案件对肇事者简单询问后释放。与此同时，岸信介提出所谓对华“政经分离”的政策，即虽然愿意在贸易上保持同中国的一定关系但是却在政治上敌视中国，这实际上也严重影响了中日的民间贸易关系，例如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的外交待遇、限制中方驻日人员以及不同意在双方举办活动时悬挂中国国旗。
面对日本方面对中日关系的干扰，中国外交部长陈毅随即发表声明，宣布废除《中日钢铁长期贸易协定》，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不再延长《中日渔业协定》，暂缓或取消中国妇女代表团和北京市和平代表团的访日，停止中国歌舞团在日本的演出提前回国等。于是，中日两国关系基本全面断绝。不过，为了反对岸信介的“政经分离”政策，中国方面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经不可分”的政策，1959年3月又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政治三原则”：（1）停止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2）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
直到1960年7月新的池田内阁成立后，中日关系才开始恢复。1960年9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见日中贸易促进协会代表时提出了“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促使中日恢复贸易，并且希望能够在政府层次发展这种关系。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率领大批日本企业家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不但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而且还同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一般也被称为“LT贸易备忘录”。这一备忘录虽然在形式上仍然是民间协定，但是其级别与内容已经接近于政府协定，规定的双方贸易额大大增加，而且还设立了双方贸易的常设代表机构。其后，日本政府又同意了日本企业在向中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时可以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实际上也保证了这一备忘录的实施。从此，中日贸易在原有民间贸易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规模扩大，而且具有了半官方的性质。
但是，1964年11月佐藤内阁成立后，中日民间外交再次受到干扰，中日关系又出现倒退。本来，佐藤在就任首相之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要改善中日关系，甚至被外界认为他一旦执政可能会像法国总统戴高乐那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佐藤刚刚就任首相后，中国媒体也曾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欢迎佐藤政权的诞生。但是，佐藤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施政演说中，却仍然主张采取所谓“政经分离”的原则，一方面继续维持同台湾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同中国继续开展民间贸易以及其他事实上的接触。而且，在1965年1月访问美国期间，佐藤又在同美国总统约翰逊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对于中国的侵略倾向，甚至比美国更加感到不安……日本充分理解美国采取的防止中国在其接壤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政策，并赞同这一政策。”这里的所谓“中国侵略”和美国的军事行动，是指越南战争。此后，佐藤政府又对中日民间交往进行各种限制，比如拒绝为中国访日代表团发放签证以及下令停止向中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的日本企业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资金。
佐藤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与做法，自然引起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应，中国媒体开始公开指责佐藤政府，明确表示对佐藤政府已不抱有任何幻想，同时宣布废除按照备忘录所确定的一些贸易合同。不过，这次中日关系之间的摩擦并没有导致两国民间关系完全断绝，双方在1968年3月又签订了一个类似于“LT贸易备忘录”的贸易协议，使两国在政治关系严重倒退的同时仍然保持了民间关系的联系渠道。
二、中日民间外交发挥的作用
中日民间外交这种独特的交往方式，是在国际冷战格局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和日本在既受日美关系制约又同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需要这二者之间不断平衡的一个结果。正是这种独特的交往方式，使得中日两国在没有官方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一条比较畅通的交流渠道，使得两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不但在双方民间促成了相互友好的感情，而且对中日官方关系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和后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做了有益的铺垫。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变化的催化作用下，中日民间外交合乎逻辑地导向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且给人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感觉，而不像在此之前不久实现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那样让人感到突然。
即使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关系中，民间外交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日关系虽然主要已经由官方来主导，民间外交所发挥的作用已经相对不及官方关系，但是官方关系的建立实际上更扩大了两国民间交流的规模，大规模民间层次的交流又反过来对加深中日两国国民了解和增进两国国民感情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使得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合作与友好关系有了坚实的国民基础。甚至在90年代后半期以后中日关系出现摩擦及相对处于低潮时，中日民间外交也曾再次发挥作用。而且，伴随着全球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中日两国国民对本国政府外交和对对方国家的关注程度也会越来越高，而良好的民间感情已经成为未来中日关系的主要决定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