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开始，日本就与台湾发生了联系，并且这一联系构成了中日关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因此，通过探讨日本对台湾的政策，可以有助于对中日关系、日本外交以及台湾问题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一、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和统治及由此而形成的“台湾情结”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然而，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国力日益衰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些领土被割让或租借给了列强，台湾也随着这场殖民主义的割地狂潮被割让给了日本。由此，日本与台湾开始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是一个东亚国家，在近代西方列强崛起并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最初时期，日本也是一个被西方国家强迫打开国门的国家，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经历了短期受屈辱的过程。但是，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经过内部改革，国力迅速增强，很快加入了殖民主义者的行列，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将朝鲜、琉球和台湾这些在地理上接近日本的半岛或岛屿作为其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
1872年，日本片面宣布琉球为日本藩属，由此引起同中国清政府的交涉。1874年5月，日本以报复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发动了侵略台湾的战争。但是，由于欧洲列强的干涉和日本在军事上难以取胜，最终日本和清政府通过谈判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规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但清政府须给日本所谓的“抚恤银”10万两，“修道造房银”10万两，并迫使清政府承认台湾人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本的此次侵略行为是所谓“保民义举”。这一条约签订后，日本很快在1879年3月以武力占领了琉球，并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正式吞并了琉球。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对朝鲜也发动了侵略战争。1875年，日本军舰入侵朝鲜海域，在遭到朝鲜炮火轰击后，日本军舰攻占了朝鲜炮台，并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等口岸，并且承认日本在朝鲜境内享有领事裁判权等。据此，日本势力开始进入朝鲜，并对清政府长期以来在朝鲜形成的宗主国地位构成威胁和挑战。1882年6月，朝鲜发生反对日本的“壬午兵变”，日本出动军队，又强迫朝鲜接受了《济物浦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朝鲜驻军，由此引起清政府也派兵进驻朝鲜。1884年10月，朝鲜国内的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占领王宫，宣布成立新政府，并同清政府断绝宗藩关系，引起日本和清朝军队的直接冲突。1885年4月，日清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双方军队在四个月内都撤出朝鲜，并且以后当再次派兵朝鲜时应彼此通知对方。根据这一条约，实际上朝鲜从法律上摆脱了同清政府的宗藩关系，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然而，中日两国在朝鲜的争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1894年1月，朝鲜国内爆发农民起义，朝鲜统治者请求清政府派兵镇压。清政府在派兵的同时，根据1885年的条约向日本作了通报，日本也迅速派出军队赴朝鲜。在朝鲜国内的起义被平息之后，清政府提议中日双方都撤出军队，但日本却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为此，中日两国又引发争端。7月23日，日本以武力占据朝鲜王宫，扶持制造了一个亲日本的傀儡政权，并同其缔结了一个协定，规定从朝鲜驱逐清政府的军队，当日军与清军开战时朝鲜要援助日军等。两天后，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清政府的运兵船只，同时开始进攻朝鲜境内的清军，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进行了八个月，结果清军遭到失败，被迫求和。1895年4月17日，中日两国历经约一个月的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朝鲜完全“自主独立”，即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企业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这一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状况，中国的大量白银流向日本，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金。其后，由于西方列强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集体干涉，日本被迫放弃了条约所规定的对辽东半岛的占领，但清政府又为此向日本付出了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台湾和澎湖列岛则被割让给了日本，日本20多年来对台湾的觊觎终于得以实现。
面对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台湾居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是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台湾的放弃，台湾居民的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很快被日本镇压下去，随后日本对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地统治与治理。在此期间，日本派驻总督对台湾进行直接统治：在政治上按照日本国内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军人与文官系统相结合的统治体制；在经济上对台湾进行了巨大的改造，奠定了一些工业基础，建立起了为日本国内经济服务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在文化上实行民族同化的政策，建立殖民地教育体制，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目的在于消除中华民族文化的色彩和台湾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将台湾人转变为日本人。
在台湾被日本统治了50年之后，由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战败，按照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台湾重新回归中国。1945年10月，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向中国国民政府代表陈仪投降，日本结束了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国国民政府接管了台湾。
但是，日本与台湾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中断，除去日本长期殖民统治留给台湾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之外，日本与台湾民间仍然有众多难以割断的联系渠道和人脉关系，尤其在文化与生活方式方面，台湾已经深深地受到日本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得彼此形成了一种千丝万缕而又难以割舍的联系，造成了双方的一种历史情结，即日本对台湾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历史情结，同样台湾对日本也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历史情结。并且，在战后不久出现的冷战格局以及中国内战所造成的两岸分裂状态下，这一历史情结成了后来影响日本对台湾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战后日本对台湾的选择及其与台湾的密切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日本的战败，使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两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由于中国国共两党的内战，中国大陆与台湾再次被分离，中日关系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同时也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在对中国的政策中又分离出了对台湾的政策。
1945年8月，美军以盟军名义进驻日本，开始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日本政府虽然仍然存在并拥有其行政权，但须完全听命于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指令，尤其在对外关系上，日本丧失了一个独立国家所应有的外交权利。因此，战后初期的日本，根本谈不上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唯一需要打交道的外国就是美国。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战胜国，本来也应该参加对日管制甚至对日占领，但由于中国的内战，当时的国民政府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付国内问题上，根本无暇顾及日本，所以也谈不上中日关系的恢复或者交往。台湾则已经回归中国，从法律上来说与日本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一天，蒋介石向国内外发表了被称为所谓“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告诫中国同胞“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经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以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按照这一讲话的精神，中国国民政府对侵华日军作了非常宽大的处理，除少数罪大恶极的战犯遭到审判外，大部分侵华日军都被无罪释放。对此，日本一直深怀感激，对国民党政权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理，甚至日本军队中的一些人当时留在中国，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为国民党政权作战。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夺得了大陆的政权，国民党政权则被赶到了台湾岛。于是，日本对台湾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复杂含义与感情，即历史情结与现实的感激之情交织在一起，再加上一部分同情的成分，这些因素与战后冷战状态下日本的现实利益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日本对台湾的政策。
1947年3月，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苏冷战开始，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超过了对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恐惧，此时中国内战的事态发展也日益引起了美国的不安。于是，美国开始探讨新的对日政策，将整肃和削弱日本的政策转变为扶持和援助日本的政策。1948年10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13/2号文件”，提出了新的美国对日政策：停止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如有可能重建日本军队，加强日本的警察力量，开发冲绳美军基地，美军继续驻扎日本等。这一文件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的正式转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将对日媾和事宜提上了议事日程，10月美国政府发表了对日媾和原则。1951年9月4日至8日，在美国的主持下召开了有52个国家代表出席但中国代表被排除在外的旧金山和会，并签订了盟国对日本的《旧金山和约》。据此，盟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结束，日本恢复了独立。
作为重返国际社会的日本，除去必须考虑和美国的关系外，一个必须面对的外交问题就是如何重新确立同中国的关系。但是，当时日本在制定对华政策时首先面临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选择北京还是选择台湾。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如果承认北京，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日本不可能不顾及美国的意向，而且日本也对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宽容态度心存感激；但是如果承认台湾，又势必恶化与北京的关系，而北京才是控制中国大部分领土的实际上的政府，只有同北京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才可以说真正结束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两国间一直存在着的不平等和不正常的关系。而且，日本首相吉田茂和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曾先后在公开发言中表明了日本政府的这一两难境地。
但是，日本官员的这一系列表态，立刻引起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反应，尤其对于台湾来说，非常担心日本选择承认大陆政权，于是台湾当局要求美国出面加以干预。美国参议院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来威胁日本，1951年12月10日美国总统又派遣杜勒斯作为其特使飞赴东京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结和约。吉田茂本来还想以影响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为由主张扩大与中国大陆的接触，但遭到美国拒绝。随即，杜勒斯交给吉田茂一封信并要求其签字后寄给美国，随后双方就这封信的内容多次磋商后形成了著名的“吉田书简”，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表明日本政府将与台湾建立全面的和平与通商关系以及不同中共政权接触，并以吉田茂的名义寄给了美国。
随后在1952年2月20日，日本和台湾就签订和约开始谈判。谈判中，双方最大的争论焦点主要是有关战争赔偿的问题和对中国大陆主权的问题。关于战争赔偿问题，台湾主张作为战争中做出最大牺牲的国家，国民感情不允许放弃要求战争赔偿，但是日本则强调对中国的战争损害主要是在大陆，因此赔偿问题不在条约的适用范围之内。关于对中国大陆主权的问题，台湾要求条约适用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全境，但是日本却担心有支持台湾反攻中国大陆之嫌而加以拒绝。3月25日，日台双方代表达成协议，发表联合声明，在日本的坚持下，台湾最终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本则同意条约将适用于中国全境。但是，对双方代表达成的初步协议，日本政府仍然不同意，谈判陷入僵局。一直到4月28日，台湾再次做出让步，双方终于签订了《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双方结束战争状态，建立外交关系；（2）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列岛及南沙、西沙的一切权利与要求；（3）废除双方在1941年12月9日之前缔结的一切条约；（4）日本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权及利益；（5）依照《联合国宪章》原则彼此合作，尽快缔结贸易、航空、渔业等协定；（6）条约适用于国民政府目前和今后统治下的领土。据此，日本和台湾在1952年8月5日和约生效后互派了大使，建立起了所谓正式的外交关系。日本最终完成了对台湾的选择。
面对日本对台湾的选择，中国当然地提出了抗议，同时为了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建立，在中国政府的推动和日本一些对华友好人士的响应下，中日之间展开了民间外交，即展开了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活动。对此，日本历届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而这些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又直接与日本对台湾的政策有关。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冷战格局下，日本与台湾都同美国在东亚的战略联系在一起，即都成为遏制苏联和中国的一个反共堡垒，因此日本与台湾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利益，日本长期以来追随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支持台湾而反对中国大陆，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也多次阻挠中国恢复席位，甚至在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会议上仍然提出“双重代表权”提案，企图仍然将台湾留在联合国内。在经济上，日台条约签订后，日本重返台湾，将台湾作为重要的商品输出地和投资场所，既对台湾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使台湾的经济与日本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日本同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与人员往来也非常密切。
不过，尽管从总体上来说日本与台湾保持了一种良好的关系，但在不同的首相执政期间又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例如，在1954年12月到1956年12月的鸠山首相和1960年7月到1964年11月的池田首相执政期间，日本政府曾经试图平衡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策，对中日民间外交持一种支持或默认的态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给予了积极的协助，在经济贸易方面使两国建立起了具有半官方色彩的关系，而在1957年2月到1960年7月的岸信介首相和1964年11月到1972年7月的佐藤首相执政期间，日本政府则公开支持台湾而反对中国大陆，致使中日关系发生严重倒退。
1957年2月岸信介组阁不久后，于6月访问了台湾和美国。
在台湾，岸信介与蒋介石会谈后发表了公报，公开支持台湾反攻大陆，认为共产主义的中国是日本的威胁；在美国，岸信介同样大讲共产主义与中国对亚洲的威胁，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共政权。在这一背景下，1958年4月岸信介政府根据台湾的要求取消了在《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规定双方可互设通商代表处并可悬挂自己国家国旗的规定，5月又接受台湾的要求强迫降下在日中友协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的中国国旗，并发生了日本右翼分子扯下中国国旗的“长崎国旗事件”，致使中日民间交流活动也完全中断。
1964年11月佐藤组阁后，在日本国会所作的首次施政演说中就说：“政府将一面维持迄今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一面以政经分离的原则同中国大陆之间继续民间贸易以及其他事实上的接触。”其后又在与联邦德国电视台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只要北京不放弃对台湾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认中国。”并且在1965年1月访问美国时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日美在中国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即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同时，佐藤政府也应台湾的要求下令停止执行根据中日“LT贸易备忘录”对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日本企业提供日本进出口银行资金的规定，致使大批中日贸易合同被废除，严重干扰和影响了中日民间交流关系的开展。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美之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日本国内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导致了佐藤内阁的倒台，日本政府一贯支持台湾和反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才开始发生变化，并开始考虑放弃台湾而承认中国大陆。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台政策与日台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向苏联一侧倾斜的态势，苏联咄咄逼人，在整个世界大肆扩张，在战略武器与常规武器方面都向美国提出了挑战甚至超过了美国，而美国则国力相对衰落，并深陷在越南战争之中难以自拔。与此同时，同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在经历了整个60年代的意识形态争论之后也彻底决裂，甚至兵戎相见，1969年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面对苏联的扩张和威胁，战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双方开始有了共同的利益。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在同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七一五公报”，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引起了世界的震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双方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面对世界格局的这一巨大变化，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在外交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日本人将这一事件称为“尼克松冲击”或者“越顶外交”，因为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即支持台湾和反对大陆，而且美日双方曾多次约定在对华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但是，美国却在没有按照约定预先通知日本的情况下实现了中美和解，所以日本深感自己被美国出卖了。
不仅如此，日本佐藤内阁在国内也由于其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而受到日益激烈的责难。从70年代初起，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国内要求放弃台湾而实现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国会议员以及在民间都发起成立了众多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团体和组织。随后，这些团体和组织以及日本各在野党相继访华。1971年6月，日本公明党代表团访华期间，同中日友协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对日“复交三原则”的原则，其中就有“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1972年4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五大派系之一的三木派首领三木武夫访问中国，在其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也表示承认“复交三原则”。
在这种巨大压力之下，佐藤政府内外交困，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做出了一些姿态，试图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例如在讲话中开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恢复允许在中日贸易中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并表示想要派遣内阁大臣和自民党议员访问中国。但是，佐藤仍然不愿意明确表示放弃台湾，于是这些表示也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佐藤内阁倒台，佐藤首相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在随后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中国问题成为最主要的争论焦点。作为候选人之一的田中角荣明确提出尽快恢复中日邦交，并联合自民党内大平、三木和中曾根派形成统一战线，以绝对优势击败福田赳夫，成为自民党新总裁，并当选为日本首相，上台组阁。田中在组阁后的首次会议上，就表明“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并很快发表了日本政府关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明确表明日本政府对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表示理解，并计划在取得国内外各方的支持下积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7月，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受田中委托访问中国，就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赔偿问题、台湾问题及日美关系等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有关问题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十几个小时的会谈，其后整理形成了著名的“竹入备忘录”。日本政府在研究这一备忘录之后，很快制定了《日中联合声明纲要日方基本方针要点》，基本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方案，但在台湾问题上关于如何“废除日台条约”还有一些不同意见。
又经过中日双方多次交涉后，决定通过首脑会晤来解决其余剩下的问题。与此同时，田中在8月中旬完成了自民党内的政策协调，8月底又亲自赴夏威夷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求得美国的理解与支持，9月14日又派出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作为政府特使赴台湾进行解释。一切准备就绪后，日本政府9月21日正式宣布田中、大平等内阁成员将访问中国。9月25日，田中等人启程访华，终于迈出了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在两国的建交谈判中，围绕日台条约曾经存在分歧，中国主张日台条约是非法和无效的，而日本则不同意这一提法，只是决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自然结束这一条约。经过双方艰苦的谈判，终于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致，即台湾问题不写入联合声明，而以日本外相谈话的方式宣布日台断交和废除日台条约。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紧接着日本外相大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并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台湾和日本将不能继续维持外交关系”。日本终于在战后20多年后放弃台湾而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的对台政策明显地受到了中日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日本将对中国的政策作为其战略选择，谋求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协调与合作，甚至在安全领域也开始对话与交流，以便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而将对台政策则仅仅确定为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过去已经形成的一种务实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日台政治关系一度处于低潮，不过仍然保留了经济、文化等民间关系，甚至在政治上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在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同时，日本对台湾采取的政策是：“我国政府希望今后尽可能地继续保持台湾与我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和以经济、文化为主的各种民间交流，并准备为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日台双方都调整了彼此的关系，在双方关闭大使馆后又在这一基础上分别成立了日本驻台湾的“交流协会”和台湾驻日本的“亚东关系协会”。这两个机构公开都属于民间机构，但是实际上却承担了部分类似于大使馆的政府性功能。日台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尤其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方面，双方仍然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一直就存在着的“亲台湾帮”也积极活动，千方百计维持日本与台湾的各种关系。石原慎太郎等50多名国会议员联名发起成立了所谓超党派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推进日本国会议员同台湾之间的联系，并在日本国会中积极维护台湾的利益，以及经常组织一些日本政治家访问台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局势的缓和与日本政治大国化战略的确立以及台湾内部政治的变革，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摩擦，从而日本对台湾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双方的实质性接触也开始增多。例如，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在1984年访问台湾，出席蒋经国第二任“总统”就职典礼；1986年，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将京都大学的“光华寮”所有权判给台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待；1987年9月，日本法务省给予台湾驻日机构外交待遇，说明了日台政治关系的提升。并且，随着不久之后冷战的结束，日本对台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日台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四、冷战后日本的对台政策及日台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战后以来最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北京政治风波等等事件，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国家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也使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变数，随之日本对台湾的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中日之间的共同威胁不再存在，双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战略利益有所下降，而由于北京政治风波和中国的崛起及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政治大国的诉求，中日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东亚主导权方面反而有了对立和竞争的一面。因此，日本在仍然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也开始对华警戒和试图限制中国，其中对台政策就成为日本限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日本来说，冷战结束后台湾的战略地位相对上升。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台湾的政治变化使得日本对台湾有了更多政治上的同情和共同的价值利益，另一方面在同中国围绕东亚主导权的竞争中通过加强同台湾的关系就可以使日本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具体地说，台湾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进一步维护了日本所信仰的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所以日本需要像美国一样维护台湾的这一进程，与台湾发展更为友好的关系，使台湾对中国大陆发挥一种示范作用，以期最大限度地改变中国。同时，维持台湾现状和阻止中国对台湾的统一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中国的崛起，对保证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也具有积极作用。例如，2003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就曾指出：“日本可能希望台湾独立，以阻止中国大陆侵犯日本的重要海运路线。”因此，冷战结束后日本大幅度地提升了对台关系。
1991年5月5日，《朝日新闻》头条以大幅标题《日本政府决定扩大同台湾的务实交流》报道了日本新的对台政策；1993年2月，日本允许台湾“外交部长”钱复以观光名义赴日本访问；1992年5月，日本政府同意台湾驻日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更名为“驻日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其官方色彩更加浓厚；同月，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邀请李登辉访问日本，但未能成行；1994年10月，日本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反对，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开幕式；1995年，在日本举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日本和台湾之间商谈李登辉出席事宜，但最后在中国的反对下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当时的日本通产相桥本龙太郎仍然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以示对台湾的重视；1999年4月到5月，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周边事态法》等三项法案，标志着日美军事合作并干预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2000年5月，日本除共产党和社民党之外的政党都派人参加了陈水扁的所谓“总统”就职典礼，向台湾表示友好；2001年4月，森喜朗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反对，允许李登辉借“看病”之名访问了日本；2003年12月12日，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交涉，在台湾首次举行了带有官方色彩的日本天皇生日招待会，并且邀请包括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外交部长”简又新在内的台湾政要出席；2003年12月，日本前首相森喜朗访问台湾，有评论认为这次访问有暗助陈水扁选举之嫌；2004年3月台湾“大选”刚一结束，日本交流协会会长服部礼次郎和其驻台北事务所所长内田胜久就向陈水扁发了贺电，并希望今后的日台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2004年，李登辉以观光旅游名义再次访问日本；2005年，日本决定在博览会期间给予台湾旅游者免签证待遇。
除去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对台活动外，日本舆论也更积极关注台湾。日本著名政治家小泽一郎就曾公开表示，如果中国采取武力进攻台湾，日本将不会坐视。日本外交界人士冈崎久彦也撰文指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唇齿相依，台湾若被中国大陆统一，日本必须另寻出路，台湾究竟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还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而言，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问题。2003年，日本首相的外交政策咨询机构“对外关系特别工作小组”和日本外相的外交政策咨询机构“外交政策评估专门小组”分别向日本首相和外相提出调查报告，也强调了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并认为必须进一步强化日台关系。2005年，由日美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的两国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将台湾海峡问题作为两国共同关心的战略目标。由此可见，台湾在日本外交中的砝码已经增大。
在台湾2004年举行“大选”之前的2003年12月和2004年1月，日本外务省曾通过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正式向台湾提出和重申了一份“关切公投照会”，其主要内容有：第一，日本强烈期待两岸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第二，日本非常担心台湾有关“公投”和“制宪”的决定造成台海新的紧张局势，所以希望台湾能够继续遵守“四不一没有”的政策。也就是说，日本虽然并没有直接干预台湾问题的具体政策，但是明显地表示出对台湾问题的关切和希望维持台湾地区现状的意志。
目前，日台经贸关系仍然非常密切，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也非常频繁。日本是台湾地区的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三大出口国，而台湾地区是日本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大陆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日台之间每年的人员往来已经达到了大约200万人次。再加上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对华战略的需要，日台关系还将保持比较密切的态势，其提升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不过，日本对台政策除去必须考虑对华关系之外，还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比较暧昧，二是追随美国，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的制约，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并不明朗，同时会紧紧保持同美国的一致。考虑到这些因素，只能从日本官方和民间与台湾地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找出日本的对台政策，同时还要考虑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不太可能单独采取独立的对台政策，而很有可能与美国一道在台湾问题上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爆发危机的情况下，甚至不排除同美国一道干预台湾问题的可能性。2008年国民党重新回归政权以及大陆和台湾两岸关系趋向缓和之后，日本对台政策以及日台关系同样也保持了稳定，因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使日本避免了非此即彼的选择，符合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