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以下简称教科书问题）是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科书问题已经屡次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但多次引起两国外交上的摩擦，更重要的是日益损害了两国国民尤其是中国国民的民族感情，成为两国关系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直接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与持续发展。
那么，教科书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以及人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和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中日关系而言，这一系列的疑问都是需要回答和研究的课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尽可能详细的叙述，并分析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以及各个方面、主要是中国方面各个阶层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最后将与目前现实的国际环境相结合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可能的展望和建议。
一、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缘起及其过程
1982年，在中日关系中第一次出现教科书问题，引起了双方的摩擦和争论。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在日本国内由来已久，大约在此20多年前的20世纪50年代就成为日本国内的一个问题，只不过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才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并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根据1890年明治政府期颁布的《教育敕语》，要求中小学一律使用由国家统一编写的教科书。与当时日本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相配合，教科书中充满了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侵略和日本民族优越感教育的内容。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废除军国主义的教育。按照美国占领当局的指令，日本废除了《教育敕语》和由国家统一编写的教科书。根据随后不久制定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日本中小学教科书改由民间编写并经文部省审定后出版，再由学校自己选择使用。在《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独立之前，由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以及迫使日本不得不对刚刚结束的战争进行反省，民间编写的教科书基本上都能够比较客观真实地记述日本的历史，包括对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文部省的审定也客观而宽松。但是，日本恢复独立之后，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过去遭到整肃和监禁的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政治势力重新进入政界，这些人与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他们开始试图否定历史，对历史教科书提出了各种不满，要求修改教科书。
1955年，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开始对战后的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他们在一份题为《令人忧虑的教科书问题》的宣传材料中认为，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已经被赤色思想所控制，成了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对学生而言是一种“偏向”教育，于是刮起了一股“反偏向”风。同时，日本的文部省也严格了对教科书的审定，致使当年的大部分历史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迫使一些历史教科书不得不做出修改，对二战中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各种淡化描写或删除，直接导致了日本对青少年历史教育的不足。
面对日本政府的所谓“反偏向”风和大量历史教科书在文部省的审定中不断遭到故意责难的情况，一些具有正义感和希望能够尊重历史的日本学者们进行了抗争。1965年6月，参加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违反日本宪法。这场围绕教科书问题而出现的著名的“家永诉讼案”一共进行了三次，前后历经32年之久，直到1997年才落下帷幕。
在这种强烈的反对声中，1970年日本法院判定文部省的某些审定内容违反宪法。此后，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有所收敛，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又恢复或增加了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记述。但是，80年代后，日本社会部分右翼势力再次掀起要求修改现行历史教科书高潮，并要求和影响自民党政府内部的一些政治势力也开始重新提出教科书问题。1980年10月，日本右翼组织“昭和史研究会”和日本财界组织“经团联”的外围组织“经济宣传中心”先后发表了题为《令人忧虑的教科书问题》和《充满疑问的教科书》等调查报告，鼓动人们对教科书的不满。自民党也成立了“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研究修改教科书的有关法案，同时将所谓“彻底弹劾左翼偏向教育”、“推进纠正偏向教育运动”等内容列入了自民党代表大会通过的运动方针。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文部省再次加强了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以各种方式让作者和出版社“改善”或删除有关记述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内容。
1982年6月25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对第二年4月开始使用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结果，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道。由于在被审定的教科书中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进行了多处“美化”修改，所以这些报道发表后，引起了中国、韩国等日本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应，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媒体都为此而发表声明或报道，对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激烈批评，同时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本政府就此事开始交涉。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第一次演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
在这次编写和通过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中，对有关中日两国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进行了修改或美化处理，如将过去教科书中记载的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前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侵略改为“进入”华北，将过去记载的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也改为“全面进攻”，将“九一八事变”只是简单地描写为“日本炸掉了南满铁路”，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损失严重，于是情绪激昂的日本军队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等等。
教科书问题出现后，中国的新闻媒体首先做出反应。新华社在6月26日的报道中，引用了日本报纸的报道，并详细报道了对“侵略中国”部分的改写，认为这种行为是“日本歪曲历史，美化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0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发表题为《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日本教科书修订问题》的文章，对修改后的教科书进行了批判。但是，日本方面对这些指责与批判几乎没有做任何说明和解释。于是，在7月20日，《人民日报》再次就教科书问题发表了《必须牢记这一教训》的评论，对日本文部省展开激烈批判。2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认为：日本方面对教科书的修改，违反了作为中日关系基本原则和已经确认过去日本战争责任的《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4日以后，中国各大报纸都纷纷开始报道历史教科书问题，对日本教科书和文部省展开强大舆论批判。
与此同时，7月26日，中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肖向前约见日本驻华公使渡边幸治，要求日方纠正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的错误，认为“鉴于此是背离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不利于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也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不能不表示极大的关切。中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纠正文部省审定的课本中的错误”。
面对中国舆论与中国政府的反对，日本政府中有些官员甚至认为中国的行为是对日本进行“干涉内政”，但是对中国政府的正式抗议，日本政府在7月28日通过渡边公使向中国方面表示，《日中联合声明》中关于日本对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深感负有责任并深刻反省的认识未变，学校教育应该反映这一认识，因此虚心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有关修订制度，由文部省加以解释。第二天，日本文部省向中国驻日大使馆公使王晓云进行了说明，认为教科书的写作与编辑都由日本民间进行，国家的意见只是参考，并表示对这次事件深感忧虑并将努力虚心听取中国政府的意见，在今后的学校教育中加强两国友好的教育等。对这些缺乏实际内容的表态，中国政府表示不满并拒绝了这一说明，认为不能同意将修改教科书的责任归咎于民间，日本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查结果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精神。同一天，新华社也指出，日本政府的说明只不过是辩解，是将责任推给了民间。
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原定的日本文部大臣访华计划也被取消。8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日本改正教科书中的错误。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日本派出外务省和文部省官员赴中国具体交涉，但没有取得结果。日本官员回国后，在8月26日制定了一份政府统一见解，由其内阁官房长官公布，表示日本将充分倾听邻国的批评，政府将为此承担责任并加以改正，通过文部大臣发表意见的形式通知全国各地的教育委员会进行实质上的改正。在中国仍然表示不能同意后，9月6日日本政府又制定了一份补充声明，由驻华大使递交给了中国外交部。对此，吴学谦表示，虽然还有若干不满意之处，但较之过去的说明已进了一步，基本上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说明。这次教科书问题所引起的中日外交冲突暂告结束。同年11月，日本教科书审定标准增加了一项所谓“邻国条款”，即“在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
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仍然试图在教科书中修改某些他们不满的内容。1985年8月，日本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完成了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并送交日本文部省审定。在这本教科书中，对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都做了不同程度的美化，比如将“九一八事变”写成是在不断爆发的排日事件的背景下部分关东军被迫独自行动导致的后果，将全面侵华战争写成是日本为了保卫自己的侨民和军人而被迫采取的行为，对南京大屠杀只是在描述南京陷落一句中加了一个注脚，而且认为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定论，将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和为了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新编日本史》经修改四次后于1986年5月被审定合格。《朝日新闻》披露这一消息后，再次引起日本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日本国内一些要求客观正确认识历史的人士对这本教科书被审定合格进行了激烈批评，中国等东亚国家也纷纷谴责日本右翼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和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该教科书的行为，中国外交部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对此，日本政府又要求作者重新进行修订和申请审定。中国等国在提出自己的意见后也没有将此事进一步扩大。这次教科书事件不久就平息了下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日益保守和右倾化，日本右翼势力试图修改教科书的活动有增无减。1994年，东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藤冈信胜等人公开要求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暴行的记述。1995年1月，这些人成立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明确提出要求修改历史教科书。1997年1月，日本电通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和藤冈信胜等人又发起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编撰新的历史教科书。2000年4月，编撰会完成《新日本史》书稿的编写，送交文部省审定。2001年4月，日本文部省审定该教科书合格，从而又一次掀起了教科书问题的波澜。
藤冈信胜等人提出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主要就是否认或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对近现代历史进行彻底的修正，以消除日本的所谓“自虐史观”和其他国家的“反日史观”，重新树立日本民族的骄傲和民族精神。他们认为，战后以来日本的近现代历史教育被两种历史观所主宰：一是来自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国际史观”，是建立在苏联为日俄战争复仇基础之上的历史观，“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光荣历史描写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军事帝国主义的黑暗的历史”；二是来自美国等国家的“东京审判史观”，是战胜国把战争责任强加给战败国日本的历史观，“不承认日本在亚洲领导的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而且，在自由主义史观看来，这两种历史观充满了对日本人的恶意，是宣扬黑暗和自虐的历史观，以致造成了日本国家精神的解体，因此要将反映历史的教科书重新修订，将所谓“故意”给日本人抹黑的“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七三一部队”等记载删掉，同时要编写所谓能够“把日本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正确描绘日本国和日本人，赞美祖先的荣耀，了解和感受他们失败的痛苦”的教科书。
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他们编写的《新日本史》教科书中充满了对日本历史与文化的颂扬和对中国等国家的贬低与攻击。例如，对“九一八事变”的描述，该书认为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是日本根据条约所得到的，但由于中国的排日运动和苏联对东北的威胁才迫使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满洲国”是在中国大陆第一个建立现代法律制度的国家；“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是由于有人向正在演习中的日本军队开枪而引起的，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也是由于日本两名日本军官被杀而引起的；南京大屠杀存在很多疑点，目前仍在争论中；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对亚洲的占领鼓舞了当地民族从西方殖民国家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法说哪方是正义的，只是国家利益之间冲突的一种手段；战后的东京审判是不公正的，是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等等。
《新日本史》教科书被审定通过后，当然又一次引起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和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应，日本国内一些和平友好人士对此提出反对，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2001年4月3日，中国教育部发言人代表中国教育界对日本方面审定通过有关历史教科书表示愤慨。同一天，中国驻日大使通过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对日本文部省通过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一事表示强烈不满。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反对歪曲历史美化侵略，并认为日本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月12日，中国驻日大使约见日本外务次官，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5月16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向日本提出了八条对教科书的修正要求。在此情况下，日本文部省对有问题的教科书进行了重新审定。但是，在7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由于未发现明显违背史实之处以及日本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所以不能根据中国等国家的要求对教科书进行进一步修改，同时也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坚持承认和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立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回应极为遗憾，并再次要求日本政府严肃认真听取亚洲受害国家人民的呼声，采取实际行动，妥善处理教科书问题。但是，即使如此，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2005年4月，同样又出现了一次教科书问题。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国内就一直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存在着尊重历史还是篡改历史的争论和斗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更加国际化，先后出现了四次较大的围绕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而引起的外交争端，使其成为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具有不同历史认识的主要典型事件之一，也成为影响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出现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原因分析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历史教科书问题呢？实际上，历史教科书问题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一样，同属于历史认识问题。也就是说，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段历史，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日本国内大部分国民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或者说不愿意承认甚至意图美化日本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的历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以下的一些原因造成的：
1.日本天皇制政权的持续存在。日本的天皇制是一种独特的国家政治制度，尽管天皇本人在日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一定真正实际掌握政权，但其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和感召力却是无人能比的。日本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其统治者就是天皇，即使在天皇大权旁落的贵族和将军统治的时代，天皇也没有被废除。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日本从未有过改朝换代，即一直是天皇一家的所谓“万世一系”。因此，天皇与日本已经密不可分，天皇就是日本，日本就是天皇。尤其在明治维新以后，天皇的地位更是被抬高到了吓人的地步，成了日本人心中不可仰视的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但日本不同于另一个战败国德国，整个法西斯政权都被摧毁，四年后重建的两个德国都与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没有丝毫联系，而日本却是在盟军进入日本本土之前就宣布了投降，日本的天皇制国家政权并没有被摧毁。战后虽然美国军队占领了日本，也对天皇制实施了改造，但为了减少日本国民的抵触情绪和按照美国的利益顺利改造日本而对日本实行了间接统治的方式，即利用天皇制和日本既有的国家政权对日本实行统治。因此，天皇制被保留了下来，日本政府除去像军部这样一些明显为军国主义服务的部门外，几乎全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战前和战后具有国家体制继承关系的战败国来说，要正确、客观地看待侵略战争的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否定过去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否定自我。时至今天，日本的国旗、国歌和军旗，仍然是战争期间使用的国旗、国歌和军旗，这常常会让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们想起过去军国主义的日本，但日本并没有想要用其他的国旗、国歌和军旗来取代它们，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这些东西是日本整体的一个象征，日本不可能把自己否定。
2.美国对日本改造的不彻底和紧密的日美同盟关系。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实行了民主化改造，其中包括消灭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和整肃战犯。但随着1947年美苏冷战的出现，美国对日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将削弱和改造日本的政策转变为扶植和复兴日本的政策，其目的是将日本变为能够阻挡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堡垒。于是，对军国主义分子和战犯的整肃活动很快停止，过去受到限制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又重新开始恢复正常生活。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后不久爆发的朝鲜战争，更使美国加快了扶植和复兴日本的步伐。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1951年召开旧金山和会，通过《旧金山和约》使日本获得了独立。此后，一些在战争期间支持战争的旧军人和军国主义分子更加有恃无恐，甚至有些人还进入了政府，重新执政。这些人当然对过去的历史会进行美化或者掩盖和否认。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日美同盟关系则使美国在对日政策上更多地是重视日本目前对美国的政策协调与协助，而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表现采取了一种宽容甚至纵容的态度，客观上也助长了日本对历史的歪曲。
3.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及国际地位的迅速崛起。日本利用美国的保护和战后国际社会的优越条件埋头发展经济，不需要承担巨大军费，反而还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特需生产刺激了自己的经济，并充分享受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贸易体制和廉价的能源，从20世纪50年代起其经济就持续高速发展，仅仅用了20多年时间就迅速崛起，实现了自己近代以来的梦想，在经济上超过了欧洲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其经济大国地位的奠定，使日本恢复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而失去的自信，并且使其踌躇满志，想要发挥大国作用的梦想再次出现。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右倾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增强，在外交上也加快了其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试图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近代以来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对亚洲周边国家的侵略和统治，使其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道义形象。对此，一些日本人不是通过彻底反省历史来重新树立日本的大国形象，反而试图通过否认历史来做到这一点。例如，日本右翼作家林房雄在其《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宣称：“一国的繁荣不能仅仅用经济繁荣来衡量，重要的是确立精神支柱，即恢复国民的自信。日本已经繁荣，但灵魂之旗尚未飘扬起来。被强制性地割断历史和战争犯罪意识，使多数日本人委靡不振，在一片升平的暗谷中彷徨。我写此书，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在充满苦难的东亚百年战争中英勇善战的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一名攻击现有教科书的右翼学者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认为教科书问题的焦点就是“如何再一次塑造现在的日本人”、“如何把自己的孩子造就成比平成时代的日本人更具有坚强意志的日本人”。也就是说，这些人自恃日本经济的成功和国际地位的崛起而想要恢复过去日本民族的所谓武勇和忠诚的性格，因此就需要歌颂而不是反省过去日本的历史，当然更谈不上批判。
4.日本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和单一民族的国家，在其传统文化中非常注重人际关系，讲究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但是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却常常缺乏应对的能力，总是或者恐惧过度、不知所措，或者颐指气使、强力相向。反映在其对外关系中，就是或者表现得非常自卑，或者又表现得非常自傲。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也缺乏宏观意义上对善恶标准的价值判断，没有正义与否的观念，反而是其崇拜祖先的习惯被用来抹杀了对非正义的历史审判，如他们对死去先祖的过错都不会去追究，反而会将这些人看做是神来加以纪念，而不管这些人生前做了些什么。正像美国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与刀》一书中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后所得出的结论，西方文化是一种所谓“罪感”文化，即认为人类是有原罪的，因此常常需要去忏悔和反省，但日本文化却是一种所谓“耻感”文化，对自身没有罪恶与否的观念，而只有羞耻与否的观念。因此，日本一些人从来不认为过去日本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罪行，总是将其归咎于历史上的殖民时代，不从自身去寻找原因，反而因为战败而感羞耻，所以也就不会认为自己犯下了罪行而需要忏悔和反省，反而一直试图寻找机会洗刷掉战败的耻辱。
三、中国各方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的立场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中日关系也常常被这一问题困扰。面对日本不断出现的教科书问题，中国作为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家，当然不能不做出反应和表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政府、学者和民众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方面的立场。这三个方面既有一致的地方，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地方。
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总方针，是稳定周边，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尽量谋求与日本的合作关系。有鉴于此，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遵循“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来处理对日关系。也就是说，要立足于目前与未来而发展两国关系，但不应该忘记历史。当然这一历史既包括中日两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历史，也包括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相互对立和战争的历史。只有总结和发扬历史上两国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记取历史上两国关系恶化所带来的教训，才能够避免不愉快的历史重演，真正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主动提出放弃对日本要求战争赔偿，并希望两国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中日复交后的十年间，两国几乎没有因为历史问题而发生过什么外交纠纷，甚至两国政府都有意识地寻找一些中日友好的历史事例来进行正面报道。中国政府即使对日本提起历史问题，也是希望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一个教训来记取，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不愉快，以致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友好关系。
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方面出现了历史教科书问题。虽然编写和审定教科书是日本国内的事情，但对于过去已经有了定论的历史进行明目张胆地修改和否定，必然会涉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尤其是作为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等亚洲国家，不可能不对此做出反应。面对历史教科书问题，中国政府按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表现出了一种既坚持原则又有所克制的态度，即既明确反对日本修改和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举动，希望日本不要忘记历史，同时又不拘泥于历史，千方百计避免因为历史问题而破坏目前以至未来的中日关系。如在1982年、1986年、2001年和2005年的四次历史教科书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是利用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希望日本方面理解和尊重中国国民的感情，切实改正对历史的错误修改，而同时也一再强调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国内民众由于教科书问题而引发的强烈反日情绪则采取了疏导的做法。
相对于中国政府，中国的学者们表现得更为理性和具有建设性。作为中国人，当然大部分学者对历史问题同政府有着相同的看法，认为不应该忘记历史，对日本有些人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试图修改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做法感到不满和愤怒，但他们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不满与愤怒上，同时还努力了解和介绍日本国内的情况，分析日本右翼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出现教科书问题究竟有哪些原因等。在每一次的教科书事件中，中国学者们都针对具体的教科书进行分析，指出其中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并呼吁日本方面能够尊重历史。与此同时，作为解决包括教科书问题在内所有历史问题的构想，中国的学者们从中日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也提出了各种建议或展开了各种观点的讨论。例如，提倡通过客观和细致的调查和取证来进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个案研究，以此来补充历史事实的不足并驳斥日本右翼对历史事实的篡改；提倡扩大两国的文化交流，尤其是通过两国学者的共同研究，增进相互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信任与理解；提倡通过寻找两国间更广泛的共同利益来重新奠定两国关系的基础，以此来逐渐淡化历史问题。2003年年初，甚至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对日关系新思维”，认为历史问题不应该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建议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更大让步，不再追究历史问题。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中日关系中存在着的历史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政府单方面不提或让步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何况即使说中日关系目前存在问题，似乎也并不是因为历史问题造成的，这一问题只不过是被用来作为双方经常争吵的一个表面问题而已，其实两国间真正存在着的问题是各自战略地位的变化等因素，而且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不考虑自己国民的情绪，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当然也必须考虑中国民众的情绪。
面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等历史问题，中国民众一般都表现得情绪比较激动，而且一般会直接认为日本这样做就是要复活军国主义，就是想要回到过去重新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时代。根据近年来的一些舆论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整体印象在下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历史问题，如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等。在民众对日本的各种不满中，甚至不排除一些缺乏理性的指责批判或者行动。例如，由于1982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及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而引发了1985年9月18日北京及西安等地大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反对日本经济侵略和抵制日货的运动；2005年围绕建造北京到上海高速铁路问题又引起了很多人对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担忧和反对。当然，中国民众中存在这种激烈情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后长期以来中日两国的相互隔绝，使中国大部分民众对日本的了解仍然还停留在过去，对今天的日本缺乏全面的了解，仍然将今天的日本看做是过去战争期间的日本，而且不加分析和区别地将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同时，在过去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战争中，中国民众是最大和最直接的受害者，在中国民间仍然有很多人对几十年前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难以忘怀，记忆犹新。如果现在由于日本一些人对历史教科书的修改而使过去的历史重写，让受到伤害的中国民众连这一点最起码的正义和道德支撑也将失去，可想而知，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感受，会做出什么样的激烈表态。对此，除去政府和舆论的积极引导之外，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日本方面对历史问题做出真正深刻的反省，不要再发生类似教科书问题这样篡改和美化历史的问题，因为中国民众在对日态度上的激烈情绪不可能完全由中国政府所控制，也不可能完全由中国的学者们所引导，反过来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决策和左右中国学者们的对日研究取向。
中国政府、学者和民众在教科书等历史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态度虽然激烈程度不同，但在反对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和其他否认侵略战争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即使是比较激进求新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主张，也只是希望中国方面对历史问题不必太敏感和介意而加以淡化处理，但并没有主张赞成日本一些人对历史的修改和美化。
四、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展望与建议
中日两国由于所经历的历史及其体验不同，以及双方文化以及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不同而造成了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在目前现实的国际环境下，如何解决这一分歧和矛盾，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涉及民族感情与民族文化传统，所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日本方面还会出现类似教科书这样的问题，中国方面也肯定会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双方在外交上还会因为历史问题而纠缠不清。但是，中日关系毕竟不仅仅是历史问题，所以双方关系也不会因为历史问题而走向决裂，只不过这一问题对双方国民的感情影响极大，对双方的友好关系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随着全球化和民主化在全世界的进一步推广，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真正基础越来越在于国民。
中日需要友好与合作，这是中日两国大部分人的共识。既然如此，就应该双方共同寻找友好与合作的途径。对教科书这样的历史问题，同样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首先，从日本方面来说，需要具有尊重历史和维护正义的观念，尤其是日本政府，需要做出内心真正的忏悔和反省，否则历史问题永远无法真正结束。对已经有定论的历史进行修改，只会弄巧成拙，越抹越黑，损害日本自己的国际形象。从中国方面来说，则既不忘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对历史问题，中国除去坚持正义原则外，还应该注意客观、公正、严肃、科学，尽量避免使这一问题泛政治化。在面对日本右翼对历史事实进行篡改时，当然中国应该明确反对并提出自己的主张，但要做到客观真实，有理有节，对目前的中日关系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要有所介绍，逐渐使国民整体都能够学会理性、客观和公正地去看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中日之间存在着的历史问题，避免出现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除此之外，还可以尝试在中日双方主流学者主持下共同编写权威的历史教科书，同时继续扩大和加强民间的交流与理解，增加双方对历史的共同认识。
另外，必须在历史问题之外去寻找改善中日关系的根本途径。中国与日本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在这一地区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的责任。只有将两国关系定位在双边关系之外的更大范围，中国和日本才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只有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充分发挥两国的主导作用，才能够增加中国与日本的共同责任。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会使中日两国找到新的友好与合作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历史问题会自然地逐渐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