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费十四年时间游历各国，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真实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余老师好像一直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生命状态，您写《文化苦旅》似乎就有点践行这种理念的意思。
余秋雨：是的。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伪斗士”的出现，都是使足了劲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的学生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孔子的政治主张当时几乎没有被任何统治者所接受，他已经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十四年的流浪，回来了。回来以后，作为一个老人必然遇到的痛苦，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他刚回到家里，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他五十五岁离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妻子。妻子等了他十几年，却在他到达的前一年去世。我们无法想象老人踏进家门时的情景。在没有便利通信的时代，妻子直到临死也不知道丈夫还能不能回家，但她还是把一切井井有条地收拾了。十四年的主动别离，对于这一对已经年老的夫妻来说，代价实在太沉重。这中间的默默牺牲，其悲壮程度，不亚于古希腊悲剧。在孔子回家的第二年，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中国家庭伦理基石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孙子，他将延续孔门的千年血脉。
王湘宁：好在他还有子路，有颜回，这些跟了他那么多年的学生，还能够让他有个寄托。
余秋雨：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又过了一年多，孔子最喜欢的颜回也去世了。他对妻子的去世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但对颜回的去世，他就向着上天哭喊了：“噫！天丧予，天丧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又过了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时卫国发生内乱，子路闻讯，赴难就义，死得很惨烈，被人家剁成肉酱。差不多同时，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一个老人，一个老师，和他的学生已经完全不能分开。学生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
至少，在吃闭门羹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幽默。他曾在郑国和学生失散了，站立在城门口，学生们在找他。有人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惫惶惑有如丧家之狗，大概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吧？子贡顺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孔子，并把这个人的话告诉他，孔子笑了，说：说我像丧家之狗，是的啊，是的啊！可见这是一个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回来以后，他幽默不起来了。面对亲人和学生的一个个去世，他感到非常紧迫。他回来后任务很重：一方面，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拜到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来者不拒，要给他们开课；另一方面，他还要大规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这是一部编年史，中国编年史的体裁最早就是由此开创的。在思想内容上，《春秋》还提出了大一统、尊王攘夷、王道等等重要和核心政治观念。
裘小玉：这些，也就是后来最深入人心的政治观念。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可能汉武帝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余秋雨：一部编年史变成了一部政治学，这个学术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外一些顶级哲人的思维，是通过讲述往事来体现的，这比“裸露状态”的哲理更有价值。因为失去了时空定位的哲理，往往只是一些离开树枝的落叶而已。孔子以编年史的方式表达的政治观念，证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过的，因此已经具有实践参证。
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有人在西边狩猎获得了麒麟，他听到以后，心中一震，说：“吾道穷矣。”他感到上天给了他一个信号，他已经靠近大限了。因为麒麟是仁兽，仁兽被猎，就意味着一个重要人物要结束他的生命了，他觉得这就是自己。于是，他那一天在《春秋》上写了四个字：“西狩获麟。”《春秋》就此结束。
《春秋》后面的篇章，是他的学生补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自己的“编年史”也结束了。他开始得病，得病以后更觉得自己真的要离开了，所以他唱了一首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下来了，梁木要断裂了，哲人要枯萎了。七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活了七十三岁。
先秦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但奇怪的是，“仁者寿”，智者亦寿，先秦诸子的寿命都很长。墨子活了八九十岁，孟子八十四岁，庄子八十四岁，荀子七十八岁，比起来孔子算少的了。当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韩非子，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总的说来，先秦诸子以高寿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厦的建造，而这个思想大厦当中，最被历史记忆的还是孔子这座大厦。
司晨：我记得鲁哀公还专门作了诔文悼念孔子，这好像是最早的诔文。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伟人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后，才纷纷醒悟那个人好伟大。
余秋雨：这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活着的人总是有“争议”，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争议”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争议”结束，立即“伟大”。但孔子的死确实是一件大事，因此当时的葬礼比较隆重。
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庄严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孔子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他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的丧葬仪式之隆重，我们可想而知。
鲁哀公作为一个国君专门撰文悼念这么一个士，已经开了一个先例。但是，更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方式。这种守墓，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搬过来一百多家，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学生们就这样整整守了三年。本该告一段落了，但子贡还要继续再守三年。子贡守在那里，其他学生也来看望。结果，一个延续多年的仪式就构成了雏形。
王安安：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仅是一代代学生们的纪念对象，而且成了很多王朝提倡的一个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亲自来扫墓。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的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都来了。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这个孔子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他的七十三岁，留在了他的著作和他的一代代学生们心上，而不是祭坛上；另外一个孔子是被偶像化了而膜拜的那个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尽管仍然是他的学说，但是由于挪移了重心和部件，使学说的本体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
王安安：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是不是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孔子的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认识、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从宏观上讲，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的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奇迹。我认为中华文化作为古文化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与他的名字有关。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孔子的学说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这些人考上后拿了孔子的学说真的去做官，那么无论在考试层面、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这个孔子和原来的孔子是有距离的，他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的。
我们为这个事情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顾炎武先生说：“仲尼，一旅人也。”顾炎武先生自己也走了很远的路，最后终于体会到：孔子再伟大，在本性上只是一个旅行者，一个走路的人。这个称呼很亲切。由此可以庆幸，那个真实的孔子并没有失去，还有人懂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