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一般情况来说，无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英国，或是11、12世纪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的地位莫不远逊于男子。读书上学，自谋职业，处处受到钳制，才能无处发挥。伊莉莎白所在的英国比李清照所在的中国虽然要先进且开放得多，女权运动也早冲破男子在社会上独霸的局面，妇女走向社会，在各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殊多。但是伊莉莎白却因病而蜷卧闺中，其生活圈子的狭隘窄小可想而知。她在给白朗宁的信中就写道：“我一向只是蒙着眼站在这个我将要离开的‘圣殿’里，我还没有懂得丰富的人性，人间的兄弟姐妹对于我只是一个名称而已。高山大川我都不曾瞻见——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过。”
然而，使我们惊异的是，伊莉莎白并没有因为病痛而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个人的悲哀中，她还关心当时社会的现实。她读书看报，看到童工干着力所不能及的笨重劳动和黑人所受非人道的歧视的消息，一种深厚的同情使她扼腕，她怒向刀丛觅小诗，写下像《孩子们的哭声》、《逃奴》这样向社会控诉的现实主义的动人诗篇。
写于1843年（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仅仅数年）的《孩子们的哭声》是一篇充满炽热激情的诗篇，控诉维多利亚时代为了追求利润不惜付出儿童的稚嫩生命的制度。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如此严厉谴责这种残忍虐待儿童制度的诗篇，竟出于一位足不出户的女作家笔下。她的生活与社会隔离着，但对社会种种却十分关怀。这首诗包括十三诗段一百六十行诗。诗中提出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本来应该享受童年的欢乐的，那牧场上咩咩叫唤的小羊，林中窠里啁啾啼鸣的小鸟，不是都那么自由快乐地生活着吗？可是现在推行“利润第一”的政策，不顾死活把孩子拿来做赚钱的工具，国家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大啊！孩子在漆黑的矿穴里，拖着沉重的煤车，或在工地上转动着大铁轮。机器整天不停地轰鸣，孩子听不见自己呼吸的声音。他们日渐苍白消瘦，饥饿劳顿至死。孩子们在暗中哭泣，那声音凄楚高过壮士们愤怒的诅咒。这首诗发表后引起读者群众的强烈的反响，迫使英国国会在1844年通过了禁用童工的条款。
她对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的同情，还表现在替黑人说话的《逃奴》（1848）长诗中。这是她应美国废奴团体的请求而写的。伊莉莎白，这个种植园主的女儿，与她那暴戾的奴隶主父亲的意见相悖逆，却是黑人奴隶的同情者和代言人。《逃奴》一诗长三十六诗段，每段七行，共二百五十二行。诗中叙述一个美国女黑奴的悲惨故事：她起先被白人奴隶主强奸凌辱，后来她爱上一个黑人青年，与他秘密结合。但因当时黑奴没有结婚自由，丈夫被抓走了，永远没有回来。她寻找他被害的地方，趴在地上，摸着他的血迹号啕大哭。这块杀害奴隶的地方就是在1620年英国清教徒移居美洲，登陆寻求自由的地方。她的孩子也被杀死了，她独自潜逃未遂，最后被白人鞭打致死，伊莉莎白同情黑人不是偶然的，早在1833年英国废除奴隶制之后，她的父亲在西印度的种植园被毁掉的那时，她就表现了因黑奴得到自由的欣喜。
伊莉莎白婚后长年住在意大利。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她兴奋，使她鼓舞。《圭迪公寓的窗子》（1851）、《写于议会之前》（1860）等诗支持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争取祖国自由统一的斗争。
从以上简单的论述看来，民主主义的精神、人道主义思想在她的诗集中常闪现出耀眼的光芒。这种思想在后来的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中不乏强烈的反映，但伊莉莎白的诗作较早，况且她比那些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的作家的自然条件要差多了。她的诗的题材还是广泛的，关切社会问题又是细微深刻的。从她的生活角度来看，也可称得上难能可贵了。
再看看李清照。她的一生恰巧在两宋交替时代。在她度过天真无邪的少女时代，嫁到赵家去以后，由于赵李两家分属于两个对立的政党，她就处于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的环境里。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属于当时贪暴的蔡京集团，李格非对之早有反感，于是他的名字被列在元祐党人碑上，受到蔡京集团的排斥和打击。所幸明诚对宋室忠奸有清醒的认识，宁可“失好于父”，表示了对蔡京集团的不满。李清照目睹宋室衰微，北方辽、金势力日强，忧国忧民，写了不少具有进步历史观的诗文。如《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两诗中就有：“子仪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俱在。”又云：“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这样借唐朝历史讽刺并规劝当朝，立意在希望统治者识别忠奸，重整乾坤，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这样的卓见胆识出自封建时代的闺中少女之口，自是极为罕见的。
对于金石书画、文物古籍的收藏整理的志趣，那种“夜尽一烛”不辞辛苦的校正勘误，那归来堂中的饮茶赋诗的逸兴雅趣，淋漓尽致地写在《金石录后序》里，刻画出一位为了祖国文化的搜求采集而不遗余力的女学者的形象。对于一个官宦人家的妇女，厌弃“明珠翠羽”的豪华生活，远离政治动荡的京师，甘心淡泊的乡村故里的生活，又是何等的胸襟啊！她又何尝只是沉浸于甜蜜的爱情生活的小圈子里呢？
然而金人日逼，宋室失政，徽、钦被掳，迁都临安。作为金石文物的爱好者，清照和明诚对于朝廷政事本不甚关心，但这时清醒起来，感到时局危重。他们在家乡也无法居住，只好“飘流遂与流人伍”而逃难南下了。这时他们对于自身安全命运的关心，远不及对多年收藏整理得“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的那盈箱溢箧的文物的关心，明诚在与清照话别时还谆谆嘱咐她如何处理这些东西。
清照后半世的生活随着宋室南迁而顿入凄凉之境。在国危家难的流亡途中，清照由于自己心情的悲哀，联想到二帝北狩的艰辛，写出《失题》的断句：“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一方面写自己人地生疏到了江南，感到政治形势令人寒心，宋室赵构不思抗敌，只求苟安。清照由自己感受到的流亡者的痛苦而想到徽、钦二宗被掳北去，真是如易水悲歌所吟的那样，一去不复返了。再深一层想到北方御敌的战士们无人关怀又是多么艰难悲苦啊！这诗虽仅存了两句，但爱国的悲愤激昂之情跃然纸上。她饱含一腔怨懑愁恨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力透纸背的《夏日绝句》，谴责赵构的逃跑主义，表现了过人的胆识和魄力。
明诚去世后，清照孤苦伶仃，晚景倍极凄凉，词中更多悼念感伤之作。但我们也应看到，她不是沉浸在个人身世的哀愁中。这个人的哀愁，总是与感叹国家一蹶不振的形势结合起来再现在作品中的。对时局的未来，她忧心忡忡。怀念亲人与“中州盛日”的美好回忆交织在一起，显得感慨万端。她那别具风格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更用浪漫主义手法写出词人奇伟的想象，开阔的意境，气势磅礴，宏伟壮观。腾越庸俗黑暗的现实，梦魂直归帝所，问以渺茫的前路，最后终于追求得理想的“三山”。这样崇高豪迈的格调，在中国诗词中诚不多见。
伊莉莎白和李清照的诗歌内容虽然迥不相似，但她们的襟怀抱负各有千秋，显然都属于进步范畴，不囿于家庭琐屑，用情又能不溺于情，卓才英气，同出一辙，这也是可以类比的地方。
